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那点事儿

早在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经他的同乡好友许怡荪的介绍和大力推荐，胡适结识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汪孟邹数次代陈独秀和章士钊向胡适约稿，胡适也寄了几篇文稿回来，但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表。这样的情形，一般人会耐心等待或者继续努力写作，提高写作水平或者继续投稿。胡适不是这样，而是在1916年的2月3日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不久，又给汪孟邹寄去了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小说《决斗》。

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志向是: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士人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然后，话锋一转，剑锋直指当时在《青年杂志》上连载的由女作家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的剧本《意中人》，这部作品首次发表是在1915年秋，文体是很流畅的纯白话文，比胡适的文言文版《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早了近两年。也就是说，在胡适还在美国思考文学改良的那段时间里，薛琪瑛就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创作了，一步到位，而且水平很高。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位薛女士是中国第一位在《青年杂志》发表作品的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在《青年杂志》发表白话文的作家。

这样的一个女作家，这样的白话文作品，不正符合胡适所提倡的文学改良的方向吗？同样是新文学，同样是输入欧西名著，按理说，胡适应该趁势大加赞赏、大加鼓励、结伴而行才对，这不是妥妥的一个白话文的先驱和同道中人吗？

但结果是，胡适开炮了，批评薛琪瑛的翻译有失真和不准确的问题，糟蹋了王尔德的名作。而且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理由是《意中人》虽然是优秀的作品，但恐怕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这话就有点扯淡了，薛琪瑛的《意中人》中国人不能领会，那他自己翻译的《决斗》国人就能领会了吗？而且，这件事的可疑之处在于胡适寄出这封信之后就发出了自己的翻译作品，显然是有备而来。前后联系一下，我们不得不怀疑胡适是存心打压薛女士，鸡蛋里挑骨头，然后为自己的作品开辟道路扫除障碍。因为在白话文这件事上薛女士抢先了一步，把胡适想做的事先做了，占尽了先机，有抢了胡适风头的嫌疑。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胡适在1915年5月10日写给母亲的家信中提到: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付笔资若干。如有所得，即令瑞生和转寄来家为家用……

这封家信告诉我们，胡适需要钱，家里需要钱，所以，胡适必须全力以赴而去谋求。

1916年的8月21日，由于胡适寄出的信和翻译作品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胡适有点着急，就给陈独秀写了第二封信。

这次，胡适炮轰的是学者谢无量，谢无量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首五言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陈独秀对薛琪瑛和谢无量的作品都大加赞赏，并都作了序言。但胡适指出，《青年杂志》的主旨既然是弘扬新文化就不应该发表古典诗词，这和《青年杂志》的初衷自相矛盾。而且谢无量的诗也有问题，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再就是，用典太多，他认为，用典就是没有本事，是没有创造力的表现，他这话实在荒谬，一首诗词的好赖不在于用不用典，而在于作品的整体水平和内涵，唐宋的诗词大家用典的比比皆是，名作也是繁如星斗，拿这个贬低谢无量就有点太小儿科了。

但问题是，他这两炮都出乎意料的成功了，胡适赌赢了。一心宣扬新文化的陈独秀竟然接受了他的两份投名状，其结果就是薛琪瑛和谢无量从此就被踢出了《青年杂志》，再也没有在《青年杂志》及后来的《新青年》发表过任何作品。

还需要指出的的是，谢无量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1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史。而当时，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才刚刚开始撰写，有学者指出这篇论文大量抄袭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而由这篇论文修改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竟然自诩为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那问题来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又算是什么呢？开胡适之作吗？

1917年7月，胡适回国，经陈独秀的推荐，进入北大任教授。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胡适这个时候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却谎称自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他能够进入北大任教授，主要的功劳就是这个博士头衔，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他是不可能被聘为教授的。比如鲁迅先生，就因为没有这个博士头衔，所以进入北大也只能是讲一个钟头课的讲师。而胡适先生这个自由加冕的假博士帽竟然冒充了十年，直到1927年，才在他的老师杜威的帮助下拿到真正的博士头衔。

假博士帽戴上了，真教授当上了，但并不是就从此万事大吉了，下面面临的问题就是，进来了当上了只是开始，能不能立得住才是根本。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总结说胡适最善借物，这说法不假。打入《新青年》借的是打压别人，进入北大借的是美国名校的博士头衔，入北大而得以立足则是借学生之力。学生之力怎么借？当时的北大，开放之风很浓烈，学生的力量也很大，看哪个老师教授不顺眼，学生们就可以运用一切手段将其冷落甚至赶走，何况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呢？而北大的那些教授们，大多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学问家，管理很严厉，对学生也是严格，讲课也是按照自己的一套，也不管学生是否消化得了是否听得懂，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派头。而胡适不同，他用白话文讲课，学生都听得懂，而且他的课程并不按照别的教授的程序来，自己自创一套，既降低了难度又别具一格，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摆教授的架子，和学生们称兄道弟打成一团，自然受欢迎，虽然他的学问比不上其他的教授，但他的人设很成功，口才又好，自然就被拥护。当时身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听了他的课，就对他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走的什么路？当然是投机取巧取悦学生的路。

所以，当他和被孙中山誉为当时中国唯有的三个半英语最好的人之一的辜鸿铭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能利用学生的力量将辜鸿铭赶走，后来主掌北大文学院，又把几个学问高于他的文科教授比如黄侃等逼得自动辞职，扫除异己。再利用蔡元培和陈独秀的信任，破除了校长、学长独裁制，提倡教授治校制，从而变相的架空了蔡元培，使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学术权威的宝座。这都是他善于“假借于物”而谋私利的成果。

更有甚者，当新文化运动被突然爆发的五四运动打断时，原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的胡适，硬是在蔡元培被驱赶，陈独秀被捕入狱的情况下，把新文化运动及自己和五四运动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把自己打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跃为民国最知名的文化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