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古代科举考试的几种常用作弊手段，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在如今国人心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分量。十年寒窗苦读，将在今朝化为成果。短短数天的高考，折射出少年中国的激扬。

当然，真正决定人生命运的绝不仅仅只是卷面上的分数，还有对进步的渴望。

不过，每年高考期间总会出现一些作弊被抓的新闻。

那有着古代高考之称的“科举”，是否也会有学子作弊？古代科举又有哪些防作弊手段呢？

科举制最早起源于汉朝的察举制，汉文帝就曾亲自考验过晁错。直到隋朝末年，隋炀帝设进士科，打破世袭传统，从寒门学子中挑选精英，科举制度由此诞生。

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具体算算，从公元605年到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终止时间1905年，整整1300年共产生700多个状元，亿万名学子踏上科举之路。

正如武侠小说里说的那样，“有人的地方必有江湖”。无数名学子想要闯过独木桥，除勤学苦读外，少部分人也会走上歪门邪道，试图通过作弊取得好成绩。

结合1300年的科举史，古代学子大概有四种作弊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行贿或直接威胁主考官。

古代科举远远不如现在高考那样完全公平公正，每次开考前，考题总是能被泄露出去。其中不乏一些权贵的孩子，通过父辈祖辈的渠道提前拿到考题。更有甚者为了科举成功，专门向主考官行贿。

唐代后期局势动荡，科场腐败，主考官不等学子来主动行贿就先出台文件，已经到了卖官鬻爵买的地步。

这一作弊手段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是同治年间的进士。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走后门”，周福清特意给光绪十九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他将会奉上一万元的红包。

主考官却当场翻脸不认人，把鲁迅父亲和其他想要行贿的学子通通取消考试资格。从那之后周家衰败，周福清更是遭到朝廷严厉通缉，最终坐了八年大牢。

由此可见，贿赂主考官的作弊手段有一定的风险。

除贿赂考官外，古代学子常用的作弊手段其二就是雇佣“枪手”。这里的“枪手”，指的是能力出众、才华过人，有着丰富科考经验的前辈。

古代没有身份证和照片，考试答卷时间都很长，这也给学子雇佣“枪手”提供了便利。晚唐时期，大才子温庭筠就经常受他人之邀，前往考场当“枪手”。

明清时期，一些专门为学子代考的“枪手”甚至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学子们花些钱能办成大事，自然何乐而不为。

第三种作弊手段是携带小抄。毕竟贿赂考官，雇佣“枪手”需要花大钱，家里还要有些关系。携带小抄进入考场，全凭个人眼力和操作，有着极强的隐蔽性与操作性，经济实惠。

小抄的作弊手段最早起源于北宋，到了南宋，赵构为笼络知识分子，懈怠考场纪律，导致许多考生居然堂而皇之地使用小抄。

明清两代对科考的管理开始严厉，但依旧不乏铤而走险的夹带高手。一旦被考官查出有作弊行为，不仅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还要背负法律责任，严重者甚至砍头。

第四种作弊手段，就是在自己的试卷上做记号，这一点，鲁迅的爷爷在行贿时已经提到过。

“做记号”，指的是考官与考生通过卷面上特定的符号进行作弊。所以从唐代开始，试卷实行“糊名制”。宋真宗时实行“誊录”，让收卷老师用红墨水再誊抄一个副本给主考官批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生们还是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试卷上做记号，以便自己的长辈能去找人托关系。历史上最为出名的类似事件，出自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清光绪十八年，状元出身的翁同龢担任主考官，参加会试的有他特别欣赏的江苏老乡张謇。张謇前两次会试没中，第三次会试前，他与好友一起去拜访翁同龢。

几人交谈时，翁同龢反复叮嘱张謇：“今日时事，宜统筹全局”。张謇认为这是老师抬爱自己泄露考题，另一旁的朋友却将这几个字铭记于心。

最终，张謇的朋友在试卷上写出了这几个字，翁同龢批阅卷子时认为此考生就是张謇，二话不说将其定为本场第一。

结果让众人始料难及，这根本不是张謇的卷子，翁同龢居然阴差阳错把本场第一给了他人。

虽然古代考试作弊方式很多，但朝廷也并非善茬，同样采取了许多防作弊的措施。

从宋朝开始，统治者为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对科举进行多次改革，逐步制定了防范考试作弊的多种制度。

有从针对考官角度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糊名制”。还有针对考生角度的防作弊，在考生进入考场前接受全身搜查，脱衣服鞋袜，解下发结。

为了防止别人替考，在宋真宗年间还形成了准考证的雏形相貌册。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严惩代考者，考生相貌册逐步完善。到雍正时期，考生相貌册除了有考生特征描述外，还附有本人画像。

虽然古代防作弊措施日益严密，最终还是防不胜防，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拥有无法根治的顽疾，以至于作弊之风屡禁不止。

参考文献：

[1]赵砚田.古今考场作弊与防作弊技术[J].中国品牌与防伪,2010(08):78-82.

[2]陈兵.北宋科举考试的防作弊措施[J].历史学习,2008(Z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