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一家续命，广州真的衰落了？

2024年重庆GDP赶超广州，将广州从“中国经济第四城”踢到“第五，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新出炉的胡润中国500强企业榜单里，北京占了65家，上海占了49家，深圳占了49家，而广州只有13家。前100强里，北京占17家，上海占12家，深圳占11家，香港占10家，连杭州都有6家，而广州却只有一家服装企业Shein，其总部甚至还不在广州，而在新加坡。

广州这是咋了，难道要彻底掉队，跌出一线城市行列了吗？

其实，近五年来重庆的GDP就离广州不过一步之遥，加把劲就赶上了。其实，广州的GDP在四个一线城市里，一直是垫底的。

看真实的经济水平，不但要看GDP，还要看工资水平。尤其是私企的工资水平。

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年广州市私企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1911元（月薪6825元）。这个数据不但低于上海私企年均工资111347元，低于北京私企年均的105931元，低于深圳年均的94215元，还低于杭州年均的89016元，低于苏州年均的83962元。

按工资水平算，广州早已跌出一线城市行列了。其实，很多行业同一岗位的薪金，在北上深要比在广州高出不少。互联网相关领域尤其如此。北上深的房价和房租比广州高，这也正说明了其他一线城市普遍收入水平比广州高。

“电鸡围城”的乱象堪称广州一景。六百多万辆电单车在街头巷尾日夕呼啸而过，几乎无视一切交通法规。而电单车是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标配。报告显示，骑电单车出行者主要是20～39岁的青年人，收入普遍在2000～5000元之间。换言之，广州的“电鸡”越多，越证明了广州的青年一代绝大多数离高工资很远。

几十年来，广州的经济增速都依赖于工业。广州的工业曾经非常强大。万宝冰箱、五羊摩托、乐华电视等等曾是畅销的抢手货。但伴随着七八十年代广州工业强势崛起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厂家的排放，导致市内每条溪河都污黑浑浊，散发着工业酸碱的恶臭。那时候别说南岸路工业区每天浓烟滚滚，连市中心附近也还有不少高矗的烟囱，早午晚都准时腾起袅袅乌柱。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初，工业发达的广州，空气质量是很差的，“荡胸生层霾，决眦入烟尘”，只要不刮台风，白天看不清太阳，晚上看不见星星。

这种情况是在2006年开始实施“退二进三”（第二产业制造业往外迁，第三产业服务业往里走），工业区迁往清远肇庆等周边城市，才逐步得以改善。河流清澈、朗朗晴空的广州，逃脱了像北京一样成为“霾城”的命运。但工厂大批外迁，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个事实：工业占广州GDP 的比重逐年下滑，从2015年的30.2%跌到2020年的23.3%。

第三产业进场，最初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广州涌现了如唯品会、YY、虎牙等互联网企业，更别说还有老牌的网易，还有现在人人在用的微信。微信总部所在的T.I.T创意园，正是为了响应“退二进三”政策，由已经停产的广州纺织机械厂旧址改建而来。疫情三年，还造就了Shein的爆发，不但变身独角兽，且跻身电商物流领域前100强。略显尴尬的是，Shein被定义为“跨境时尚互联网公司”，但严格说来，它只是寄生于互联网上的服装制造业。

服装制造业，曾是改革开放时代广州的典型标志。八十年代初，港商携资北上珠三角建厂，生产出来的蝙蝠衫、喇叭裤、蛤蟆镜、花衬衫在高第街、西湖路等处批发，出口转内销，堪称初代的“跨境时尚“业，推动广州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服装的货源集散地。随着白马、红棉、中大、沙河、十三行……一个个服装专业批发市场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制衣厂和作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千禧年后，广州的纺织服装业更如井喷，从1999年的6.8万件年产量，到2013年的7.2亿件，翻了万倍不止。依托于中大布匹市场而形成的康乐村，十几万湖北人在这里开了几千家制衣厂，发明了“小单快反”的生产模式，以最短24小时、最长不超过五天的惊人出货速度，使这里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纺织村。今天番禺Shein村实际上就是全盘照搬康乐村模式，只是以平台之力将其集中化、产业链化了。

广州番禺塘步东村，著名的Shein村

就本质而言，Shein与淘宝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它们只是将八九十年代的时尚服装业在互联网上复制了一遍，堪称新瓶装旧酒。淘宝复制的是快时尚服装内销，Shein复制的是快时尚服装出口。而快时尚服装出口，受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影响极大。如广州及周边城市的制衣业第一次受到致命打击，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当时很多纺织制衣厂都因为外国订单归零而倒闭了。而在这次川普的关税狼牙棒威胁之下，Shein订单暴跌，估值也再遭腰斩。

广州GDP增速放缓，不敌重庆，很多人为此开出的方子是让工业回流。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工业回流，“制造业立市”，确实可以使GDP数字攀升，但却让广州重回八九十年代的老路，兜兜转转，未得寸进。

工业-制造业称王，除了质量，关键在于成本。而成本，很大程度取决于工资。只有压低工资，产品才有竞争力。八九十年代，正是广东工人的月薪远低于香港，才吸引了大批港商北上投资设厂。据外媒报道，今天广州番禺一个制衣厂女工，每天工作10～12小时，按件工资1～2元，每月收入只有四千多元人民币。如果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都是差不多的收入水平，快时尚制衣业再发达，又能对广州的经济起到什么样的真实提振作用呢？也许，得益者只有城中村的房东们。

广州的问题，不在于“退二”，而在于“进三”。“腾笼换鸟”，笼子腾空了，新鸟却不怎么飞进来。工业迁移了，第三产业的第一波发展势头虽猛，第二波却难以为继。

还是以我较为熟悉的互联网产业为例。二十多年前，广州是中国互联网的发源地之一。二十多年后，广州却被嘲笑为“互联网荒漠”，除了两家服装业电商，主要就剩下游戏。网易新闻十几年前就搬到北京了。微信没搬走，是因为团队核心成员早已在广州安家。UC当年曾与谷歌Chrome抗衡，现在的市场份额只能与360互相颉颃了。

近年来，北京和上海出现了滴滴、美团、饿了么、拼多多、爱奇艺、字节跳动、小红书等颠覆性的互联网创新企业。但广州呢？一个也没见着。缺乏政策扶持，融资环境相对较差，应是创新企业难以茁壮成长的主要原因。

多年前，某门户网站COO就曾无意中向我吐槽，广州的融资环境难以与北京相提并论，他建议朋友们到北京创业。根据智库的数据，2024年广州数字经济融资总额仅为185亿，远低于北京的1498亿、上海的1052亿和深圳的557亿。

融资难，创新就难。广州第三产业的发展之路因此越走越窄，走了二十年，仍是以传统商贸和物流为主。

走不出新路，就反反复复地趟老路。仿佛老路走多了，老路就会变新路。“工业回流”、“不能放弃传统产业”、“纺织服装业连着广州的根脉”之类的口号被一些人多次提起。

但新路真的那么难找吗？广州与港澳同处大湾区，共享广府文化，香港比大陆早发展了几十年，在多方面保持优势，其经验即使难以复制，仍值得参考和学习。

港乐遥遥领先于内地流行音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么多年来只听说香港歌手在湖南卫视上唱爆了，在大湾区反倒寂寂无闻。香港演员返回大陆也很久了，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听说他们与广州的影视公司合作拍过片、与广州的电视台合作拍过剧。珠江台那部让观众尬到脚趾抠穿地板的仿TVB情景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倒是长演不衰。张智霖在内地拍抗日神剧。何家劲开直播卖芝麻粉。林敏聪开直播唱咸水歌。王家卫去上海拍《繁花》。李若彤去上海拍短剧。但广州却从没想过把这些人才资源稍作整合。

去年全国电影票房四百多亿，今年仅一部《哪吒2》票房就过了160亿。去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五百亿，已经超越电影票房。直播和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更超过了3100亿元，头部主播董宇辉的销售额已超93亿元。东方甄选市值曾超750亿港元，董宇辉的个人IP估值曾达10亿美元。

这只是简单举例，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赛道绝不少。文娱生态与互联网的结合，目前仍属起步阶段。

事在人为，就看广州如何趟出第三产业的新路，而非固步自封，几十年如一日，绑在冒烟工业和低端制衣业上。

遥想改革当年，敢为天下先，代表着广府人的血脉、意气和进取精神。

风起南粤，潮涌珠江。越是在转型时期，我越看好广州。

不过呢，最后插一句：那些过于“进取”的电鸡车，是该好好整顿了。

作者：沈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