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的“伟大”

“西安事变”：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的“伟大”

最早，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并未做出抵抗，尤其是1931年东北地区的沦陷。蒋介石觉得中国还太弱，无法和日本交战。

相反，他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和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明白，只要中国被交战派别所分割，就不可能强大。

但随着日本持续逞强试图攫取更多中国领土，这激起了中国民众对蒋施压，要求他放弃消除国内对手的努力，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

他在1936年年底照此做了，虽然很不情愿，而且是作为一场旨在迫使他就范的事变（“西安事变”）的结果，其过程犹如戏剧一般。

同年1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位于中国西北的古代帝国的京城，在那里他将会见一名被称为“少帅”的男子。此人就是张学良，他在年轻的生命中已经见识过血腥阴谋。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当时颇具江湖气概的人物，那时中国的权力分别掌握在一群军阀手中，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军队、领地和独霸全国的野心。被称为“张大帅”的张作霖，出身土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反共和分子。

他指挥的军队有几十万人，还娶了五个妻子，并短暂控制过北京。但在1928年，随着蒋介石的军队在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向北推进，张作霖被迫撤回到东北。

日本在东北享有半殖民地特权，包括部署一支相当大规模的军队的权利，这支部队号称“关东军”。

在从北京返回东北的路上，张作霖被关东军士兵将炸弹置于所乘坐的火车下面而被害。

通常认为这次暗杀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张作霖未能阻止蒋介石的部队推进到北方而感到愤怒，但似乎也可能的是张作霖被视为过于独立，而当时日本计划把中国东北地区变为一个傀儡国家。

张少帅其人是个颓废、吸食鸦片、沉溺于女色之中的登徒子，日本人扶持他为东北地区的新军阀，显然以为他会比他的父亲更加顺从日本人的旨意。

但是，他们错了。

张学良戒了鸦片，变得成熟认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人物，并支持国民党。

1929年，他邀请两位亲日中国官员出席宴会，并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将他们处决了。

蒋介石任命他为指挥官，再度努力从中国政体中除去共产党。

但是，随着1936年时间的推移和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侵犯的情势似乎迫在眉睫，张学良拒绝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想法，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共同策划了他后来所称为的政变。

11月底，张学良告诉蒋介石，他在陕西省的军队眼看要去与自己同胞打内战，几乎已接近哗变，他提议请蒋介石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南京到西安去慰抚他们。蒋介石同意前往。

张学良将进行中的计划告诉了毛泽东。毛称之为“杰作”。

蒋介石带着平时的随从到了西安，包括他的外交部长和军事顾问，下榻在一家距西安10英里远的温泉度假酒店。

他花了一些时间召见组织起来向延安共产党人进军的部队的军官，告诉他们，在这场长时间的战役获胜之前，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戴着东北士兵的毛皮帽，冲进蒋介石正在睡觉的小屋。他们打算捉住他。

但仅穿着睡衣的蒋从窗口逃出，并翻过院子后墙，但在从墙上摔下来时后背受了伤。

蒋介石在附近山顶的一个山洞里与几个忠实的副官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晨，他就被张学良的部队羁押了。

不出几个小时，在延安更舒适些的窑洞里，毛泽东获悉有关此次事变的信息。

一听到这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毛泽东希望审判并处决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他给莫斯科拍发了一封电报，向约瑟夫·斯大林征求处理此事的意见，毫无疑问地期待斯大林会对处决蒋介石而感到欣喜。

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人获取武器和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共产党刚刚击退了国民政府试图消灭他们的最近一次攻势，正在重聚力量。

蒋介石被扣押令斯大林感到十分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要处决他的情势。

1936年年底，苏联领导人的首要关注是来自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同时威胁。11月，日本伙同意大利和德国共同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确针对苏联，这就使得苏联将受到西边德国和东边日本的两面夹击的情势凸显。

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几个月来一直鼓励共产党与蒋介石和解，使他们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团结一致。因此，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

他觉得，如果蒋介石被消灭，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谋取权力的道路将因此开辟，会使日本更有能力侵入苏联西伯利亚。

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严厉的指令，不能让蒋介石受到任何伤害；在收到这些指示后，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团队飞到西安传递信息给张少帅。

随后周恩来牵头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中蒋介石答应取消反对共产党的作战活动，并与他们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确立蒋为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

作为交换，共产党人得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合法化，或至少蒋会放弃自已消灭共产党的努力。他们将保留自己的军队；事实上，他们现在有机会大幅度地扩军了。他们将能够派代表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以便协调共同抵抗日本人的事宜。

蒋介石被扣押的新闻和统一战线形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其结果是——

当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时，蒋介石不再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领袖；按陶涵所说，他成了“民族英雄”，被推上了名望和权力的新的巅峰。

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和分裂的国家，但它比起自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清朝被推翻时至今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有序、更团结，经济上也更具活力，蒋介石也因此得到更多赞誉。

团结抗战的新决心使他在国际和国内都被公认为是那可左右中国命运的人物，是值此危难时刻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领袖。

这道光彩几乎延续了整个抗战时期，其中前四年是中国独自抗日，后四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有了美国这个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真正盟友。

自始至终，蒋介石享有着几乎是一种普遍的信念，他在勇敢地抵抗着邪恶入侵者的赤裸裸的侵略。

蒋介石的这一“伟大”形象在美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于亨利·卢斯。他是一位传教士生于中国的儿子，是《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这两份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多年来，蒋介石有十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超过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或其他任何人。（摘编自《中国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