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田《赤峰金银器》概述

《赤峰金银器》概述-----邵国田

《赤峰金银器》

本书所收录的赤峰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至元代金银器，系各级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管理部门藏品中的一部分精品。

金银稀有而珍贵，有较强的抗氧性和稳定性。金银器的使用和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之一。人类在距今约6 000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金银的技术，使用金银器儿乎与使用青铜器同时。在我国，发现和使用金银器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青铜时代只见小的金饰件出土，至战国时代开始用作货币，到了唐代才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开始出现各类器皿。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赋予它不同于其它金属的特殊内涵，对它的拥有，往往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财富的象征。

赤峰地区金银矿藏丰富，又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故冶炼和铸造金银器的技术也较早地出现。经考古发掘证明，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黄金的冶炼和锻造技术。距今3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出土的金器增多，出现了以马形等动物纹饰为主的金牌饰，这说明黄金一出现便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喜爱，此时的先民也熟练地掌握了黄金饰品的制作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更替，民族的变迁，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开拓性地推动了金银器的生产，形成了使用金银器的几个高潮。创造出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金银器，为中华民族金银器文化增加了光彩。

赤峰地区出土的金银器分布图

现对赤峰地区出土的金银器概述如下：
赤峰地区金银器的出土情况

一、青铜时代出土的金器
这一时期出土的均为金器。时代最早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金耳环，是迄今同类文化的孤品，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较早的金器之一。此件金耳环的打锻和抛光，表明当时的人们同铸造青铜器一样，已经掌握了黄金的冶炼、铸造、打锻和抛光的一般性技术。

金马 夏家店上层文化

金镜 夏家店上层文化

赤峰地区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金银器，主要集中在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墓地的几座大墓中，其中一座墓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并由赤峰市博物馆抢救清理，出土了金丝耳环、磨蚌形金饰、鸟纹圆形金牌饰等金器，其后此墓地屡被盗掘，据称也曾镶有松石的金面具、牌饰等出土，可惜均已流失。1986年在宁城县小城子那斯台又出土马形金牌饰等，现藏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二、东汉至魏晋时期出土的金银器
现收录于本书的这一时期的金器，仅有赤峰市文物店和林西县博物馆所收藏的几件金饰件，且多为金片模压而成。其实这一时期的鲜卑人十分喜欢使用金器，出土的数量和地点较多，通辽等地亦多有出土。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敖汉旗康家营子东部沙地里发现的一座鲜卑族墓中，出土一批金器，发现者送交银行后被熔毁，重达400徐克。事后据发现者介绍，为动物纹金牌饰，并镶有宝石。同墓出土的鎏金牌饰，步摇冠上的桃形鎏金铜叶片等，说明鲜卑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鎏金技术。在这一阶段，赤峰市博物馆收藏两件对兽纹金牌饰，其后又在松山区收缴一件鹿纹金牌饰。2005年，赤峰市博物馆在发掘敖汉旗下洼镇粉房营子鲜卑墓地时，出土由金片作成的金饰一件。

双马纹金牌饰 鲜卑文化

此时期开始铸造银器。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一件大口外叠唇溜肩深腹银罐，器形特征酷似鲜卑文化的大口夹砂陶罐，本书收录时依据此银罐的器形定为鲜卑文化。此罐为模铸，器表抛光。如果断代无误，此银罐则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是这一地区迄今发现使用白银制作容器的开端。

神兽纹金牌饰 鲜卑文化

三、唐代出土的金银器

唐代 舞狮纹金牌花银盘

唐代 摩羯纹金牌花银盘

（一）哈达沟窖藏
1976年，喀喇沁旗龙山乡牛头沟门村哈达沟窖藏出土6件金花银器，其中盘4件、壶1件、
瓶1件。
（二）城子窖藏
1979年，松山区城子乡窖藏出土金花银器3件，为双鱼形提梁壶2件，马蹬式鸡冠壶1件。

唐代 双鱼形金花银壶

（三）李家营子墓葬
1974年，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李家营子墓葬出土银器5件，其中的银匙在征集时被保存者遗失，其徐为壶、盘、杯、长杯各1件。1975年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又出土金带具90徐件，均系两条带子上的带饰。
（四）太平营子墓葬
1981年，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太平营子被盗掘唐代中晚期墓一座，出土了具有突厥风格的扳指银
壶1件及一条金带上的部分带铐和饰件。

唐代 银壶

以上四批金银器中的前三批的资料已发表，太平营子墓的资料在《敖汉文物精华》一书中公
布了一部分。

唐代 猞猁纹粟特银壶

唐代 舞狮纹鎏金银盒

唐代 金花银渣斗

四、辽代出土的金银器

辽代 摩羯纹金耳坠

辽代 鎏金银虎

辽代鎏金银鹿

辽代金银器的出土地点遍布赤峰地区，重要者有以下几批：
（一）宝山1号墓
1993年，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尔台乡宝山1号辽墓被盗掘后，追缴金丝花饰1件，清理出土金环2件，金丝编织的金饰1件。此墓为天赞二年（923年）修建，是迄今所发掘的辽建国后纪年最早的墓葬。

（二）耶律羽之墓
1992年，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耶律羽之墓被盗掘后，该旗公安局追缴墓中出土的金银器40徐件。主要有生活用具和马具，包括双鱼鸿雁纹五曲金碗、孝子图折肩鎏金银壶、高士图七棱鎏金银杯、双凤纹五曲鎏金银盘、双鸳鸯团花鎏金银盂、“万岁台”龙纹鎏金银砚台、双狮纹菱弧形鎏金银盒、摩羯纹鎏金银碗、绶带花结亚字形鎏金银盒等。出土墓志有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年）的纪年，可知这是一座辽代早期墓葬，仅晚于宝山1号辽墓十八年。
（三）水泉辽墓
2000年，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1号辽墓被盗掘后，该旗文物部门进行清理，发现缠枝牡丹花纹鎏金银捍腰残件，突厥式鎏金银带铐及银碟、盘的残件，后又追缴双风纹鎏金银带、银执壶、银温碗、摩羯形金耳坠等数件，其中一件残器上刻有胡人头像。根据出土的胡人乐舞纹玉带、金耳坠、邢窑瓷器等资料分析，又依据这批金银器中的一部分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相似的特点分析，此墓应是早期辽墓。
（四）大营子赠卫国王驸马姿姑墓
1953年，松山区大营子辽赠卫国王驸马墓出土金银器皿及各种饰件100多件。其中马具有双龙纹和双凤纹鎏金银鞍桥、鹿纹和龙纹马具鎏金带饰、缠枝凤纹和缠枝鹿纹鎏金银缨罩、缠枝牡丹纹鎏金银铃等；器皿及装饰品有团龙纹鎏金银高足杯、团龙纹鎏金银钵、绶带花结纹银盏托、银画、提梁银罐和缠枝花纹金带饰、双凤纹鎏金银牌饰等。从出土墓志得知，此墓修建于辽穆宗应己历九年（959年），属辽代早期墓葬。

辽代金盏

辽代 双凤纹鎏金银捍腰

（五）沙子沟辽墓

1982年，散汉旗沙子沟1号辽墓中，出土了卷草纹突厥式鎏金银带铐和金耳坠等，从出土器
物和墓葬形制观察，此墓与松山区大营子辽驸马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为早期辽墓。
（六）花根塔拉辽墓
1988 至1989年，在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苏木花根塔拉发现的辽墓中，出土大批金银器，主要是食具和饰件，如鸿雁纹扳指鎏金银杯、鸿雁蕉叶纹五曲扳指杯、提梁鎏金银罐、人形金饰、海东青金牌饰等。墓葬未能清理，形制不明。现存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的这批金银器为后收缴的，从器形、纹饰、工艺上看，此墓修建年代应为辽早期至中早期。
（七）哈鲁辽墓
2000年，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哈鲁发现一座辽墓，当地公安局收缴了该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其中有立凤纹盾形金戒指、乐舞纹八棱扳指鎏金银杯、摩羯纹银托盘等，有些器形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同类金银器相似，此墓修建年代应晚于耶律羽之墓，即辽中期偏早。
（八）二八地辽墓
1966年，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辽墓出土了几十件金银器，以食具和饰件为主。刻有“大郎君”铭文的折肩罐、五角星纹扳指银杯、团鸟小簇花纹五曲银篮及银鞍桥饰、银缨罩等。原报告的作者认为此墓修建年代为辽代早期，有学者认为是辽中期偏早。
（九）和布特哈达辽墓
1985年，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和布特哈达辽墓中出土金银器十徐件，以装饰品为主，有团花纹金链盒、迦陵频伽纹金耳坠、錾花鎏金银筒、金珠、璎珞、凤纹鎏金银鞍桥、凤纹山字形筒式鎏金银冠等，此墓为辽中期修建。
（十）英凤沟辽墓
1988年，敖汉旗英风沟7号墓出土了大量银器，有镂空立风纹高体鎏金银冠、鎏金银面具、鎏金银璎珞、凤纹和菊花纹鎏金银带具、双风戏珠纹鎏金银鞍桥、契丹文银碗、契丹文束腰银盘、鎏金银碗、风字形银砚及银笔筒、银则、银箸等。从墓葬出土的绿釉鸡冠壶等器物看，此墓侣建年代与辽陈国公主墓的年代大体相当，属中期辽墓。该墓是迄今赤峰地区唯一一座经考古工作品清理而未被盗掘的辽代大型多室墓葬，出土器物均保持原位。
（十一）解放营子辽墓
1970年，翁牛特旗解放营子1号辽墓出土十儿件银器，摆放在供桌上的有五曲银碗、折本餐
纹折肩罐、四曲海棠形盘及十五曲银缨罩。墓葬相对年代为辽中期至道宗初年。
（十二）庆州辽释迦佛舍利塔出土的佛教银器
1989年，在维修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时，在塔刹内发现了大量辽代佛教珍贵文物。其中有金银器12件，包括鎏金银舍利塔、长颈舍利银瓶、“千年万载”铭银匙、六曲银碟、小银碗、银板及金板经咒等。通过建塔铭文和铁板铭文记载，可知这批银器为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属辽中晚期器物。
（十三）友爱窖藏
1978年，在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友爱村发现一处辽代窖藏，出土银器20徐件，有折枝牡丹花纹八梭银执壶、双鱼团花纹海棠形银盘、柳斗形银碗、五瓣花形曲口银碗、芙蓉花纹曲口银碗、复瓣仰莲纹银碗、折枝牡丹花纹八棱银温碗等。从器形纹样看，属辽晚期器物。
除以上出土的这13批重点金银器之外，赤峰地区还有一些零星出土的金银器，如辽上京城址内及城周边出土过契丹文和汉文的辽代银币，汉城城址内窖藏出土过等、则等银器，20世纪70年代，在喀喇沁旗马鞍山乡吉旺营子辽墓中出土过金手镯和金耳坠，赤峰市文物店还收购一件鎏金银凤钗等。

辽代 鎏金银覆面

五、金代和元代出土的金银器
金代的金银器出土很少，仅于1979年在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马蹄营子、1984年在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苇塘沟的两批窖藏中出土4件银器，均为食具，其中执壶1件，银盘3件。因在盘中发现一枚大定年号的铜钱，故可定为金代银器。

元代 高足杯

元代 雕花金马鞍

元代 十字花纹锦盒

到了元代，则有大量金银器发现。以敖汉旗为例，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间，即发现7处窖
藏和一处墓葬，出土有各类金银器200徐件。出土情况简介如下：
（一）宁昌路窖藏
1974年，在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元代宁昌路城址发现一处元代窖藏，出土银器18件和“至大元宝”金币一枚，有银器有碗2件、银牌饰1件、银项圈3件、银环1件、银镯2件和银饰件等。
（二）南大城窖藏
1976年，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大城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窖藏一处，出土金银器8件，均为饰件，其中狮子衔绶带绣球纹银带扣1件、双龙壮丹花纹金钗1件、树冠形银柄金花簪1件、风纹
银簪1件、银耳勺2件、小金簪1件。此外，还出土银臂镯1副。
（三）太吉合窑窖藏
1981年，在敖汉旗克力代乡太吉合窑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金银器30徐件，其中折花牡丹纹加龙纹和鸳鸯纹带具一套，金簪、银簪、钗、耳环、臂镯等十徐件，“至正十年”铭文的银铤残块1块，臂镯2副。
（四）盛家窝铺窖藏
1983年，在敖汉旗新窝铺乡盛家窝铺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银器8件（套），其中刻龙纹盘1
件、素面盘2件、云首刻牡丹花纹杯1件、带具1套、镯3件。
（五）三家窖藏
1984年，在敖汉旗南塔乡三家村发现一处窖藏，在一个铜玉壶春瓶里装有金银头饰20徐件，
均为簪、钗之类。
（六）新丘窖藏
1984年，在敖汉旗敖吉乡新丘村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银器7件，其中龙首杯2件、云首杯2
件、小银杯1件、云纹扳指1件、银铤1件。
（七）东大沟窖藏
1985年，在敖汉旗木头营子乡东大沟村发现一处银器窖藏，出土大银碗2件。
（八）朝阳沟墓葬
1980年，在敖汉旗下洼镇朝阳沟发现墓葬一座，出土大量金银器，主要为饰件，较重要的有
龙纹金冠、金佛、金盒、木胎包银碗、银牌饰等。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如1973年敖汉旗双井乡四棵树村征集的镶嵌宝石金花饰、刻花银杯，宁城县三座店乡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雕花金马鞍饰，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云柄四曲口刻花银杯，赤峰文物店收购的金簪、钗等。

赤峰地区出土金银器的学术价值
由于金银的珍贵，故历来为人们所追求。盗掘墓葬面获得金银珠宝，是自古以来是那些盗掘者的主要途径和目的。在朝代的更替时，这种盗掘便更加频繁，因为后朝总是怀着对前朝的报复及对金银的贪欲，有组织或无组织地盗掘前朝大墓。比如，在女真人推翻辽王朝时，包括皇陵在内的一些大墓多被盗扰，许多金银财宝被盗掘一空。以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为例，那里分布着20徐座大墓，后经发掘证实多已被金兵盗掘，仅存的耶律羽之墓可能是金兵挖错了位，误将享殿当作耶律羽之墓而盗掘，故使这座墓保存至1992年。被盗掘后出土的金银器尽管已经收缴入馆收藏一部分，其数量也很可观，但这绝非墓中随葬品中金银器的全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盗墓猖狂，又有一大批出土的金银器流失，有的流向国内大博物馆，有的为私人收藏，有的甚至流向国外。应该说，迄今赤峰地区的各级文博部门所收藏的金银器仅占近年来出土金银器中的一小部分。
建国以来，经赤峰地区各级文博部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发掘出土一批金银器，并将流散于民间的部分金银器征集入馆收藏。尽管这不是出土的全部，会对研究和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影响研究的准确性，但仍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喀喇沁旗银器、李家营子金银器、城子窖藏银器等几批唐代金银器，辽赠卫国王驸马墓金银器、耶律羽之墓金银器、友爱密藏银器、庆州释迦佛舍利塔金银器以及敖汉旗几批辽代金银器等等，资料一经发表，均为诸专家视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除一些研究性文章外，对赤峰地区出土的唐代和辽代金银器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孙机先生所著的《中国圣火》、齐东方先生所著的《唐代金银器研究》、朱天舒女士所著的《辽代金银器》等专著中。尤其是《辽代金银器》一书所收录器物中约三分之一出土于赤峰地区，著者对这部分金银器作了系统的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赤峰地区出土的金银器的讨论，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这批金银器对探讨各时代的社会状况、经济文化、精神世界诸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历史、科研、艺术价值，是反映各时代物质和精神方面最精彩的实证。现就有关问题再作如下探讨：

一、关于青铜时代金器
青铜时代出土的只是小金饰件。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墓中出土成组合的金饰件，表明这些墓的墓主人不仅生前富有，而且社会地位很高。在同类文化的墓葬中，这样成批地出土金器，也仅见于小黑石沟墓地，以此亦可证实小黑石沟一带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些大墓的墓主人应是当时的部落酋长或首领，因为只有部落酋长或首领一级的人物，才有佩戴金饰件的资格。些时出土的金器中，有两件最引人注目，即马形金牌饰（CJ002）和鸟纹圆形金牌饰（CJ005）均用纯金铸成。马呈蹲踞状回首竖耳，圆目有孔，背面有桥形钮，可佩戴，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充分显出北方民族的尚马、爱马习俗，同时体现了发扬骏马精神是他们永远的追求。后者为圆形，边铸联珠镂空鸟纹，饰以联珠纹，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联珠纹这种常出现在中亚、西亚金银器上的纹饰，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就传播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东端——赤峰地区。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即在此时通过骑马民族移动的快速性，已经开通并活动频繁。距今3000年左右的草原游牧民族不仅在制造金器方面吸收了西方文化因素，且得以创造性地发挥。
我们还可以从圆形金牌饰（CJ005）得到同样的启示，它极似西方的徽章式纹样，缘部为一匝联珠纹，利用透雕式镂空，突显缘部二方连续的鸟纹。这种造型和纹饰常见于后来的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器和货币上，是很普遍的纹样。

二、关于唐代金银器
除了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喀喇沁旗窖藏银器的时代有了定论外，争论较大的是城子乡出士的3件银器（CJ025-CJ027）的年代问题。最早报道这批银器的张松柏、宋国军两位先生将其定为唐代，或为奚族使用的输入品，或为移居营州的波斯工匠生产的。李逸友先生依据银鸡冠壶口部的形制与呼斯淖所出土的陶鸡冠壶相比，推断为辽建国前的契丹族之物。朱天舒将其收录在《辽代金银器》一书，《契丹王朝》一书也收录其中一件双鱼银提梁壶。至此，这批银器定为辽早期似成定论。
我们从辽早期的大量成组出土的金银器中，尚未见到与这3件银器相似的器形。就以鸡冠壶而论，城子乡出土的这件金花银鸡冠壶（CJ027）确实与后来的皮囊式陶、瓷鸡冠壶（或称为“马蹬壶”）相似。辽代的陶、瓷器仿金银器者不仅仅是鸡冠壶一种，如凤首瓶、长颈瓶、温碗、执壶、盏托、碴斗等器皿，均为仿金银器而制作的。其实，李逸友先生所指的是辽建国前这样一个较宽泛的时间概念，并未注明哪一具体的阶段。我们知道，耶律羽之墓出土如此多的金银器皿，唯不见有金、银鸡冠壶，却出土瓷鸡冠壶，说明仿制金银鸡冠壶在辽建国之前以陶质为主，建国之后则已烧造瓷质鸡冠壶。仿金银鸡冠应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故此银鸡冠壶不能作为的断代依据。

此次编录中，将这3件银器定为唐代，除依据张松柏等先生的观点外，主要看器物本身的特征，如双鱼（或称摩羯）壶的器形特征以及纹饰等极具唐代风格。
那么，在契丹腹地为何出土两批唐代银器窖藏呢？而且喀喇沁银器中的“刘赞银盘”（CJ014）铭文所记载是地方官进贡于朝廷的重器，这样大而贵重的银器不要说在中原地区，即便是唐的京畿地区西安也未见出土。窖藏是动乱年代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太平盛世时，很少会有人把好东西埋在地下藏起来。特别是喀喇沁旗银器，在埋藏之前尚将器物砸扁，其目的就是便于携带和埋藏。这应该与唐末五代时契丹势力向中原地区推进有关。这两批金银器又是何时埋入的，发现时由于均属工程动土时偶然遇到，失掉了地层关系，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大体推断应是辽建国前埋入的。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的一种可能，即在唐时，有永乐、燕郡、东华、静乐四位公主先后下嫁给契丹首领，又有固安、东光、宜芳三位公主下嫁给奚族首领，必然随之而带来唐朝的银器（如喀喇沁银器），或公主下嫁随之而来的工匠们制作的银器，尤其城子乡出土银器的器形，在中原地区也很少见到。双鱼扁壶仅见于喀喇沁旗银器窖藏，扁体的马蹬壶仅见于何家村出土一件舞马纹提梁扁壶。随公主下嫁到契丹的工匠们，除了按着他们的记忆去制造银器外，还结合他们所见到的已在契丹地区使用的西方银器，创造出新的器形来。还有一种可能，即中原大臣向皇帝进贡后皇帝有转赠契丹王公贵族……，诸多可能都有待今后研究考证。

李家营子金银器（CJ018-CJ024）出土至今的30徐年间，学术界尚未减弱对其的关注程度。这是因为它们来自西方，而且成组出土，是迄今在我国北方发现的唐代与西方文化交流相关实证的最东边的出土地点。因此，在器物的年代、产地、为何出土于这里等问题展开讨论一直未停。最初，学术界认为这是古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品，报道时也将之定为辽代早期。在以后的讨论中，学者们的意见趋于一致，认为这是一批相当于我国唐朝时的粟特和突厥制品。但后来又有学者认为.那批银器相当于唐代，而那批金带具则是辽代的制品，朱天舒女士就持此说。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原报告发表时的资料，这批金银器均是出土一两年以后，才由该旗的文物工作者在牧民家征集的，出土位置也是根据当年发现者的记忆在现场指认的，并未经清理发掘。这一不准确的结果，便给这批金银器的研究带来困难和误导。
后来，在清理太平营子唐代墓时，我们发现，这座墓不仅出土了金带具等装饰品，同时还出土了陶器、银器等生活用具。那么，李家营子出土的金带具和银食具是否也属于同一座墓的随葬占呢？从太平营子墓葬得到的启示是，李家营子的金银器应是一座墓的随葬品，而不是如原报导的严座墓，这符合一般的随葬规律。即那5件银器与金带具是一组器物，两套金带具分别属男女墓主四的带饰，而银器则是他们的生活用具。如果以上分析无误，那么，李家营子的金银器属于同一时祈福之用，出土于何地尚待考定，有学者认为出于河北涿州，只是根据器铭而定。金银器刻文中有一器物编号达97号，说明当时使用金银器祭祀之盛，厚葬之风仍不见弱。
这就是早期的墓葬中随葬金银器较多，而且集中出土于皇族、后族墓中的主要原因。

2、随葬有金银器的墓多出在赤峰北部
根据皇陵以及耶律羽之墓、宝山1号大少君勤德墓等陵墓的分布情况，现在有理由认为，皇族中大部分成员死后葬于大兴安岭西端的山之东南麓，在赤峰境内便是今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北部旗县，而如敖汉旗、喀喇沁旗虽也有耶律氏墓出现，但均不是皇系主支，属于旁系。松山区、宁城县、翁牛特旗均发现的萧氏墓，为后族的家族墓地的分布区。其中尽管也有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金银器，但他是死后封王，有其特殊性，是王一级的墓。总之，处于从属地位，故出土的金银器也较少。
金灭辽时，是从北向南进攻的。包括皇陵在内的一些皇室家族的墓群由军队组织盗掘，也主要集中于北部。后来金朝统治者虽下令禁止，但仍有民间盗掘现象，故辽墓有十墓九空之说。辽墓厚葬，也是历史上、近代不断盗掘的主要诱因。根据近年的报道，现代所盗或由考古发掘出土金银珍宝的也集中分布于兴安岭西端东南侧，这一带即今内蒙古东部的几个盟市。

3、早期与中晚期出土器物上的变化。
（1）早期和中期，金银器出土于墓葬，中期以后见于窖藏和佛塔。
（2）早期出土金器较多，尤其是饮食器具居多，而中晚期银器较多。中晚期金银器主要用在丧葬上，即为随葬专门制作的冥器。典型的如英凤沟7号墓出土的那套银马具，均由银片模压而成，不具实用性，是专门为下葬而制作的。

（二）赤峰地区出土的辽代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峰地区出土的辽代金银器的时代特点。
关于辽代金银器的分期和演变，在《辽代金银器》一书中，已有详尽的分析。现只概述尝1、早期的金银器极具唐代风格。以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为例，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显紧唐器极为相似，而晚期则具宋代风格。
2、有些金银器具有西方诸国的文化因素。赤峰出土的金银器从器形到纹饰均可找出多修员品大营子辽驹马墓出土的罗马拜占廷式的团龙戏珠纹高足金花银杯（CJ056）；阿鲁科尔沁旗花思拉出土的连瓣纹扳指鎏金银杯（CJ070），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錾花扳耳鎏金银杯(CJ038）等极具粟特把杯和多瓣纹扳指杯的情调。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折肩孝子图錾花鎏金银壶（CJ037）则是突厥式扳指折肩罐的演变。二八地1号辽墓出土的长颈鎏金银壶（CJ078），其底坐起凸棱，则具伊斯兰银壶的风格
纹饰中吸收西方文化因素则更多，如联珠、摩羯、狮、折枝、飞天、迦陵频伽等纹样，见
于诸器。
辽代金银器吸取西方文化因素应该从两个渠道而来。一是从中原唐代金银器中间接吸取。唐代金银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而这些器物从中原输入后，辽之工匠便开始仿制。另一渠道则是直接的。西域诸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到辽进行贸易而携带的金银器，自然会得到契丹人的厚爱，便开始仿制。即使在建国前的隋唐五代时，在今赤峰地区居住着大批粟特等西域人，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李家营子、太平营子出土的金银器，多为外来品；水泉辽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玉带即于阗国的制品。这些西域人有他们自己的聚居区。辽建国后，在述律氏的出生地建仪坤州，有学者认为今敖汉旗五十家子城址即为仪坤州。上述几批金银、玉器出土地均在此周围，可佐证这里是回鹘人的聚居地，因此建州仪坤的观点。
我们在一些辽墓壁画上见有西域的文化情调的陈设。辽瓷中的凤首瓶即是仿胡瓶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敖汉旗南塔乡下湾子5号墓墓室西壁壁画中火盆上的鹰首胡瓶，其质地应为金、银等金属制品。与凤首瓶极为相似。在出现瓷凤首瓶之前，也应经历仿制胡瓶的银凤首瓶的过程。辽时，每隔三、四年，就有西域一些国家组织的几百人商队来辽贸易，也定会带来大量的金银器，这些给辽代金银器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契丹又是一个很开放的、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因此，它很快崛起，金银器的制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三）辽代金银器的民族特点
辽代金银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民族习
俗和宗教信仰等有直接的关系。
契丹是个马背民族，车马为家，鞍具为居。他们创出的“契丹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在辽墓中出土的契丹马鞍具，多以金、银、玉为饰，最精彩的当属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数套马鞍具，除玉石、玛瑙外，两副鎏金银马鞍具做工精细，纹饰三层叠起，银缨罩上的双凤展翅己群鹿奔腾，鞍桥上的双龙纹在万顷波涛中争戏火珠，都可谓巧夺天工。
宝山1号墓的回廊壁画上看到的马具，其中马鞍前桥画有细腻纹饰，与辽驸马墓出土的银鞍饰上的纹饰非常相似。这座墓距契丹建国时只相差7年，说明契丹人在建国前即能制作相当精美的金银马鞍具了。

腰带也是马背民族所注重的。辽墓中除发现一批玉带、水晶带具外，还发现一批金银带具和鎏金铜带具，有些是仿突厥的金带具，如躁蹬带。有些是仿唐的双风纹鎏金银带。除了几条带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外，也有一些旗县博物馆收集了一批银、铜带具。契丹玉带有镶嵌金银的，即“金玉结合”最独特的金银器当属契丹捍腰。本书所选择的两件鎏金银捍腰均征集于赤峰地区（CJ117、CJ118），出土地点尚不明确。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为辽陈国公主墓中的一组，共8块竖立横排的龙纹金捍腰，引起专家的广泛关注。李逸友先生将之定为大带的带铐，后来的研究者也多持此说。细观出土情况，这8块由高向两侧渐低的金带具是钉缀在丝带上的，出土于公主腰部背面。2000年，清理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辽墓时，在墓主人腰部背面发现一段缠枝花纹银捍腰，捍腰之外束玉带，尽管此件捍腰是残件，但出土位置明确，捍腰与玉带的层位关系清楚。2004年，清理敖汉旗新惠镇蒙古营子喇嘛洞梁辽墓时，又出土一件丝捍腰，中部用几层锦做成，因残不能见其全貌，但一侧有很长的绛色丝带，并存有束扎时的皱褶痕。现存通辽市博物馆的鎏金银捍腰亦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捍腰，共9块，中间1块最高，两侧的各4块渐低。

至此，现存各文博单位的金、银捍腰共5件，丝捍腰1件。赤峰地区出土4件（含丝捍腰）。金银捍腰按其形制可分为排方式和曲板式两类。本书收录的两件捍腰均为曲板式。其中的缠枝宝相花纹鎏金银捍腰在项春松先生所著的《赤峰古代艺术》一书中予以介绍，他在文中说此件捍腰出土于巴林左旗。这件捍腰代表了辽代捍腰的较高水平，不仅花纹细腻，而且两侧带扣由双排钉加固，十分清楚地交待出捍腰的系法。而另一件凤纹鎏金银捍腰尚属首次发表。这类捍腰曾在朝阳地区出土过，由于其形状如高筒形银冠，故未能分辨出来，故误作银冠报导。

还有一些金银器的器形和纹饰与辽境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有直接关系。如鸿雁、鹿、天鹅、虎等动物形饰件，其创作的题材就是在辽境北部森林、草原常常出现的与契丹游牧、狩猎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群。尤其是海东青的纹样出现在金牌饰等金器上，表现出契丹人对海东青的珍爱。有的器物铸出单一的形体，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鹿型等银饰；有的在器物纹饰中反复出现，如双鱼、鸿雁等。这些纹饰和造型透露出浓浓的草原气息，似乎在演奏着契丹腹地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动听乐章。

纹样的民族特点也很突出。除诸专家分析外，我们总的感觉是细而不乱，突出主体纹饰。有学者在讨论一幅金版画时说，主体纹饰所衬出地纹应该是鱼籽地一种，再加上缠枝花就造成混乱，这是最忌讳使用的。唐器可能如此，辽器却是其纹饰特点之一。我们看辽代早期金银器中这种作法相当普遍，即主纹隐起后，再起一层缠枝花纹，再饰珍珠地纹。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辽中期。本书所列举的大营子驸马墓中的银鞍桥、缨罩等均为此纹饰格局。
镂空出纹饰的金、银片包在玉、水晶、玛瑙器上，或镶嵌于铁器、玉器上，也是辽代金银器花纹的特征之一。如大营子驸马墓出的嵌银花铁矛和铁马具，花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包金水晶、料璎珞饰件，以金片镂空出花纹后包于水晶、料管（CJ072）、坠上，做工极细，是金玉结合的佳作。如一条玉带板的池面所镶金片上饰隐起的胡人驯狮纹。这些均代表了辽代玉镶金工艺的最高水平。

辽代还有在金、银版上作画、刻经的作品出现。早期的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双凤纹鎏金银牌饰（CJ058），流传到国外的佛教人物银版画。用金、银板刻写咒语迄今仅在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塔刹出土。
在辽代金银器的制作上，有学者认为，辽代尚未见到炸珠、花丝等工艺，这是掌握的资料尚不全面而得出的结论。抽丝，在辽代金银品工艺中占有重要的部分，如裹尸葬中所用银、铜丝编织网络，便需要大量的抽丝。最早用金丝作成的花饰是出土于宝山1号墓的两件金丝花饰（CJ028）。这种工艺在辽时因需要而得以加强，从而也带动了掐丝工艺的发展。掐丝工艺在唐、宋的基础上，辽代又有突破。
至于炸珠工艺，只在个别金器的局部见过。不过，从敖汉旗一座辽墓中出土的一件联珠纹三彩瓷香熏得到启示，它的纹饰就是在白釉镂空的蘑菇形熏体上贴塑黄釉团珠，每团中心为一绿色珠，一望便知此器是仿金银作品，辽时必有此类银镶金珠宝石的香熏存在。这个瓷香熏的造型极具西方文化特色，想必同样式的金属香熏定会使用了炸珠、焊接、镶嵌等工艺。
辽代金银器制作还继承了当地的传统工艺。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半浮雕式单体动物造型饰件工艺，就是在鲜卑等民族金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更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金器制品也是以他们所熟悉的马、鹿、天鹅等为题材，模铸成小佩件。到了鲜卑文化时期，这种工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人物、动物等，模铸后抛光，很少铸后细刻，因此造型准确，纹饰凸起。鲜卑文化的金器工艺对契丹的影响应该是直接的，早期就应该有这类动物造型的佩饰出现，只是尚未发现而已。这种传统工艺的银饰件仅见于辽早期，中期以后则不见有器物出土。
在银器的底部圈足等部位刻器铭和符号的作法实行于终辽一代。有刻契丹字的，如敖汉旗英风沟7号墓的束腰银盘、银碗均刻一行契丹字（CJ090）；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双凤纹鎏金银罩璎内侧也刻有契丹字（CJ064）；有刻汉字的，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墓的银罐底刻有“大郎君”三字（CJ075）；还有刻工匠名字的，如敖汉旗水泉辽墓的带头上（CJ029），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墓出土的银壶的银带上均刻有工匠名字；有刻符号的，如敖汉旗英凤沟7号墓出土的盘、碗.友爱窖藏出土的银碗的底部，所刻符号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器铭和符号可能是制作者的押记。

（四）辽代金银器的使用和影响
辽代金银器的使用十分广泛。可分为生活用具、装饰品、货币、祭器、葬具及佛教用品。生活用具中有专供契丹贵族或文人在野外绘画写字且携带方便的银质文房四宝，如著名的“万岁台”银砚和英凤沟7号辽墓出土的银风字砚、笔筒等。
辽代金银器对辽瓷的影响最明显，尤其是辽中期大量出现的三彩器，多由金银器脱胎而来，如折肩罐、凤首瓶、海棠形长盘、长颈瓶、温碗执壶等，这些辽瓷的代表作，均可在金银器中找到原型。辽圣宗、兴宗禁止金银入葬，金银器的替代品一—三彩器便大量出品。
辽是继唐以后又一个制作和使用金银器的高峰期。独具本民族特色的辽代金银器，是中国金银器艺术宝库中的奇葩。

四、关于元代金银器
继金以后，元代又开创了赤峰地区使用金银器的新阶段。成吉思汗所属的孛尔只斤氏部落及相关的翁吉刺部、亦乞列思部等，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黄金家族”，用黄金的纯正与珍贵比喻他们的尊崇、永恒和民族精神的不朽。其部落产生中的某些故事与神话，亦与金器有关。如亦乞列思部的祖先，传说就是从一个金瓶子里生出来的，此金瓶共生了四个儿子，老二叫亦乞列思，后来，他们的后代便称自己的部落为亦乞列思部。从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蒙古族对金银制品的喜爱和追求。

赤峰地区出土的元代金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酒具，二是头饰、带具。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有两件事非常重要，即征战和宴饮，这儿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制作各种精美的酒具以满足生活需要，便成了金银工匠们的首要任务。这时的酒杯形制有了新的变化，敖汉旗境内几处窖藏中均出土了同样的酒杯，浅腹，在一侧加一执柄，有龙首柄和云状柄，柄首加环，这种设计可能出于游牧或征战时在马背上携带方便的思考。
元代的带具较前代有所改进，讲求实用与美的和谐统一。敖汉旗窖藏中所见三套带具均由带头、带扣组成，不见带等饰物，带头设计极尽精细之能事，既有双层花纹叠于一器的繁褥一类，如太吉合窑出土的透雕龙纹牡丹银带扣（CJ128）、又有只显主体纹饰，地纹简素而大气的一类，如南大城、盛家窝铺出土的狮纹带扣（CJ130、CJ132)。既有如牡丹、鸳鸯、龙凤等中国传统纹饰，又有如狮子、迦陵频伽等西方文化的纹饰。下洼镇朝阳沟墓中出土的金盒的十字花形图案则具伊斯兰文化风格（CJ155）。朝阳沟墓出土的掐丝金花饰，敖汉旗双井乡四棵树出土嵌宝石丝花金饰，均代表较高的元代工艺水平（CJ131）。
头饰等装饰也较前朝有很大的变化，已发现的金银簪、钗，不仅做工精细，纹饰的题材也宽泛得多，如南方的椰树、石榴、荔枝等，均出现在小小的头簪上，这与元朝灭宋后，对各种工匠俘而不杀，将宋之百工移于上都、大都，专制各种器物有关。这些工匠中自然有金银匠，元在上都专设金银器盒局，为官廷制作各种金银用品。工匠们将南方的景物在簪头上表现，便在情理之中了。项饰也变得很简单，变成了项圈。除手镯外，还出现了臂镯。
赤峰市各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金银器多为窖藏，其中太吉合窑和新丘两处窖藏均出土有“至正”纪年的银铤，标明这些银器是在元代末年埋入地下的，即应该是在元、明应昌之战的过程中，为躲避战乱而埋入的。
元代蒙古贵族的墓葬在赤峰地区发现得不多，朝阳沟墓葬是农民种地时偶然发现的。其他地区也很少发现蒙古贵族墓葬，每发现一座墓葬，便出土金银器，其数量和精美程度，总会使人兴奋不已。元代的蒙古上层人物实行秘葬，故他们的墓葬很难被发现，在历史上被盗掘的也很少。但是可以预知，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蒙元上层人物的墓葬一定会被发现和发掘，也定会出土数量可观的金银器皿。在历史上，金、银本是稀世之物，如将之制作成器，刻上花纹加以装饰，便成了艺术品，也就有了灵气和时代的印记。它们熠熠生辉，凝结着那个时代的艺术精华；它们闪闪发光，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固化的艺术，它们是辉煌的再现。它们当年的主人随早已在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然而，如今它们重现人间，静静地摆放在展橱中供人们研究和欣赏，似在向人们深情地诉说往事。本书所著录的这批出土的金银器，仅仅是赤峰地区先民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的最耀眼、最珍贵的部分。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