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郁风
人大文学在读博士王迪举报导师王贵元对其进行性骚扰和猥亵，要求和她发生关系，并用不能毕业进行威胁。
事件发酵后，人大作出回应：举报属实，将王贵元开除党籍，解除教职。海淀公安表示已介入调查。从人大称展开调查到通报处理结果，前后间隔不过一天时间。
于是乎，网上涌现一批对人大的点赞和吹捧：不愧是顶级高校，不护短不手软。处理速度雷厉风行，处理结果大快人心。一瞬间，人大摇身变为对性骚扰零容忍，严厉打击绝不姑息的模范高校。
但是，从网络信息看，早在两年前，受害学生就向学校举报了导师，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要求更换导师，但都无果。直到两年后被威胁无法毕业，才采取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来鱼死网破，为什么正常的举报投诉机制没有作用？为什么难以走正常的法律渠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短短一天内，人大就做出了调查判断，其中还包括开除党籍等涉及纪委流程的程序，一方面是王迪的举报证据详实扎实，另一种可能是校方此前就已经知道王贵元涉性骚扰的信息。此次舆论发酵，被迫迅速处理与之切割。
涉事的王贵元此前就负面传闻不断。从曝光的录音看，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认一个20多岁的女学生为“干女儿”，嘴上喊着干女儿，实际想着怎么干女儿。这么一个衣冠禽兽的学阀，能够长期占据顶尖学府文学院副院长的高位，是一种失察和耻辱。
王迪事件，戳破了很多家庭对985高校的幻想，很多人以为，考上顶尖985高校，且读到博士学位，就意味着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走上人生巅峰。可是就算考上了985博士，女生可能被骚扰被威胁，男生可能被压榨被PUA。
在导师一言堂制度体系下，在导师对学生巨大的权力差关系下，在失灵不畅甚至形同虚设的举报投诉机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人身安全、能否完成学业都面临问题。
事实上，历次针对导师道德、行为、学术不端的举报，大都是学生冒着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在网上举报，形成舆论风暴后高校才做出反应。
当然，这里的举报投诉机制指的是举报老师师德师风不正，对学生进行骚扰、压榨。但另一种举报机制却十分畅通：对老师思想倾向、授课内容的举报。
这种举报往往会迅速得到学校高度重视，并迅速对老师做出处理。即便学生举报有误甚至是诬告，学生也不会得到处分。
如去年兰州大学老师被学生举报课堂上宣传“历史错误观点”，经学校核查，实际为该历史老师引用错误观点予以批评，该学生断章取义后进行诬告。结果该学生未得到任何处分。
一方面，举报老师“错误观点”得到鼓励支持，另一方面，举报老师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的骚扰、压榨，却难以得到响应。这种生态下，想维权只能更多借助网络和舆论。
这样做在冒着风险的同时，也意味着“自揭伤疤”。且并不是每一次举报都像王迪这般“幸运”，可能会被要求删帖，可能会被降热度。在某种意义上，此次也是因为人大的特殊光环，才使得事件获得了额外的关注。那其他高校呢？未被曝光的呢？
相比于此前其他高校处理类似事件的迟缓乃至不了了之，人大此次处理能说做了基本的惩戒。但如果以此就将人大拔高为“防性骚扰典范”，而不是思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恐怕这次倒了个王贵元，还会有其他的“李贵元”“刘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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