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祭：屈原悲剧的必然和偶然

一

公元前278年阴历5月5日，一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老人，破衣烂衫，赤面跣足，正跌跌撞撞地行走在汩罗江边，他泪流满面，忽儿仰天长叹，忽儿大声号呼……

寂静的汩罗江畔，茂盛的草木一望无际，不解人意的江水翻着白沫“哗哗”地向前奔流。一个正收拾船只的渔夫看见了踉跄欲倒的屈原大夫，便上前挡住了他的去道：“先生，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屈原痛苦地说：“混浊的世界上，只有我清白呀；烂醉的众人中，唯独我一个人清醒，所以我遭到了放逐的命运。”

渔夫说：“圣人不应该为世事所累，处世接物都要态度随和，应付自如才是。举世混浊，您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众人酩酊大醉，您为什么不一醉方休呢？何必非要忧深思远，独自清高，遭受这种放逐的痛苦呢？”

屈原神色一凛，正然答道：“我听说，人洗了头，总要把帽子掸一掸；洗了澡，总要把衣服掸一掸，哪儿能再以自己刚沐浴过的洁净身体去沾染外界的灰尘呢。我宁愿投入湘水，葬身于鱼腹之中，也绝不愿意以我洁白无瑕的品质去蒙受尘世的污垢。”

渔夫听完，微微一笑，便离开了。

屈原眼睁睁地看着渔夫消失在风沙之中，那种悲愤又悄然涌上心头。他驻足而立，眺望着烟雾中那滚滚的浪涛，回想起伤心的往事，竟如痴人一般喃喃自语；国破了，家亡了，我这三闾大夫还活在世上有什么用？这可诅咒的黑暗世界呀……

当人们听说屈原跳江自尽的消息而赶到江边时，这位忧国忧民的楚国三闾大夫已经尸沉海底，无影无踪了。

二

屈原，名平，字原。公元前339年生于春秋时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屈姓是当时楚国三大五族（屈，昭，景）之一，权势很大，地位亦颇高。屈原曾做过三闾大夫，实际也就是掌握屈、景、昭三姓五族的官。

屈原在其二十多岁时就担任了楚国的左徒。左徒的职责，史无记载。但以“入则与王图以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来看，其职位相当重要。此时的屈原，年轻有为，正直肯干，颇得楚怀王青睐。

但是，不久，有一次楚怀王命他制订一项国家法令，一个与屈原官阶相同的上官大夫便很忌妒。在屈原拟定法令草稿尚未完成时，他想要看一看，屈原不让，上官大夫便怀恨在心，到楚怀王跟前造谣说：“大夫命屈原制订重要法令，这是大臣们都知道的。可每当大王发布命令时，屈原竟居功自大，目无君长，在人前吹嘘说，这些法令也只有他才能制订。”楚王闻听此言，非常生气，对屈原就开始冷淡疏远了。

屈原对楚怀王的昏庸感到十分伤心，便在悲愤之余，写了《惜诵》一诗，他在这首诗中诉说了自己遭谗被疏的郁闷心情，他向天地神灵发出了悲伤的呼吁：“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请老天爷出来证明自己对国君的忠诚！屈原不明白，自己事君报国，恪尽职守，公而忘私，国王为什么信念谗言，冷落忠臣呢？真可谓：“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余闻。”

公元前305年，即楚怀王24年，楚怀王接受秦国的厚贿，与秦王结为婚姻，这是楚国亲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主张联齐抚秦的屈原在政治上再次失败了。这次的失败，使屈原被逐到了汉北。

汉北，莽莽荒原，举目无亲，屈原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却又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悲愤和哀伤，他的这种复杂苦闷心情在此时写就的《抽思》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心里的忧愁缠绵郁结，

孤独地唉声叹气，有着不断的悲伤。

思来想去怎么也不能忘怀，

只可恨那长夜漫漫而天总不亮。

可叹秋风吹动，万物都要萧条，

奸人当道，万事皆糟糕。

你为什么那样容易急躁，

你使我心神不宁呵，尊贵的香草。

索性离开故乡而跑向国外，

可看到人民的苦难我只有留下来。

一个苦闷、孤独、黯然伤神而又左右矛盾的纤纤书生，这就是被流放于汉北的屈原形象。

屈原在流放地，不仅受着物质上的煎熬，更可怕的是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他无法尽爱国之责，却又不甘就此不问世事地隐居，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那些奸诈小人弄得日益衰弱，忧心忡忡，终日不能思眠。

屈原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双重的苦痛犹如毒蛇一样缠绕在他的躯体上，狠命地吞噬，把他一步步地推向死亡的边缘。

公元前301年，屈原在流放地被召回。原因是，公元前302年楚国背叛合纵，齐国曾联合韩魏共同伐楚。怀王便向秦国求救，并派太子横去做人质。秦出兵救楚，三国退兵。次年，秦国大夫与楚太子私斗，被楚杀死，太子逃归楚。屈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召回商议如何保国安民。

公元前300年，秦又发兵攻楚，取楚入城。不久，秦昭王写信给怀王，请怀王到秦国武关会盟和好。怀王犹豫，朝廷大臣也意见不一。屈原主张不去，因为秦属虎狼之国，言而无信。但怀王未采纳屈原的意见，终于还是去了。结果，怀王被秦扣下来。此时，太子从国外回来即位，即顷襄王。顷襄王也是昏庸无比，只好听恭维之言，而听不进相左之词，结果又重用上官大夫那批奸党，屈原受乱臣谗言之害，再次发配，充军到江南。

屈原虽遭放逐，但仍未对顷襄王失去信心，满心期望着他能任用贤良，发愤图强，以成强国富民之业。然而，屈原在江南一带流浪了好久，多年不能被召回国都。回想自己对国对君竭尽忠诚，却信而见疑，数次被谗言所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打击，真是无比的愤怒和痛苦。

他对顷襄王终于失去了信心，便去向掌管国家卜噬的太卜郑詹尹请教，他说：“我心里有一些疑难，想请教先生。”

郑詹赶快把蓍萃摆好，把龟板试净，说：“先生有何见教？”

屈原说：“我是应当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呢，还是应当马虎应酬，苟且偷生？我是应当锄除茅草开垦荒地呢？还是应当同流合污，贪图荣华富贵呢？我是应当远走高飞来保将自己纯真的品质呢？还是应当唯唯诺诺或阿谀奉承去讨好贵妇人？我是应当廉洁正直以守清白呢？还是应当柔软圆滑随流从俗？我是应当像棋骥那样昂首奔驰呢，还是应当像河里的野鸭那样随波逐浪？我是应当与千里马并驾齐驱呢，还是应当跟在驽马后边亦步亦趋？我是应当与黄鹄一道在长空比翼呢，还是应当与鸡鸭为群相互争食？到底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哪一种可行，哪一种不可行？社会黑暗昏浊，黑白不分，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嚣张，贤士遁隐。可叹我只能默默不语，有谁了解我的廉洁坚贞？”

郑詹听完，默默地放下蓍萃说：“先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都有不足之处，智慧都有不明之时，占卜之术也有不及之处，神灵也有不通之时，您就凭着自己的良心去行动好了，卜噬确实不能决断此事。”

屈原得不到答案，悲愤难抑，止不住仰天呼喊：“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问天天不答，问地地不应。饱经磨难、悲愤痛苦中的屈原不禁对“天道”是否公平产生了疑问，对天地自然的变化无常，对社会人事的纷纭错杂提出了一系列的责难，这种情绪在其《天问》中有着强烈的表现。

公元前278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军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在夷陵烧毁了楚国先王的陵墓，楚国全军溃散，顷襄王逃往陈城（今河南淮阳）。郢都的沦亡，预示着楚国的灭亡。

这一段时期正是屈原心情最忧伤，对世事最绝望的时候，当他看到可怜的惠草被旋凋零时，他的内心充满着郁结而忧焚难消，草木微弱而经不住狂风的暴打，秋天的到来却使万物萧条暗淡。屈原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人独处更感到了无限的悲伤。内心凄切，涕泪交流，忧思难眠。悲哀一直伴随着这位伟大的诗人，即使展开精神的翅膀也无法排忧解愁。

悲伤的老人已是形容枯槁，奄奄一息，回忆过来一生，屡遭贬斥而不能精忠报国，止不住泣声不绝，泪流满面。

既然：“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故都？既莫足与妻政兮，吾将以彭咸（商朝大夫，谏君不听，自投水死——作者注。）之所居。”历经苦痛磨难的老人，终于发出了死的呼喊。

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颗璀璨的明珠，他以他那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我国乃至世界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他用心血铸就的伟大作品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座巍峨陡立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屈原这样对文学思想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有如此巨大的、经久不息的魅力，这不但在于他的灿然的文学成就，也在于他那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完善人格。后世士大夫鲜有不受其影响，而从中吸取精华的，西汉贾宜作有《吊屈原赋》，司马迁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鞭策，东晋陶渊明有《感士不遇赋》，唐朝李白更有“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名句，如此等等。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屈原那撼人心肺的悲剧命运，他的杰出天赋恰恰与他的悲剧命运成了反比。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着，造成屈原悲惨命运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由于楚王昏庸，奸党陷害么？显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造成屈原的悲剧更在于他自身的性格特点。

屈原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多的情况下，他是用感情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是以理智的目光来对待世事纷争。他有的是诗人的激情，却没有政治家的胆略，他向往“善政”的实现，有当今治平天下舍己莫属的宏大抱负，但却看不见一丝的外在光明。更不幸还在于，处于大悲中的屈原，在感到前途黯淡、人生渺茫之时，从未想到过着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挺直胸膛，去同奸党作一番斗争。他没有独立的追求，把希望完全交给了高高在上的君王，并表现出了强烈的依赖感，他唯有生等，坐等不来便是诅咒、痛苦、绝望，这种感情型的诗人气质便注定了他在遭受厄运后的悲剧命运。

正是在这种没有尽头的痛苦中，屈原似乎成了一个精神抑郁症患者，在几度的苦闷、压抑下，幻觉时时挠觉着他，时而重华陈词，时而遨游太空，时而诘问苍梧，时而邂逅美女，然而幻觉消失后，加倍的痛苦又在折磨着他的身心，使他永远地处于一种忧伤的恶性循环之中。

屈原的悲剧还不仅仅在于他以诗人性情的胸怀对待世界，更大的不幸还在于封建社会“锻造”出他的所谓完美的人格——愚忠。忠君爱国，这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典范。屈原的悲剧性意味恰恰在于他去努力实践这一道德规范，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他缺少庄子那样广阔的胸怀，不能把眼前的一切，放到宇宙的大化中去认识。他体会不到下层百姓憎恶战争、渴望国家统一、过和平日子的迫切愿望。体察不到由分到合的必然性，因而他的视野始终拘泥在他脚下的那片土地，局限在楚国的君主身上，为他们悲哀，为他们哭泣。即便屈原充分认识到了六国统一的必然性，那种洁身自好、清高脱俗的封建社会人格完善的自我要求，也会使他竭尽忠君保国之能事，而同历史相抗衡，直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注定了其悲剧性命运的不可避免。

屈原自称“忠”“洁”“廉”“直”，后人也实在把他作为“忠”“洁”“廉”“直”的典范给予美化宣扬，其实，正是这种“完美人格”给他的命运抹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因为这种道德追求不是以理智作为前提，而仅仅是从感情出发的。因其“廉”“洁”而不能洞察世事，与世转移；因其自鸣清高，故“至察无徒”，叹世莫我知；因其太“直”而不能委曲求全，以图“来世”大计，故竭尽忠诚，反遭放逐；因其愚“忠”，故不管其君主贤明与否，国家能存与否，自直“忠”到底，以至于含冤受欺，反而以死相报，在所不惜，悲剧由此诞生。此举对后世为祸最烈！

屈原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华夏民族两千多年来封建士大夫数代人的悲剧，它纯洁了我们的民族，却也愚化了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在封建君主残暴专制的统治下，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屈原阴魂的“向心力”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也许就是屈原悲剧性命运的全部意义。

1992年10月于山西大学研究生楼

——选自《天才的悲剧》，李琳（之）、石耀辉 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1月版。

作者简介：

李琳之，本名李琳，1967年生人。历史学者。著有《中华祖脉》《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祖先，祖先》入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度十佳好书”；《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原创好书榜2020年榜 • 人文类TOP100”，同时在 2020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 历史好书 60 种”，荣登京东网“高价值中国史书榜”（ 2023年1月）；《晚夏殷商八百年》先后入选百道2022年7月好书榜、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 榜、今日头条好书榜等，并荣登长安街读书会年度推荐干部学习书单（经典篇）“2022长安街好书”（ 十佳）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