再说蒋百里:空有一腔爱国热情，终生一事无成

蒋百里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他所希望的所憧憬的所追求的都没有实现，所谓怀着希望而来，满腹遗恨而去。

如果说他这一生有那么一件事情是有始有终的话，那只有东渡日本求学的那六年。在这六年里，先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进入成城初级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实习一年。后又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以少尉的资格进入部队实习。

读完了陶菊隐《蒋百里传》，我有这么一个疑问，那就是蒋百里在日本究竟学的是什么专业？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蒋百里在实习的这段时间内曾经进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这个信息让我很意外，一个步兵专科的优秀学生为什么要去实习后方勤务呢？这似乎不符合逻辑，不是应该到部队当中去实习军事指挥吗？

另，还有一个信息，由于当时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为了帮助他们，蒋百里办了一个临时预备班，而蒋百里给他们讲解的课程主要是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及其升调手续等等，与军事指挥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联系，与上面所提到的实习后方勤务却是有直接的关系。

再联系到蒋百里的《国防论》，里面的内容也大多是介绍国外军队关于国防建设之类的内容，对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之类少有涉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蒋百里在日本的六年他的专业是什么？他的主攻方向又是哪些呢？作为一个少尉级别的实习军官，他对军事战略战术的研究和掌握又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1906年，蒋百里学成归国——当时他在杭州求是书院求学时的监院（校长）陈仲恕此时正在盛京将军赵尔巽处当幕僚，于是向赵尔巽推荐了他，被委任为督练新军的最高机关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地位不可谓不高。但由于旧军害怕自己将来会被新军所代替，所以对新军特别排斥和抵制，作为新军训练的负责人，蒋百里自然排在被抵制的首位。而且蒋百里年少气盛，对没有学历和耀眼背景的旧军将领自然是不放在眼里，关系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旧军代表张勋和张作霖等人的抵制和逼迫下，蒋百里到任仅三个月便离开了东北，在赵尔巽的安排下去了德国，成为德军的一个实习连长——蒋百里的第一次入仕就这么半途而终草草了结。

此后，蒋百里又在德国以连长的身份实习了三年，在诸多撰写蒋百里传记的人们笔下，着重描写的却并非他在军事领域的成就和学习过程，而津津乐道大写特写的却是他的业余生活和他的一些传闻。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一个所谓军事奇才的诞生过程和努力学习的过程，倒是看到了一个交际家和文学家的影子。蒋百里在德国的日子，除了买书就是交际，赵尔巽给他寄的款项，他买了很多书，军事类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文学类的，爱好旅游爱好交际爱好跳舞，还拜了一个德国干娘，之前他就拜了一个拜门老师廕昌。什么是拜门老师？就是以拜老师的名义找个靠山或者向上攀爬的政治阶梯而已，也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所谓某某大人物的“门生”。廕昌是清末大臣，当时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所以蒋百里得以参与清朝与德国皇室的外交事宜，这就不得了了，直接跟大清上层建筑拉上了关系，这对蒋百里而言是殊荣，也是他名声大噪的原因之一。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蒋百里早年的声名鹊起、为人所知大半靠的是并不他自身在专业学习方面的成就，而是因为结交了很多名人和权重人士，并且相交颇深，这些名人或者权重人士的青睐和当时社会环境对于留学人士的迷信及文人们的宣传抬举，使得他名声大噪，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交际能力和口才及人格品质，而我们今天所探究所注重的军事能力在他的早年开挂的人生中只是作为一个富丽堂皇的标签而存在。

蒋百里跟随廕昌于1910年回国，曾经短暂的任过皇室重臣良弼掌握的禁卫军管带（营级）。几个月后，又重新担任此时已升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督练公所总参议，不幸的是他依旧重复了昨日的故事，依旧为旧军将领们所不容，工作依然无法开展，最终第二次被迫离开东北。回到浙江，他的士官同学蒋尊簋任浙江都督，聘蒋百里为参谋长，本来也是不错的，但不久，蒋尊簋的浙江都督之位你抢我夺的军阀混战中也丢了，蒋百里的参谋长也就化为乌有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对一位大人物的评价里有这么一句话，叫作“足不履危地”，一到危险时刻拔腿就走，蒋百里也有这毛病。看来，知难而进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下面我们来说说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校长的经历。

保定军官学校是由蒋百里的拜门老师廕昌创办的，前身是北洋武备学校。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一片混乱，校长赵理泰几乎不理事，更别提什么有效管理和正常运行。总之，保定军官学校除了在外面充充门面之外一无是处，荒废至极。由此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和抗议，段祺瑞曾经一度想关闭它。但廕昌反对，他向袁世凯推荐了蒋百里，蒋百里也非常想实现自己的强国梦，因此推掉了蔡锷的邀请，于1912年底走马上任。

陶菊隐在他的《蒋百里传》里很详细地记述了蒋百里上任时的风采:“一个白面书生，身着黄尼军服，外加红缎里子的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蹬擦得发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头高大的马.....

一声号令，两排站开，百里向学生做了第一次训话:

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应该说，蒋百里确实是抱着一腔爱国的热情和作一番大事业的抱负来到保定军官学校的，决心是坚定的，信心也是有的，也做了很多工作，保定军官学校在他的努力下也确实面目一新。但他低估了世事的艰难和派系斗争勾心斗角的复杂，虽然他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在经费无法到位、派系争斗、各方互相推脱的情况下由失望到绝望——大话说下，退无可退，他只有兑现诺言开枪自杀（当然他并没有死）。至此，他的校长生涯仅仅半年时间。

这个事件影响很大，震动朝野。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忠直爱国的高大形象，让很多人尤其是他的学生们引为榜样和以他为师的自豪，达到了名士的巅峰。但，回过头来，我们又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清高孤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迂腐。如果按照他的办学逻辑，我党在延安及各根据地创办的抗大等大大小小的学校在那种历史形势下和艰苦条件下是无法办成功的——办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才，有条件固然好，没有条件那就应该创造条件尽一切可能去克服，而不是去逃避和自戕。所以依我看，蒋百里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生涯只是展示了他个人的个性、洁身自好的品质和收获了极大的名声，除此之外，留给学生和社会的还有什么呢？

而且，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切操作都是照搬日本士官学校，教官也都必须是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大，原方不动的在中国的锅里炒日本的菜，未必合适吧？所以，教育家这个称号其实很勉强，因为，短短的半年时间也不可能会有实际、实用甚至影响深远的教育成果。

自从保定军官学校风波之后，蒋百里的军事生涯就基本结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南北辗转，任职颇多，但总如浮萍一般，一事无成。做过袁世凯的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参议，做过蔡锷的总参议，陪伴蔡锷到日本治病，任黎元洪的总统府顾问，参加梁启超的欧洲考察团，任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也辅佐过孙传芳，都以失败而告终，后又投奔蒋介石。

1929年唐生智倒蒋，蒋百里被怀疑参与其中，于1930年被蒋介石软禁，后与蒋介石达成和解，被释放。被释放后的蒋百里有了很大变化，政治态度与前大不相同，在他最后的几年里，大肆吹捧蒋介石，文章写了不少，抗日战略一字不见。最后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一个多月后病逝。

所以，在蒋介石政府的生涯里，蒋介石也只是把蒋百里作为连结各方势力的工具和招牌，表面上尊重客气，实际上并不信任，蒋百里也从来没有进入过蒋介石的权力中心，只是个陪衬和花瓶而已。

其实，蒋百里从心里是非常想证明自己的，也想独自指挥一支部队，但无奈他总是在做别人顾问或者总参议或者参谋长，没有人放心把一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对此，蒋百里本人也是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这里是参谋长，那里也是参谋长，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对于军事方面，其实他从未参与过，在日本以排级实习，在德国以连级实习，在清朝禁卫军以营级履职，时间都不超过一年，试想，这种经历怎么可能会产生一个战略家和军事家呢？没有实践就只能是空谈家空想家。

程思远回忆

有人说蒋百里在1923年就已经预言中日早晚有一战，来衬托他的富有远见，这不稀奇，毛主席在1916年就预言二十年之内中日必有一战，具体时间都提出来了，这不比蒋百里高明？

还有人把所谓蒋百里的对日战略归结为以空间换时间，这同样很可笑，这分明是白崇禧提出来的嘛，什么时候成了蒋百里的了？再说了，这战略也不高明吧？什么是以空间换时间？不就是以丢失土地为代价来换取一点缓冲的时间吗？其主要思想就是被动挨打的姿态，一点也不高明。再看看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首先就挑明必须要主动灵活，要把握主动，把握了主动权才会有效的有力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才是战略。

所以，归结蒋百里的一生，总是寄人篱下替他人作嫁衣裳，富有爱国热情空有一生抱负却无法实现，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