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中苏交锋有多激烈

1958年是中苏关系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由于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轰金门三个事件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为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全部撤回苏联专家埋下了伏笔。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温情。当时在我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大概有一千多名，各个领域都有。其中在海军司令部的苏联顾问大概由于双方的配合比较默契和顺利，关系也比较融洽，出于好意，他们四次向中方建议中方可以向苏联提出援建核潜艇，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应该问题不大，应该很容易就会得到苏联的帮助。

当时苏联已经向中方提出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的意愿，条件是共同投资、所有权共有。这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毛主席自然不会答应。主席的意见是由中方单方面投资，苏联提供技术，所有权归中方，建成后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这样，主动权就握在了我们手里。但是，彭老总在1958年6月5日给毛主席的报告里显示了苏方仍然坚持双方共同投资，并提议在六月上旬就派专家来选址、勘察、制定计划，这其实就是命令，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老大作风可见一斑。面对如此情形，彭老总的意见是先把决定投资及所有权的事宜放一放，先让他们的专家来进行选址勘察等技术性工作，剩下的以后再说——不得不说，彭老总的建议有点欠妥。

而毛主席坚持先谈明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步骤，并且提出必须由两国签订正式协定，最后口气很强硬地强调:“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长波电台的事情发生在1958年6月，而联合舰队的事情则是在7月，这个时候长波电台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中国提出了核潜艇的意愿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特地返回苏联汇报此事，回中国后于7月21日晚上10点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双方展开会谈，其中就谈到了核潜艇的问题。尤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的意见是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也就是海岸线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比较长，条件比较优越，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都是美国，考虑到将来有可能爆发战争，所以希望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也包括越南。

这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长波电台，还是共同投资、所有权共有，由于技术、设备及专家都来自苏联，所以控制权自然也是苏联占据优势，我们的主权受到了威胁和控制。

毛主席很意外:啊？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

毛主席告诉尤金，中国没想搞“合作社”，只是希望苏联来帮助中国搞核潜艇，如果苏联答应帮忙的话，我们就去人去谈，如果苏联一定要搞“合作社”，我们就不搞了。

1958年7月22日上午，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毛主席动了肝火，言辞激烈: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你们只搞了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

毛主席历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提到了米高扬到中国来时的做派，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到处摆谱，架子很大，并毫不隐瞒地表示他当时对米高扬在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他故意不参加就是为了表示抗议。

毛主席告诉尤金，中国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中国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但不能有两个一把手。这次谈不拢可以再谈，可以每天都谈，他可以去苏联谈，赫鲁晓夫也可以来中国谈。但莫斯科他已经去过了，这次该轮到赫鲁晓夫来北京了。彭老总借此机会又提了关于长波电台的情况，主席表示这个跟联合舰队是一个性质，无法跟人民交待，无法向外国讲，政治上极为不利。

再谈到联合舰队问题，主席丝毫不客气，表示所有权一家一半是个政治问题，半个指头也不行。如果苏联一定要讲政治条件，小半个指头也不行，就是斯大林活着我们也不同意，没有条件可讲。中国宁可一万年不要援助也不愿意丧失主权。

最后，主席的话锋直指赫鲁晓夫，非常尖锐: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1958年7月24日，尤金同莫斯科通过电话后，希望能够再次会见毛主席，和他面谈。主席没有接见，而是让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尤金，只是事后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飞抵北京。

下午5点到9点，双方开始会谈。这次人不多，中方是毛主席和邓小平，苏方三人，是赫鲁晓夫和波诺马廖夫、费德林。由于尤金事先通了气，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中方的底线。所以，一开始他就否认了尤金的说法，把所有的锅都甩给了尤金:我向尤金交代的时候，就有顾虑，怕他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问了他几次，问他听懂了没有，他都说听懂了。但是结果证明，他虽然转达了一大堆，但最重要的一个字也没有讲。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舰队嘛，怎么能说搞共同舰队？

对于赫鲁晓夫的狡辩和甩锅，毛主席丝毫不给他机会，拿出了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铁证如山。随后指出第三次会面尤金就改口了，改成了共同建设共同努力，但同时又遭到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驳斥。主席正告赫鲁晓夫，这个事不是我们主动求你的，是你们的顾问好心好意建议我们可以让你们帮助我们搞核潜艇，而且是四次，我们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搞“合作化”。如果是搞“合作化”，我们提都不会提。

然后，又问赫鲁晓夫:怎么样？“合作化”问题不再提了吧？

赫鲁晓夫依然否认: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主席：永远不提？那好，记下来。

赫鲁晓夫连忙附和:对，记下来。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们无法想象赫鲁晓夫当时的表情和情绪，一定是极度的无奈、尴尬和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在主席面前，他像个犯了错误被老师批评的小学生。

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而主席则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苏联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好，并不存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意思。他把所有致使中苏反目的责任都扣在了尤金的头上，他说，尤金到哪个国家我们就会和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当驻南斯拉夫大使，我们就和南斯拉夫闹翻了。尤金当驻中国大使，我们又闹翻了，所以，都是尤金造成的。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忍耐和温和，而主席则是不太讲道理咄咄逼人。他似乎忘了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拍皮鞋的强势和跋扈了。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及炮轰金门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使中苏彻底撕破了脸皮反目成仇，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非常昂贵的代价。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当时的坚持，即使中苏没有反目，可我们失去的恐怕就是中国的独立和自主了，也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发展——缩在别人的大棒之下，你是没有可能挺直腰杆自己做主的，只能是个奴才或者是跟班，这才是最最不能接受的。

而且，最终我们也会和朝鲜和东欧一样，在苏联解体后，不可能独善其身幸免于难，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