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编织、转化式繁衍与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 中国全球传播的“转文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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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应从“跨文化传播”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具有三大理论来源，分别是“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从这三个面向分别进行理论溯源，并将其放入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中进行阐释，接通其与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实践向度：一是以“关系性思维”创建多文化的连接，编织世界各文化间的“意义之网”。二是要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框架下关注“杂糅”与权力结构，实现各文化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并通过“文化冲合”带动自身与其他文化共同的“转化式繁衍”。三是以全球文化流动的整体视角，汲取传统哲学中的“天下”理念，将“超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体纳入视野，在文化互动与变迁中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以上三个向度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价值共振，在实践中共同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作者简介

周佳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9XNH118）项目成果。

近年来，世界政治、文化、传播格局被不断重塑，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语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亟需新理论、新思想来支撑。有学者指出，中国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应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升级为“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全新的理论路径（史安斌，盛阳，2020；刘滢，张毓强，2021；马龙，李虹，2022；王鑫，常向群，2022：3-23）。

经过一批学者的引介和开拓，“转文化传播”这一并非诞生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话语已经开始在国内的学术知识版图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然而，目前对“转文化传播”的理论阐释较为零散，缺乏对其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的考察，对其中一些关键概念也缺乏观照。我们仍需进一步详尽勾画出其理论地图，挖掘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内涵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回应和解释中国当下的实践问题。因此，本文将从“转文化传播”的三大理论话语来源——“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出发，从以上三个面向分别进行理论溯源，并将其放入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中进行阐释，接通其与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基本实践向度，并搭建三者的关系。

一

从“跨”到“转”：
语境变革下的理念升维

近年来，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疫情的扩张使“全球风险社会”变为现实。二是曾处于世界舆论场边缘的“全球南方”开始崛起，成为全球信息、文化和价值观传播的重要一极，全球传播的权力中心日益东移。三是互联网深度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数字媒介平台使全球大众直接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促使多种文化交融、杂糅、互构与变迁。四是中国开始施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想抱负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这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动作正面相遇。

语境变革之下，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理论核心“跨文化传播”则面临着解释力困境：一方面，“跨文化传播”起源于冷战背景下，从创立之初就打着“西方现代化中心”的烙印。它侧重考察传播主体如何策略性地将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植入传播过程，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价值观重构和发展宰制。这是一种文化的“单向输出”模式，暗含着强势文化征服和吸纳弱势文化的取向，不再适应当前“全球南方”崛起下世界文化多极化的趋势，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价值理念相背离，对“全球性风险”这一关乎全人类的新现象也缺少特定的回应。另一方面，“跨文化”一词的英文前缀“inter”意味着两个分开的、差异显著的、需要跨越一定距离的实体（Welsch，1999：194-213）。这就决定了它强调“文化异质性”（cultural heterogeneity），对各种文化做出二元对立的划分。然而，鉴于当下全球数字媒介平台上多种文化相遇后所产生的杂糅、转型和变异的现象，我们很难再用“社会区隔”的条块逻辑来审视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核心“跨”（inter）已经不足以分析和解释互联网时代全球文化交融互构、借鉴改造的复杂性。

当下的中国，倘若全球传播理念仍然延续“跨文化传播”这一美国特殊时期的思路，恐怕会刻舟求剑，实践层面隐然存在“踏空”（姜飞，2020）的风险，现实迫切呼唤能够回应新时代语境的理论和理念。在这样的学术期待下，源于“西方主流光影世界”以外的“转文化传播”理论话语脱颖而出，逐步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为破解“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困境、服务于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

“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核心“转”（trans）强调了它关注文化间的流动、交融、变迁和转化。这一理论话语历经了长时间的融合与流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多元的学术话语场域对其进行了定义和形塑。它主要来源于三个话语场域：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the communicative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the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ism）和方法论的反思（th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Hepp，2015：11-13）。在以上场域中，“转文化传播”或“转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 的概念逐渐得到应用，并汇聚到一起形成一套理论话语。这三个话语场域都在不同的理论面向上讨论和研究了“转文化传播”现象，共同建构起“转文化传播”的理论光谱。探寻“转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述三个面向缺一不可。

二

理论溯源

（一）文化互联：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

“转文化传播”应该被理解为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随着媒介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地域疆界不再牵制传播的能动性，日益全球化的传播实践由此构建出一个以“转文化（文化变迁，transclutrural）”为特质的多样性“世界社区”（world society），“全球公共领域”得以形成（Reimann，1992：13-29）。全球化导致传统文化被多样的“新形式”生活所取代，例如品牌支持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的流行媒体内容或广告等（Welsch，1999：194-213），而“转文化性”（transcultruality）则成为学者们解释和分析上述现象的一个工具性概念。这一概念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间网络化、连接性的特征（Welsch，2010：39-66）。

Marwan Kraidy（2005：1-20）指出，传统的“跨文化传播”将来自不同文化的社群看作彼此独立的实体，由此出发去研究这些个体间的碰撞与冲突。它遵循了“世界由多个独立、分离的实体构成”这一基本假定，通常以国家、媒体、社群等个体性实体为基本单位，然后从它们的属性特征、利益需求等方面入手，考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传播效果，这是西方“实体性思维”的典型体现。而“转文化传播”则强调全球化时代所有的文化本质上都具有相互连接、混融的内生取向，并将这种取向视作全球化进程的文化逻辑。对于各种文化来说，“转文化传播”具有中介式的连接性和向心性（centrality）——“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应当把传播视作一个接合器，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之间通过传播实践可以发生选择性连接和转化”（Kraidy，2004：247-262）。这种连接性有着复杂的维度，“不仅涉及政治与知识精英，也涉及到大量民众的日常生活”（Hepp，2015：16）。

可以看出，媒介参与全球化进程与“转文化传播”理论话语的生成与发展相伴而行，“转文化传播”是媒介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反应。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连接性（connectivity）（Hepp，2008：33-58）大大增加，文化边界与地缘/社会疆界之间原有的重合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文化变迁与转化（transculturalization）不再由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等因素来决定，而是由“传播活动是否通达并对文化进行连接”来决定。因此，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互联性（inter-connectivity）和关系性则成为“转文化传播”理论话语的一个重要面向。

（二）文化杂糅与权力：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

1. 早期“转文化”研究

后殖民主义话语发端于二战之后殖民体系瓦解之始，它基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影响，批判地揭示与反思东西方文化关系中的后殖民性（孙英春，2015：429）。在这一话语中，“转文化传播”并非聚焦于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对被殖民者的“落后文化”的宰制和征服，而是从种族、语言、风俗等多维度去考察不同文化的交融和杂糅（hybridity），以及从中出现并持续演进的新文化。其理论主要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

（1）对二元思维的反思

后殖民主义对转文化（transcultruration）的贡献始于对殖民文化关系中“二元思维”的反思，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Fernando Ortiz对古巴“烟草”和“蔗糖”生产文化的考察：蔗糖生产是殖民主义工业体系，以机械化生产管理为特点；烟草则代表了本土生产模式，以传统的手工制作为特点。他使用了“转文化”的概念来分析这两种生产文化辩证的相遇过程，认为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它们的互动使“新的融合文化”（a new syncretism of cultures）逐渐形成（Ortiz，1947：19）。在他看来，古巴的历史就是“相互交错的转文化历史（history of intermeshed transculturations）”（Ortiz，1947：162）。此后更多学者意识到，分析后殖民语境下的全球文化关系，需要放弃“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全球/地方”等“过于简单的二元论认定”（Martin-Barbero，1993：193）。萨义德在学术生涯早期提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关于非西方叙事作品中的支配意志体现在二者的对立上（1978/1999：12-20）。然而他后来逐渐转变了这种划分，认可了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的公开冲突已转变为一种隐晦的交流和对话。他指出，“无视或低估不同文化源流之间的相互依存，就等于忽视19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中……形成同舟共济又彼此排斥的关系。”（萨义德，1999：173-174）

（2）“混合性、杂糅性”文化观

对二元思维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学者们对“文化”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文化作为一种单一的、自成一体的单元而存在”的观念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性、杂糅性”的文化观。萨义德（1994：15）指出，文化并非单一、封闭、自成一体的实体，而是呈现出——而非有意识地排除掉——更多的外来元素、变化、差异等特征。“没有哪种文化是单一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混合、多元的，它们内部千差万别”（Said，1994：xxv）。同样，Benhabib也认为将文化作为一个单一、自成一体的概念是个“错误的认知前提”，她主张“承认所有文化与生俱来的杂糅性构成”（Benhabib，2002：4），将文化视作“多层、分散和多元复合的行动和意义系统”（Benhabib，2002：25）。

（3）以“杂糅”为理论工具

在上述文化观的影响下，“杂糅”（hybridity）逐渐成为“转文化”理论话语中的核心概念。“杂糅”揭示了殖民与被殖民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被殖民者虽然反对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上不断地向殖民者靠近。杂糅过程中，来自不同语境的文化资源得到重新整合，最终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因此“杂糅”通常会造就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众多学者看来，只有在“杂糅”的视角下才能正确理解文化关系，因此它被作为社会文化的“元建构”来解释和分析（后）殖民时代亚非拉美和西方移民中的各种文化变迁现象。霍米·巴巴以“杂糅”为理论工具探讨了后殖民小说文本，认为“杂糅”具有动摇殖民话语的主导性并创造“后殖民反现代文化”的能力，被殖民者“利用文化杂糅来阐释并重新定义对大都市和现代性的社会想象”（1994：6）。同样，Garcia-Canclini也以“杂糅”为工具，研究了当代拉丁美洲的艺术、文化和政治斗争。他指出，“杂糅”这一概念突出了历史上传统与现代相遇的复杂性以及持续至今的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之间的互动，有助于人们理解拉丁美洲现代性的不确定性。

（4）对权力的批判性审视

学者们对“转文化”及“杂糅”的研究兼具批判性视角，众多学者呼吁对型塑“杂糅”背后的权力结构进行批判性审视。萨义德指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杂糅牢固地植根于帝国动态发展的历史之中，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各种侵占、抵抗、调和过程的结果。Garcia-Canclini 则在对权力的批判上走得更远。他对“杂糅”在政治赋权方面的潜力持谨慎态度，警示人们不要对所有的杂糅现象都不加批判地赞扬，而是要关注塑造“杂糅”背后的“倾斜的权力”（oblique power）（1995：258）。因此，他呼吁对“杂糅”做出批判性、而不仅仅是解释性的探索，提出将“杂糅”作为一种社会条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中的跨学科分析路径。

2. 后期集纳与发展：批判性转文化主义

在上述四个特征的基础上，Marwan Kraidy提出了“批判性转文化主义”（critical transculturalism）（2005：148-161）框架，对早期研究的理论精华进行了集纳和发展。此前，在全球传播领域，“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两个主流框架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全球传播理论长期在“宰制”（domination）与“抵抗”（resistance）的两极论述之间摇摆。这两个理论框架都有无法克服的局限，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则在以下几个维度上对二者形成了批判和超越（表1）。

在核心理念以及对“文化的本质”的理解上，“文化帝国主义”将文化视作单一、封闭的单元，认为文化与“民族国家”的边界是叠合的，不同文化相互分离。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西方文化凭借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对其他文化进行征服和吸纳，最终形成单一、同质的“全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则拒绝了这种“自成一体的文化观”，转而将文化视为多元、松散的实体。它假定在地受众具有对外来文化的抵抗能力，使得多种不同社群的文化能够界限分明地共存。但它忽视了文化融合的过程，“促使人们对文化形成某种封闭、静态的概念，以为每一社群都创造自己独特的正宗实践”（金里卡，焦兵，2019）。最终，传播实践形成的“全球文化”是多种异质的、区隔分明的文化。相比之下，“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则秉持一种综合性文化观，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杂糅的特性，全球传播实践使不同文化相遇后产生了杂糅与变异，最终导致了新文化（第三文化）的形成。因此，“全球文化”本质上是动态、流动的“转文化”（transculture）。可以看出，“批判性转文化主义”以其核心理念“杂糅”强调了文化边界的流动性和新文化的生成，它超越了“宰制—抵抗”的两极论述，既不会造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也不以多元文化的静态并存为目的。

在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上，“文化帝国主义”聚焦于跨国媒介内容的生产与分配，“文化多元主义”更强调不同文化间符号/信息/文本的接受，它们往往不愿或不能同时关注物质制度和话语文本两个方面。“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将符号/信息/文本的生产、接受和再生产，以及对社会结构有何种意义的重塑全都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中。在传播主体的行动范围和所处场景方面，“文化帝国主义”将传播主体置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中；“文化多元主义”将其置于地方性的个体或社群的语境中；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认为，超地方（translocal）和文本间性的（intercontextual）社会实践才是传播主体所处的场景。

就社会结构与传播主体的关系而言，“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前者对后者有着决定性作用，全球的经济政治结构决定了传播主体的行为。“文化多元主义”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对话性的互动，在传播结果中具体表现为符号、意义的互动与互文，但忽略了文化间关系的不平等。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将二者视为一种不平衡的接合（lopsided articulation），必须同时关注二者关系中的决定性和对话性双重维度。尽管“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地揭露了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力失衡，但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将政治经济权力的宰制和全球文化同质性对等起来（Kraidy，2004：247-262），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文化多元主义”则放弃了批判传统，认为在地受众天然具有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适应能力，无需对不同文化相遇背后的权力不平衡尤其是西方霸权进行批判，因此它具有含蓄地默许西方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倾向。“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则重新将权力纳入视野，同时强调“文化杂糅”及背后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运作，侧重考察文化杂糅过程中传播在权力和意义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物质和话语影响。基于此，在外来文化对本土的影响中，“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国家（state）的作用较弱，“文化多元主义”则认为国家的作用较强，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则将国家视为文化之间的中介或调和者。可以看出，“批判性转文化主义”超越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又为忽视权力不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必要的修正。

（三）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方法论的反思

随着媒介全球化的发展使“转文化”的传播现象日益增多，有学者认为需要对全球传播研究中传统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进行批判和反思，重构一套与“转文化传播”逻辑相匹配的“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两种方法论之间的过渡和演进，构成了“转文化传播”的第三个理论话语来源。

“方法论民族主义”是传统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由于19世纪社会学的起源恰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步，因而从一开始“社会”就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简单而无需反思地”（Hepp，2015：23）绑定在一起。它假设了一种“社会容器论”（container theory of society）（Beck，2000：23），“社会”被人为装进“民族国家”这个“容器”里，把“民族国家”作为“定界社会科学中的现象问题的边界和最终的分析单位”。由此，“社会”被视为“国家社会”，社会秩序也被过度简化为“国家秩序”：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组织和运行都自成一体；在“民族国家”外部，各“民族国家”通过边界而相互分离开来。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民族国家”的框架已经无法涵括移民、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范畴，不再是组织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唯一结构性原则，社会科学亟需与“民族国家”松绑。由此，Beck呼吁发展一种“方法论世界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超越了前者。空间维度上，“方法论世界主义”不再刻意强调“民族国家”的疆界，也不再认为“全球”的概念是界限分明地“覆盖”在“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之上。它倡导将社会科学中的诸多概念（例如权力、身份、记忆等）看作全球流动的现实，并从全球整体的角度对其重新审视（Beck，2006：77）。时间维度上，“方法论世界主义”重点着眼于当下和未来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与挑战，例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资源短缺等（Beck，2006：78）。诚然，“方法论世界主义”并不完全排斥“民族国家”或“国家文化”，而是不会简单将“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考察的唯一基准。

在传播学研究中，多位学者从“方法论世界主义”的内涵出发，用“转文化”的视角对全球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改造进行了探索。Kevin Robins指出，尽管“民族国家”的时代尚未结束，但考察全球各主体间的动态互惠关系，应将其置于关注文化互构与变迁的“转文化”框架中。此前学者们关于“欧洲多样性”的讨论都基于“民族国家”框架，“文化”被等同于“国家文化”，“欧洲的多样性”也就被定义为“不同国家文化的多样性”（Robins，2006a：31）。为突破这一局限，他引入了“转文化多样性”（transcultural diversities）一词（Robins，2006a：31；Robins，2006b：276），从“多层文化间的流动与互构框架”对“方法论世界主义”进行了延展。Meinhof和Triandafyllidou（2006：6）也认为现有的欧洲文化远比“国家文化”更为复杂，为此他们提出了“城镇与大都市视角”（urban and metropolitan perspective），通过开辟一个不再局限于国界概念的“转文化的欧洲”来分析复杂多层的文化实践。赵月枝（2011：54-57）从全球角度和批判的立场来审视全球文化传播领域的社会权力关系，并把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分析相结合，建立起“转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框架。她提出要警惕“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超越国家政治制度的简单二分法，避免把国家、市场、社会、权力等概念脸谱化，而是从全球视角对国家和市场形成的特定历史过程形成全面的理解。

由此可见，“转文化”视角是“方法论世界主义”在全球传播研究领域的一种具体方案。在这一领域的方法论改造上，“转文化”视角不会简单地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疆界作为理论建构与实践考察的准基，而是“以‘全球’‘世界’或‘天下’作为看待问题的参照系和具体观照对象，超越各自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局限”（吴潇阳，2022），关注复杂、多层的不同文化的互构与生成。这种基于全球文化流动与变迁的考察视角对全球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三个理论来源的关系

尽管这三个理论话语场域的关注焦点各有侧重，但它们在动态的历史发展中相互关联、彼此带动，犹如一组相互咬合的齿轮（图1），形成了一套动力运转机制。其中，“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为这组关系中的“主动齿轮”，它以“全球化进程”为内在驱动力来带动自身以及两个“从动齿轮”转动。从16-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始至今，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文化间的连接、变迁和转化不断生成，因此转文化（transculturalization）现象被视作“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来考察。

在“全球化进程”的驱动力下，其他两个“从动齿轮”也有了运转的动力：一方面，随着二战之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全球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拥有平等地位的前提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进入“后殖民”时期。曾经沦为殖民地而今获得独立的人民开始反思殖民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化关系，于是颇具批判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探讨“转文化”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动齿轮1）。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人类不断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生存状态。现实迫切要求人们对以往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和重构，转而以一种“全球文化变迁”的整体性“转文化”视角来审视全球传播实践（从动齿轮2）。探寻“转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将上述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来考察。

三

语境适配

经过理论溯源可以看出，“转文化传播”三个场域各自的理论核心为：强调媒介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互联性和关系性；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框架下对“文化杂糅”及背后的权力结构展开探讨；用全球文化变迁的整体性视角对“方法论世界主义”的内涵进行延展。这三点理论特质分别都与当下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有着高度适配性，使“转文化传播”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媒介全球化”与“关系世界”

在风险和全球化共存共生、复合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基于数字媒介平台的虚拟世界，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壁垒被进一步打破，编织出跨越疆界的互动联系网络，全球社会也逐渐呈现出“非实体世界”的特征，一个高度互联的“关系世界”（秦亚青，2016）已成为可观察的现实。

在现实世界层面，人类社会正逐渐进入一个开放的、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的“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具有“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贝克，2010）和“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德勒兹，加塔利，1980/2023：78）特征，风险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超越了空间限制，其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域或族群。全球化加快了人口、资本、信息等社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种风险尤其是人为的风险能够随着社会流动轻而易举地摆脱疆域的束缚而转移到其他地区。在“全球风险社会”里，任何国家、社群和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人们无法通过控制某个节点而切断所有关联。

在虚拟世界层面，“全球风险”也加速了人际互通和国际交往的虚拟化步伐，数字媒介平台为全球传播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平台化”（platformiation）趋势加强，即时通讯软件、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平台开始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机理之中，人类社会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空前加强，媒介化传播的连接性和流动性得到极大拓展。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文化在数字媒介平台上相遇、发生连接、生成各种关系，则为文化变迁与转化（transculturalization）提供了先决条件。

不难看出，现实世界由风险的互联以及基于数字媒介平台的全球传播的互联都不断加强，形成了高度互联的“关系世界”，为全球化语境下强调传播和文化的“互联性”“关系性”的“转文化传播”提供了时代语境和实践契机。

（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的新时代意涵

第一，“批判性转文化主义”符合了“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崛起下全球政治、经济和传播秩序的多极化趋势。随着世界权力格局的“去西方中心化”加速，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下降，中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开始从世界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沃伦斯坦，1974/2013：423-424）向中央移动。全球秩序出现了新老权力的共生互嵌，全球传播格局的“多向流动”（multi-flow）越发显著，正如一座多厅影院（multiplex cinema）（阿查亚，2014/2017：10）——“多元的文化就是放映的电影，观众有选择权，他们可以观看和对比所有电影，与不同的政治文化叙事发生互动”。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中强势权力对另一方的控制与吸纳，还是“多元文化主义”中在地受众对异质文化的抵抗与拒斥，都不足以解释当下这种“多向流动”的新常态。“批判性转文化主义”超越了东西方“宰制—抵抗”的两极模式，为多极化流动趋势下的全球信息传播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力。

第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对“文化杂糅”的强调，更为贴合当下全球媒介文化生产的新样态。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平台化”趋势加快，数字媒介平台赋予了全球大众直接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力。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平台上进行多元的文化表达。多种文化相遇后产生了交融、转型和变异，“文化杂糅”或“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生成的主流模式（史安斌，盛阳，2020）。而“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恰恰以“杂糅”为理论核心，认为杂糅性是文化的本质，全球文化本质上是动态、流动的“转文化”。它强调文化的流动性，研究不同文化在传播中是如何互动、杂糅从而生成新文化的。在研究视野上，它不仅关注符号/信息/文本的生产、接受，更将杂糅过程中符号和意义的再生产以及对社会结构的重塑纳入研究视野。这一理论框架为全球数字媒介平台上的文化生产实践提供了充足的解释力。

第三，“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强调对“杂糅”背后的权力结构进行批判性审视，有助于我们警惕当下以新形式存在的全球话语权不平等。当下，西方霸权依然钳制着多元文化和价值的表达，甚至在数字化语境下有增无减。在“观念政治”（noopolitik）方面，西方继续污名化中国、俄罗斯等国，将其崛起描述成“民主世界的威胁”。此外，西方主导下的“数字地缘政治”（digitized geopolitics）这一新形态的霸权也开始蔓延：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系统性打压非西方数字媒介平台，同时政客与资本合谋，在其治下的平台上限制不利于自身的媒体账号及内容，企图让“敌方”彻底消音。这种数字地缘政治“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深度绑定在一起”（姬德强，2020），全球传播格局背后隐匿着更为复杂的利益斗争。与之相配，“批判性转文化主义”特别提出对权力关系的观照，对杂糅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尤其是西方霸权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杂糅”是权力结构下的实践，都建立在政治经济的不对等关系之上。它的批判性取向对解释和分析当下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有着较强的适用性。

第四，“批判性转文化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逻辑是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以共生、依存、共赢和互惠为前提，挖掘和孵化新式的、超越性政治主体及其关系的可能性”（姬德强，2022），是一种“世界双向生成论（建构论）意义上”（李智，2018）的思想。它为全球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在它的引导下，全球传播格局需要建构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多元的人类传播景观，最终实现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推动文化的共同发展进步。相应地，“批判性转文化主义”将传播者放入主体间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本间性（intercontextual）的社会实践场景中予以考察，侧重考察“杂糅”过程中新文化的生成，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展开观照，并将国家（state）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介或调和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双向生成、挖掘超越性主体及其关系的分析视角，对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

（三）“方法论世界主义”的新时代意涵

近年来，风险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全球风险治理”逐步变为全球事务的核心议程。无论是从应然还是实然层面，都迫切呼吁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传播向“方法论世界主义”转型，以全球整体为视角来审视传播实践，超越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局限，将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社群聚合在一起。

第一，“方法论世界主义”的核心逻辑契合了新时代“全球风险治理”的新需求。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制度规则与行为逻辑难以为继，在命运与共的生存境遇和传统经验无法有效供给的情况下，现实迫切呼唤人类应当超越“民族国家”的传统框架来进行全球风险治理，重新构建起“类主体” 的新关系，将面临的共同风险问题置于全球整体的视角下来进行审视和应对。因此，“全球风险治理”正在向扁平化的多元合作共治转型，以更加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多元“超国家”主体超越各自文化的隔阂与局限，促使它们彼此沟通、责任共担、协同合作。这种趋势恰恰十分契合“方法论世界主义”的逻辑，多元“超国家”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也正是对“方法论世界主义”中“超地域（trans-local）、地域-全球（local-global）、超国界（trans-national）、全球-全球（global-global）”等新型关系的实践。

第二，向“方法论世界主义”的转型也回应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它关注人类全部生活关系的整体性统一，超越了“民族国家” 疆界和意识形态隔阂，是一种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为价值目标的全球共同体。从基本理念来看，“方法论世界主义”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价值契合: 两者都具有审视世界的全球意识和关切， 强调人类的整体性利益和休戚相关的未来发展，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以期实现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之上的责任共担。

第三，全球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远不如人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面对全球性风险，一些国家被民粹主义左右，政客将面向国内的“身份政治”冲突话语挪用到全球性议题上，由“身份政治”带来的对抗与分裂逐步外溢，借助数字媒介平台被放大至全球传播格局之中。这种立场优先的“党同伐异”加剧了共识的撕裂，阻断了不同社群之间在风险治理上进行理性对话合作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传播实践更需跳出“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斗争逻辑”，基于全球文化流动、交融与变迁的视角重新发掘传播的“世界主义潜能”，以提供“全球公共善”或“全球公共品”（二者都是global public goods）的方式来凝聚共识，才能化解被西方政客鼓动并愈演愈烈的“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缠斗”困局。

无论是“全球风险治理”扁平化多元合作的新需求，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价值理想，抑或是被西方鼓动的“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缠斗”现实，都呼唤着中国全球传播的方法论转型。以“方法论世界主义”重新点燃全球文化的凝聚力、聚合全人类面对共同威胁的信念，成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内涵之一。

四

实践向度

“转文化传播”三个场域各自的理论核心呼应了当下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格局，为这一理论解释和指导中国当下的全球传播实践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由此，本文根据以上三个理论面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挖掘理论资源对其延展，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基本实践向度。

（一）编织全球各文化的关系网络

在风险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语境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发生在一个高度互联的“关系世界”中。中国的全球传播应从原有的“实体性思维”转向“关系性思维”，创建多文化的连接，编织连接全球各文化间的“意义之网”。

“转文化传播”中对“关系”和“连接”的强调，与中国传统世界观中的“关系本体论”不谋而合。儒家将世界视作一个由连绵不断的事件和流动不居的关系构成的复合体（秦亚青，2021：144），认为最好的世界秩序是“四海一家”，把社会关系比喻成一种具有家庭色彩的情感关系，关注动态、情境的互动，而非固定、机械的属性。这种价值思维会促使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追求一种维护多方和谐的“关系性安全”（relational security），而非“实体性安全”（substantial security）（Chiung-Chiu，Chih-yu，2016：170-171）。

受此启发，我们需要将传播理解为生成、维持和管理文化关系的过程，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因而被看作一个与全球文化社群共同管理复杂多元关系而进行的开放的社会协商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任何设计和考量都需要以促进连接共享和有效沟通为核心导向，搭建各文化之间的“连接关系”比聚焦于文化本身更具有意义。费孝通（2012：43）曾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比喻为“石头丢在水面上产生的一圈圈波纹”。我们可以将这层比喻扩展到对全球文化场域的想象中：每种文化都是全球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结构洞”（structural hole）（伯特，1992/2017：18-30），通过建立多种连接，向外扩展出一层层关系圈，无数关系圈交集重叠、伸展复合，犹如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一般构成了全球文化关系的总和，并随着时间和情境而不断流动。中国通过全球传播实践逐步成为全球文化网络节点的积极联通者时，可充分利用“结构洞”所带来的“使能”作用，实现自我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性共在（relational-coexistence）、互涵性身份（co-identities）和互在性利益（shared interest）（秦亚青，2021：162-191）。

（二）以“文化冲合”带动文化间“转化式繁衍”

当下全球政治、经济和传播语境与“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有着高度适配性。中国全球传播应在这一框架下，将“文化杂糅”置于实践的核心，检视自身与其他文化主体之间的动态权力关系，以“文化冲合”来推动文化之间共同的“转化式繁衍”，让传播的过程成为“新文化的摇篮”。

人类在形成最抽象、最高级的哲学思想、道德观点和政治主张时往往有着相同的价值旨归，即人类的解放与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经验不同，每个社群会对其形成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实践方案。如果每种文明都赋予自身唯一正确的地位，霸权就会成为真理的化身。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中，需要对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保持警醒，赋予其他文化主体平等均衡地进行自我表达的权力空间，实现各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在通过对不同文化主体进行“赋权”的同时，警惕生成新的、反向的区域性话语霸权，避免站在自我角度天然地“凝视”或“睥睨”。

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间的“杂糅”促进新文化的生成，推动自身与其他文化共同的“转化式繁衍”，即达成“转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lity）（王鑫，常向群，2022：3-23）。《老子》中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冲合”可以作为“杂糅”以及“转文化生成性”得以实现的动力机制：尽管不同文化、价值和规范可能存在差异，但它们在“交冲”后相互吸纳，创造性地转化成新的“合题”。新合题兼具两个或多个共题的元素而又不能还原到任何一个共题，包含了两种或多种社会文化的基因。这个过程不是话语霸权之下的暴力统合，而是一种中性的“涌摇”（于小植，2023）——既是一种自我伸张，又是一种无侵略性地对整体以及各个参与的个体施加的影响。它表达的是“一种建基于整体性立场之上的有力量的善意，最终达成所有参与者及整体的成长和完善”。当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冲合”的带动下实现文化间共同的“转化式繁衍”时，它才能在当下全球语境下释放出积极进步、具有解放性的政治潜力。

（三）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

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在“方法论世界主义”框架下，将关注点从“民族国家”转向“全球文化流动的现实”，并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理念，将多元“超民族国家”文化主体纳入视野，关注传播在消除全球文化隔阂、推动文化互动变迁的过程中如何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

“方法论世界主义”可以在中国哲学里找到一个表达模式，就是“天下”观念。“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而非“国家”的概念（梁漱溟，1992：332），它把世界定义为一个范畴性的（categorical）框架，将世界作为思考和衡量各种问题的终极尺度，而国家只是这一框架之下的次级单位（赵汀阳，2011：31）。“天下”有三层维度：（1）地理上的世界；（2）心理上的世界，即人心所向；（3）世界秩序和机制（赵汀阳，2024）。地理上的世界天然形成，而“人心所向”和“世界秩序和机制”则需要通过全球传播实践才能得以实现或建立。

首先，要实现“人心所向”，就需要将多元“超国家”文化主体纳入全球传播网络：除了国家政府，还包括个人、亚文化社群、移民、社会组织、企业等。中国的全球传播应进一步让这些主体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关注全球各类文化群体、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动。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威胁，我们要关注这些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风险的世界主义倾向”（cosmopolitan affiliations of risk）（Beck，2011：1346-1361），在这些主体的文化互动、交融和变迁之中逐渐构建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突破文化局限与隔阂的认同感，从而汇聚成“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cosmopolitan risk collectivity）（Beck & Levy，2013：3-31）。

其次，要建立“世界秩序和机制”，上述“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还需要以“理性—认知”为基础。尽管媒介对“远方苦难”的呈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全球公众的怜悯和同情，但这种“道德—情感”层面上的世界主义只能算得上一种“浅薄的世界主义”（Beck & Levy，2013：3-31），它以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为基础，“空中楼阁”一般难以实现。只有将“道德—情感”与自我利益和现实主义的反思意识结合起来，激发出超越文化隔阂的“为了所有人的生存”的责任感，才能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在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中，“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需要超越“情感—道德”，进一步延伸至“理性—认知”层面。用“共同善”（common goods）将全球范围内陌生的、分隔的甚至对立的多元文化主体联合起来携手面临共同的命运，在文化的交融和共同变迁中，思考建立世界新秩序、新机制的可能。

（四）三个实践向度的关系

以上三个实践向度由三大理论话语来源推演而来，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与理论场域之间的关系一致，是理论逻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后在实践层面上的映射，从内在逻辑上同样形成了一组齿轮般的动力运转机制（图2）。

其中，“关系编织” 是三者中的“主动齿轮”，是其他两个实践向度的前提和动力。“主动齿轮”以“关系生成”为内在驱动力，带动两个“从动齿轮”转动：一方面，在新文化关系不断生成的前提下，“文化冲合”才得以产生，推动文化间的“转化式繁衍”才成为可能；建立文化间平等互惠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实现各文化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从动齿轮1）。另一方面，文化连接与关系的生成也使得“民族国家”疆界被进一步打破，才能将全球范围内的“超民族国家”文化主体统合起来，在他们之间的文化互动与变迁中构建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从动齿轮2）。此外，两个“从动齿轮”之间也存在着价值耦合关系：无论是“文化冲合”带动下的转化式繁衍，还是对各文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关照，抑或是构建“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逻辑相契合，二者有着一致的价值指向。以上三个向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带动、价值共振，在实践中共同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五

结语

“转文化传播”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理论光芒。在历史发展中，“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三个主要话语场域对其进行了规训与形塑。它们分别从三个理论面向上探讨了“转文化”现象，共同汇聚成了“转文化传播”的理论光谱，指引着人们重回历史语境中追根溯源。在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场域各自的理论核心又恰如其分地呼应了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格局以及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语境，彰显出新的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引领我们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相结合，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的三个基本实践向度。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由“跨文化”升级为“转文化”，催生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共同繁荣，凝聚全人类守望相助可谓恰逢其时。随着未来全球传播格局的发展，“转文化传播”理论无疑将得到学界的进一步丰富。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同仁关注“转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创新、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表达尽绵薄之力。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2期。

本期执编 / 张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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