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三色事件：权力清单为什么管不住权力任性？

核心提示：本文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最近，河北省三河市（县级市）被戏称为“三色市”。原因是，2024年底，三河市有关部门列出了商户广告牌匾设计的负面清单，不允许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我们熟知的光学三原色包括三种：红、绿、蓝。现在，红色、蓝色不让用了，那就只好用绿色了。2025年4月8日上午，记者发现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一家蜜雪冰城店的红色招牌就赫然改成了绿色。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结婚都只能用绿色盖头了（本文封面）。之后，很多网民反映，收到了三河市城管部门的要求，红底门头牌匾统一更换颜色，此事引发了舆情。4月11日，三河市所属的地级市廊坊市介入调查。4月15日，廊坊市联合调查组通报：媒体反映的三河市“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等问题基本属实，已对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免职处理。同日，三河市府办回应“禁用红蓝黑招牌”损失赔偿：谁让改的去问谁。

十八大以来，中央发动了一场力度空前的反腐败运动，之后严格限制滥用权力的行为。每级政府都公布了党政机构和主要负责人的权力清单，甚至连官员一顿饭吃几个菜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这种高压反腐态势下，为什么有些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在使用权力时依然可以如此任性？或者说，为什么权力清单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难题，难度足够写十本政治学博士论文。我的解释是，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下，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是：不完全契约+政治承包制=无限责任=无限权力。下面详细解释一下。虽然理论上可以规定一个党政机构或者“一把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实际上因为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五花八门，所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根本不可能穷尽其范围。如果从理想的政治哲学意义上，将政府理解为公民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契约注定是一种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导致契约不完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预料到未来发生的所有情况。例如，谁能意料到当年川普的第一次上台呢？谁又能预料到他第二次上台居然会发动全球关税大战呢？即便预料到也难以在契约中以双方都没有争议的语言写下来，或者很多事情即便双方都知道但是难以向第三方证实。何况，国家已经是地球上最大的主权单位，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强制执行单位。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特（Oliver Hart）就因为不完全契约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

契约不完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等事态明晰之后才相机行事。但是，基层政府不能等，它们必须立即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从自然灾害到网络舆情，从贸易摩擦到群体事件，否则就要被问责。在压力型体制下，处理各种问题的责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承包制，即每一级政府要对本辖区内所有事情负责，一旦出事，唯你是问。为此，每级政府就必须将责任进一步分解到更下一级的政府，如此层层传递，形成一个闭环。在政治承包制下，每级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不要奇怪，自古以来，中国的政府就是无限责任政府。老百姓已经认同了这点，所以才会有“青天大老爷”的叫法。

进一步，权力和责任通常是对等的，否则就会出现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你要求我对某件事情负责，就必须赋予我预防和处置这件事情的权力，否则我无法负责。因此，无限责任必然意味着无限权力。这就完整地解释了前面的公式：不完全契约+政治承包制=无限责任=无限权力。在我和《中县干部》作者冯军旗联合制作的新节目中，我曾阐述过这个逻辑。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权力的任性必然破坏营商环境。那么怎么才能优化营商环境呢？我多次给党政干部讲授过优化营商环境的课。我总是说，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痛点在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最近，很多地方都想学杭州，希望本地也出现类似“杭州六小龙”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甚至出现几头“独角兽”，再不济也得是几头“瞪羚”。但很遗憾，杭州这种营商环境很难学。人家的真经是：对企业来说，政府是“无事不扰，随叫随到”。随叫随到似乎不难，普通老百姓打个12345，也会有接线员应答；真正难的是“无事不扰”。毕竟，权力总是想要寻找存在感，否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发达地区能够做到“无事不扰”，并非他们的官员政治品德更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通过高工资和高福利得到了足够的补偿，权力的价值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贴现了，而欠发达地区因为财政没钱，自然无法用激励手段填补权力的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慎提“有为政府”。我担心的是，有了这个“有为”口号，权力就更加没有边界了，再多的“权力清单”都管不住那只闲不住的手。政府真要优化营商环境，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放水养鱼”，这样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太容易管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但主政官员又亟需政绩，才能提高升迁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打个这个死结的方法，就是稳定官员任期，从而稳定官员预期，才能培养官员的耐心资本。

最后，从长远来看，要形成吏治清明、市场有效的治理结局，需要完成两个转变。一是在治国理念上，逐渐接受有限责任政府的理念。政府不能包办一切，要让家庭、社会组织充分发育，这反而能够减轻政府的负担。二是在政府角色上，政府应该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即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发展经济将不再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提供公共服务才是。做到以上两点，才能减少政府权力以及权力的寻租空间，才能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然而，任重道远，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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