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剖了2000多具尸体，今天挑一具诡异的给大家讲讲 | 法医实习生02

　　大家好，我是陈拙。

　　2017年，黑市的一具尸体，售价高达两万元。

　　这个信息不是我编的，而是法医廖小刀在过去的故事里告诉我的。

　　他还告诉了我几个和死亡有关的“金额数字”，不那么惊悚，反而有趣——

　　过年期间发生命案，派出所会给验尸法医红包，所长一般给10元，民警给5元。这是同事间图吉利，可以收。

　　有些钱则不能碰，比如死者家属给送葬的人发的10元钱洗头费；

　　小刀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自己职业范围内，允许多赚到的一点点小钱。比如说，跟屁虫似地追在师父身后去解剖，因为当时参与解剖的实习生，会拿到一笔补助：检验尸表30元，动刀子了60元。

　　他的目标是至少要挣到检验解剖2500具尸体的钱。

　　因为那几年，他的人生只有这几个关键词：法医实习，负债累累，解剖尸体，赚钱还债。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通过命案，挣到的第一笔补助，居然和熟人有关。更让他匪夷所思的是：“当时我还是个新手，从没想过，为什么人已经死了，身上还会多出两道伤口？”

　　2003年我离开家乡，在广东郊区的公安局入职，成为一名法医实习生。

　　但我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为了钱。

　　做法医，每一具尸体都是有价的，检验尸表30元，动刀子的解剖60元。想赚更多，就得解剖更多的尸体：被分尸的、巨人观的、无头的有头的、被放在行李箱和麻袋里的。

　　机会不会每次都给到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即便如此，我每次也要在心里说：“下次劏尸，俾我试试”。

　　谁让我刚大学毕业，就要替父还债。

　　 那一年的农历除夕，我和父亲送走了最后一个债主，两人一起把鞭炮挂在门口。

　　 父亲和往年一样点燃了鞭炮。听着噼里啪啦的响声，我在心底盘算出所有欠债，二十二万五，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虽然父亲说外面还有近二十万的账没要回来，但我知道，都是永远要不回来那种。

　　 还是那一年，我刚进公安局，没有分配宿舍，就睡在技术队的值班室，我因为债务愁得睡不着。

　　 我本以为当了法医实习生，肯定是整天出入殡仪馆，接触命案凶犯。可让我没想到的是12月实习开始，一直到年前，整整一个月我都只是到处验伤。

　　 带我去验伤的是师兄岩哥，每次行动，我都背着工具包和相机跟在他后面。验伤是个枯燥而重复的工作，我看着另外一个实习生天天去殡仪馆，心里羡慕，甚至有些妒忌，总觉得他才是更被看重的那个。

　　 那一年，在广东验尸可是有补助的，检验尸表三十块，解剖尸体有六十块，肯干的话每个月能有上千元收入。

　　 对于不久前还在大学里靠每月三百块生活费的我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

　　 何况家里正需要我寄钱回去。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之后，岩哥夸我，“用起来顺手，没有手尾。”不管干什么工作，都习惯带上我一起。或许是看出我的期待，岩哥说，年后他的工作重点就转向出现场和验尸，到时一定多带我看现场，去殡仪馆。

　　 我笑着用力地点了点头，把那一点点不可告人的小情绪压到了心底。

　　 当时母亲打电话问我是否回四川老家过年。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我总觉得刚刚被师兄看中，万一过年有什么事，会不会错过了表现的机会？

　　 但想到母亲的失落，我还是去火车票代售点问了问，然而现实跟我预料的完全一样——

　　 四川来广东打工的人太多了。

　　 连硬座车厢的座位底下都挤满了返乡的打工人，怎么可能会留给我票呢？

　　 我有些失落地回了公安局。岩哥知道了我的顾虑之后，笑着说，我们技术队大多数是外省人，也是一样来广东打工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轮着回家。知道我没买到火车票，岩哥甚至带我去找了旅社，找熟人问回四川的机票。

　　 熟人说有，岩哥问我要不要。

　　 很难堪，但我只能说实话：“我没有钱。”

　　 岩哥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买好票给了我。他说年后看尸体有的是补助，到时候再还。他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大巴站，然后从后备箱里拿出我的行李，这时他想起了什么，突然说：“年后早点回来。”

　　 元宵节之前，我这种没有结婚的后生仔，回公安局逢长辈就祝“恭喜发财”。广东老一辈人图吉利，听到这话会给红包，就算五块十块，整个公安局扫荡一遍，还是很划算的。

　　 我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回到家，和往年一样，我家里全是上门要账的债主。

　　 父亲在家乡开了一个小厂，经营农村盖房用的带孔楼板，产品销路越来越窄。他还和人到川西合伙开矿，亏不少钱。我读大学的时候，过年回家都要帮父亲算账，帮他写欠条。

　　我们家最初建的小厂，这个屋子我从初二一直住到大二

　　 债主基本都是乡里的人，甚至是村里的叔叔们，所以说话不会太难听，只是讲自己的困难。

　　 因为是好人，所以更不能亏欠他们。

　　 父亲和往年一样，拍着胸口给所有叔叔保证来年一定把账结清，和往年不一样的是，这次他拉着我，还有话要跟大家说：“我儿以后当警察的铁饭碗，还差这点钱嗦？我还不起钱，他还得起噻！”

　　 不知道他是想让大家安心，还是想告诉大家，自己的儿子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哪怕我当时只是实习。

　　 那天最后，他给叔叔们还了一部分款项，说自己这两年是困难一点，但剩下的一定会还清，毕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或许是最后这8个字，让叔叔们安了心，最后他们都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只是有一个地方和往年不同。

　　 剩下的欠款要写成欠条，而这次签名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我。

　　 我看见父亲的背脊挺直，我签完字以后再看，他的腰一下就弯了。送走最后一个债主，我看着眼前二十二万五的欠条，我突然有些庆幸，原本我一直想要回到老家工作，但在四川当法医，就算转正了，每个月也只有三、四千元。

　　 在广东就不一样了，我问过岩哥，珠三角法医的工资一年有八万块。

　　 哪怕我工作第一年只能拿一半的工资，但只要我肯干，加上解剖的补助，每餐都吃食堂，一年都还能剩五万块。

　　 这样算起来，三年左右，我就有可能帮家里还完欠债。前提是我能通过实习，被岩哥选中，留在公安局。

　　 那时和我一样想的人太多太多。

　　 原本在老家的中学同学们来广东打工了，后来，我的表弟也来了。他们有的是在老家没有工作，有的是为了挣钱结婚，甚至还有什么也不为，只为看一看川渝盆地之外的大城市。他们留在这里，按照广东话讲，叫“揾一份食”。

　　 而我正要成为这千万人中的一员。

　　 只是回到广东没多久，岩哥就带着一件急事找到我，这一回，不只是多挣几个解剖费的事了。

　　 回到广东后，岩哥和之前保证一样，带我去了殡仪馆。几具尸体的死因都是普通的猝死和意外，检验起来毫无难度，我也只是做搬搬抬抬的工作。没事儿我就清点那几天抢来的红包。

　　 没想到，才过了一个多星期，岩哥就来敲我的办公桌了：“动作快点，有命案。”

　　 白色面包车从大院出发，我发现道路两边景色越来越熟悉，这分明是通往人民医院的街道。就在半年前，我们还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在这家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看着越来越近的医院大门，就在我以为车辆会停在医院门口时，面包车却拐向了医院对面蓝天路的一条横巷。元宵刚过，不少住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街角也残留红色鞭炮碎屑，尽管如此巷子依然让人感觉冷清。

　　 车停在横巷里一栋单家独户的小楼前面。为了防盗，这栋住宅的围墙足足有三米高，院门也是厚重的不锈钢门。

　　 这时候旧城区还没有开始改造，而案发这栋小楼却是能够少数能通车的稀缺住宅，周边住的也都是本地人。

　　 当事人应该是家境非常不错的本地人。

　　 口罩戴好，我跟着岩哥钻过警戒线，看到只有二十平米的小院里，已经站了十来号警察。

　　 我看到作为法医头头的钊哥，他和我一样， 身高只有一米七，身材精瘦，穿着件黑色夹克。平时在办公室，他不管开会还是安排工作，都是一副温和的样子。但这会儿，他板着脸，抿紧嘴唇，微皱眉头，听派出所民警介绍案情。

　　 钊哥还没开口，旁边一个方脸的中年人就开口安排起工作。

　　 从岩哥称呼里，我知道，这个浓眉大眼，面色黝黑的家伙就是我们刑警支队的支队长老秦。

　　 作为实习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秦，但我老早就听过他的威名。岩哥私底下和我说，老秦是广东人，好的地方是作为领导，他比谁都对案子认真负责；不好的地方是，发现不如自己认真的人，他就会在开会的时候“屌”人。

　　 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会被他“屌”。

　　 查不出新情况——

　　 “屌！你系唔系傻㗎”（你是不是傻子）

　　 查出了情况但是没认真——

　　 “屌！俾地心机做嘢啦”（懒懒散散，成什么样）

　　 他总是骂人，但每次骂得都正中要害，大家不得不在那一句句“冚家铲”中，承认自己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更加敬畏老秦这个命案的负责人。

　　 老秦布置完工作，扫了我一眼，岩哥赶紧把我拉到前面，介绍说我是今年的实习生，是个法医好苗子。老秦听完点了点头，没任何表情，转头和其他侦查员说起了工作安排。

　　 从人群里挤出来，进入一楼中心现场，岩哥转头叮嘱我：“有领导在，好好表现。多看少动，叫你干啥你再干。”

　　 他的意思是，哪怕不表现，也别出差错，否则被“屌”事小，因此无法留下事大。

　　 我深吸一口气，暗地给自己鼓劲，跟在岩哥后面走进中心现场。

　　 只是进去的第一秒我就愣住了，现场还坐着这桩命案的受害者家属。而这个家属，居然是我的熟人。

　　 那个坐在客厅角落，顶着乱发，身穿着毛衣的中年男人，分明是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主任。当初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还帮他写过不少病例。

　　 何主任他显然没认出我来，看见有人进来，他也只是抬起头，露出了阴郁而悲伤的表情。

　　 钊哥把他请出了客厅。

　　 屋子里就剩下我们几个勘察人员，钊哥第一个打着手电筒，上了二楼。等我和岩哥穿好鞋套，戴好手套跟上去时，钊哥已经蹲在了二楼客厅的正中，而他的面前正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死者是个年过七十的老妇人，身穿黑色的棉质外套，下身穿着同色裤子，脚上还汲着棉拖鞋。

　　 她的外套扣子并没有扣好，内里的浅色毛衣上，血迹还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扩散。地上已经积成了一滩血泊，而她脸上和白发上也都沾染了不少血迹。

　　 就在今天中午，三个人持刀闯进了这座住宅，把家里所有人都绑了起来。这群匪徒唯独漏了在三楼睡觉的老妇人。等她听到动静，迷迷糊糊下楼之后，正好撞见了匪徒们。

　　 她的大儿子，人民医院的何主任就在二楼，被匪徒用绳子绑在一张靠背椅上，嘴上贴了封口胶。

　　 而老妇人被害的过程，没被任何一个家人目睹，但每个家人，都听到了她的呼救声。

　　 何主任在椅子上疯狂挣扎，双手腕被绳子磨出血都没能成功，直到他听见呼救声一点点消失。

　　 他失去了母亲。

　　 经历了这些，所以刚刚他会如此失魂落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钊哥出声打断了我的联想，他站起来叫我去拿牌子过来：“先拍照固定，看一下损伤，就把尸体搬去殡仪馆吧。”

　　 我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牌子是啥，岩哥见我一脸懵逼，提醒我塑料标识牌在勘察箱的最角落。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要给现场物证和痕迹做标记，之前勘察普通猝死和意外，可没有这个步骤。

　　 我拿出标识牌，按照岩哥的指点，一个接一个放下，岩哥偶尔还帮我微微调整一下标识牌的方向、位置，他每一次调整，我都记下来，虽然不知道为啥，但我想那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这也让我每放一个牌子都格外紧张，直到钊哥一巴掌拍在我肩头：“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抿紧嘴唇，摇了摇头。

　　 钊哥眼角露出一丝笑意，或许是想到某些往事：“别怕，就是血多点，多出几次现场就习惯了。”

　　 我点了点头，没觉得自己有多害怕血，但也不敢说真正的原因，只把多余的标识牌放回了箱子。

　　 岩哥看我收拾好标识牌，带着期许地问我：“看出什么没有？”

　　 我环顾着整个二楼，一个个标识牌，把楼梯到客厅中间的血路标记出来，也标记出了周边房间里那一大堆靠背椅和椅子边的绳索胶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现场，每一个角落都散布着痕迹物证。

　　 “很多人参与？痕迹物证很多？”我讲不出更多东西。

　　 “是啊，是个大现场，慢慢干吧。”钊哥看出我的窘迫，在给案子定调的时候，也给我解了围。

　　 当时相机都是用胶卷，现场拍照也是个专业的精细活，毕竟大多数时候现场都没法复现，任何一张照片没拍好都可能会影响后期工作。技术员需要对所有血迹、痕迹拍照，我就在旁边打灯。

　　当时验伤验尸的胶卷相机拍的我自己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打量这个屋子。何主任是家境殷实的本地人，客厅家具是红木的，值大几万元，当时人们的工资普遍才一两千。大多数人家屋子里还是二十二寸大屁股的彩电，这里放着的，是五十寸的大彩电。

　　但这里的本地人财不外露，何主任他平时穿的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家里明面上也就有几千块钱。

　　不知道袭击这户人家的歹徒，是为了财，还是有仇怨？

　　等他拍完了，我和岩哥提取好物证，把它们归拢到一堆，准备再看一看尸体，然后再带物证回公安局。

　　这时楼下传来老秦的喊声，骂我们拖拖拉拉，赶紧搞定，回头去殡仪馆，有的是时间慢慢看。

　　“两个字，快滴搞掂佢！‌”（十分钟，快点搞定它）

　　钊哥听到老秦的声音，连忙换上橡胶手套，把我挤到一边。我只好退后两步看着岩哥和钊哥两个人熟练地把死者衣物解开，随后从头到尾，快速地检验了尸表损伤。

　　没过几分钟，钊哥挥了挥手，让殡仪馆工作人员把尸体搬走。

　　我捧着装物证的纸箱子，走在最后，临下楼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满地板的凌乱血迹，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晚上独自整理现场照片的时候，突然害怕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血。

　　 回去以后，写初步损伤情况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没有模版，没有范文，岩哥就在电脑桌面上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随后就去了走廊接电话。之前几个普通现场几乎没有人关心和过问，但这个命案现场，从回到局里到现在，岩哥至少已经打了四五个电话。

　　 我有些犹豫地在文档上打下记忆中的损伤：左胸部三处创口，左腹部两处创口，创口均深入胸腹腔，死者左食指和中指有割伤，死因考虑为胸腹腔脏器破裂导致大出血死亡。

　　 除了这些，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

　　 看着文档上才一百字左右的记录，我内心忐忑，尤其是岩哥挂完电话站在我身后的时候。

　　 “打开E盘，那里有个现场分析文件夹，你看看我以前怎么写的。”

　　 岩哥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但我总觉得这是在对我表达不满。

　　 我按照吩咐，看到那些足足上千字的内容，恍然大悟，原来法医分析报告是这样写的呀。每一个命案，除了详细描述损伤，还得判断死因和估算死亡时间，分析案件性质和作案过程，最后是物证处理意见、案犯刻画和侦办意见。

　　 对比之下，我也明白自己写的内容缺少了很多细节。我站起来，把位置让给岩哥，看着他对着我刚敲下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随着文档上内容越来越详实，岩哥专业能力在我心目中也越来越高。

　　 岩哥让我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他这个文件夹的内容，多翻翻书架上的书。

　　 因为我们法医这个行业，平时常用的，大学一点不教，教了很多的，平时只用一点儿——

　　 大五法医专业课，最重要的两门：法医临床学主讲验伤，法医病理学主讲死因。没有书详细分析作案工具，更没讲过现场要如何勘查。

　　 接下来的解剖里我也露了怯。

　　 老妇人的遗体摆在殡仪馆的水泥墩上，那是我们简易的解剖台。

　　 岩哥和我一起执刀，他主执，每次上解剖台，我都要给解剖刀装上新的刀片，24号银色小刀片，最普通最锋利的那种。

　　 这场解剖他左我右，各负责一半尸体，他更多动刀，而我负责配合和记录。他不断地给我下达指令，而我在重复的服从，期间没有太多的时间唤起情绪，只是专注听清每一道指令，我要对应做出什么动作。

　　 “看胸腔，你扒胸壁，我扒肺”

　　 “切肩锁关节，把小刀立起来，垂直切”

　　 “摇动肩膀观察她关节在哪里”

　　 有惊无险完成了这些指令，老妇人的死因也差不多能确定了，就是脏器损伤导致大失血死亡。致命伤是左胸部的三处刀伤，左胸腔里足足有一千毫升的血液，整个左肺都就像是泡在黑色血水中抹布一样，皱缩成了一小团。

　　 腹部的两个创口只是划破了肠道，并没有损伤血管，腹腔里干干净净，一点血都看不到。

　　 可就是这两处看似不起眼的损伤，岩哥却对着那里研究了好一会儿，还反复测量那两个创口的长度。

　　 我有些疑惑，问他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岩哥摇了摇头，没有多解释，嘱咐我在尸检记录上写好损伤的细节。

　　等我记录好了很久之后，他才说出自己的猜测，之前受害者家属说，匪徒有三个人，但不确认动手行凶的有谁参与。按理说对付一个老妇人，一个匪徒就足够了。但从尸体检测上来看，不太像，至少没那么简单。

　　他怀疑腹部的那两个窗口，属于“死后损伤”，也就是说在老妇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身上莫名又被捅了两刀。

　　将一个死人再杀一遍？是谁做的？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没有让我把这些写在尸检记录上。因为不写，这些就只是推论，写下去了，我俩就要为这个论调负责。

　　解剖完毕，岩哥带我去了附近吃午餐。我的心思一点都没在这顿饭上。

　　有个对我很重要的人，马上就要来见我了。

　　我解剖结束，脱下手套的时候，就看到了女友木木的短信：她已经从广州天河坐大巴过来了。

　　等我跑到客运站，木木已经在客运站对面吃过午饭，就是一碗最普通的兰州拉面。我看她还是穿着那件灰色外套。

　　那天我们走在大街上，按照本地人的话说，叫“斋逛”，就是什么钱也不花，只要对方陪着自己。

　　我很担心木木的工作问题，她的求职之路并不顺遂，不久前才找到一份办公室工作。到这会儿，她都还没有过三个月的试用期，同时还在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找合适的房子，

　　木木现在只能投靠在自己大伯家。她大伯也是在老家欠债，来了广州，靠在城中村贩卖塑料袋挣钱还钱。大伯一家三口都挤在一间不到50平米的出租屋。木木就是在囤积的塑料袋之间，腾挪出一个床位来睡。

　　大伯母对木木有些意见。私底下和木木抱怨，广州生活艰难，在这里寄宿那么久总得给点家用。

　　木木一心想搬出去，寄人篱下总不自在。为了准备租房的押金，木木也没舍得过年置办新衣服，她身上的灰色外套，已经是她唯二愿意穿出来见我的衣服。

　　只是生活再难，木木看到我，嘴角还是会微微地扯起弧度，因为觉得自己牙齿不好看，她从来不会露齿大笑。

　　我牵住了她的手，终于是一双干燥而温暖的手，我心中满是欣喜。

　　我鬼使神差地晃了晃了手：“刚还在殡仪馆解剖，摸了尸体，不嫌弃吧。”

　　“你又不会不洗手，何况还戴着手套呢。”

　　我点了点头：“我们都是戴两层手套的！”

　　快乐总是短暂的。回到公安局，马上就要开命案碰头会了。

　　岩哥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说话。

　　我点了点头，心中充满期待，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命案的碰头会。

　　我联想到了大学时最爱的美剧《CSI：拉斯维加斯》，里边的法医专家，总是能结合各类证据，来还原死者被害全过程。

　　或许这次开会，很可能有个小黑板，上面贴满照片，然后一堆人围着那块小黑板，听着岩哥讲解现场情况。

　　结果我发现自己完全想多了。

　　现场是十几个人围着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包括主位的老秦，大多数人都点着烟，吐着白雾等待会议正式开始。

　　看到我和岩哥进来，老秦用手指敲了敲桌子，会议室彻底安静了下来。

　　岩哥从挎包里掏出一沓照片，递给坐在主位的老秦，随后又把打印出来的几份报告递了过去，随后他就站在老秦的侧面对着照片开始讲解。其他侦查员就只能像一只被拽住脖子的鹅一样，探着脑袋去看那些照片。

　　岩哥讲解时说的是普通话，可老秦一开口就是带着地方口音的粤语。而平时在我面前端着架子的岩哥，讲解时却明显有些紧张。老秦一提问，他就下意识地绷紧身子，说话磕磕绊绊。

　　岩哥大约用了十分钟，把现场和尸体情况讲完之后，还想多说几句分析意见，可老秦挥了挥手让岩哥坐下。接着负责排查的侦查员快速地汇报了案情。

　　何主任一家总共有七口人，凶手有三个，其中一个高个子说——

　　“你们医生都是吃回扣，赚大钱，不在乎这点，只要不呼救，不惹来麻烦，就不会伤和气。”

　　几个受害人都没法描述出凶手的外貌特征。但他们一口咬定，三个凶手口音都很像“捞仔”，也就是外省人。

　　凶手杀人之后，迅速地搜罗了卧室里的首饰和现金，还带走了所有人的手机。

　　我听完调查情况，才发现我们办案和美剧非常不一样。美剧里的警探热衷还原全过程，是因为审判时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里是普通人，他们要听一个完整的“罪案故事过程”才好来判断。

　　而我们这里，负责拍板判决的是法官，是专业人士，他们更看关键证据。

　　所以在场的侦查员们，并没有像我想象那样的还原杀戮过程，而是更关心法医能不能提供几个人动手，用了几把刀这样的核心信息。但针对这样的信息，岩哥也只是心中有猜测，没更多的证据，说出来可能还误导大家。

　　我努力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所有的内容，同时注意到在围着老秦的身后，也坐着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年轻侦查员。

　　这人身材高大，但面孔也很年轻，我想，这可能是个新警察，或者干脆和我一样，是个实习生。

　　由于案件调查没有进展，老秦全程黑着脸，等到所有侦查员离开之后，老秦地把桌上照片收拢起来。

　　岩哥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去帮忙。

　　老秦放下手里的照片，看着只剩下我和岩哥的会议，拿起那份我俩写的现场分析报告，轻轻一扔，丢到岩哥面前，给了一句至今我都记得的评语：“写的是咩嘢嘅，咁乐色？”（写的是什么垃圾？）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看着老秦推开门，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正低着头收拾档案袋的岩哥，整个周末的好心情终于彻底崩坏。

　　钊哥中午从市局开会回来，听了会议情况后，立即和岩哥又去找老秦。

　　在钊哥看来，案件陷入困境根本不是我们技术队里法医的错，他得问明白老秦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告诉了我这场交涉的过程。

　　钊哥认为案件性质明确就是抢劫杀人，法医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老秦却觉得，那么多胶带，那么多人，一个有用的指纹和足迹都没有确定下来，很不给力。

　　我对足迹的提取不明白，但我知道，所有案犯都戴着手套，怎么可能在现场留下指纹呢？

　　老秦还是要求我们复查现场，寻找新线索和证据。

　　钊哥提出了一个方法：扩大搜索面积，动员辖区里的警察和治安员，搜索蓝天路附近所有的冷巷和垃圾桶。也就是说，我们要拉着一大帮人，去翻垃圾桶，看看有没匪徒丢掉的凶器和血衣。

　　老秦却批评了钊哥和岩哥，认为他们有这个想法就要早点提，周末不搜索，现在已经过了两天，“蚊都瞓啦！（黄花菜都凉了）”而且这才刚过元宵节，搞那么大的阵仗，闹得人心惶惶的，影响也很不好。

　　我替岩哥叫屈，明明周六我跟着去解剖的时候，钊哥就带着人去复查了现场，就这也要被批评。

　　可岩哥两句话就消除了我的困惑：“破案就是这样，大家都没线索，侦查忙得团团转，谁都不能先歇着。”

　　“没有发挥作用，在领导看来就是无能的表现。”

　　尽管老秦没有同意调来附近的民警，但下午的时候，钊哥还是叫上了队里所有人去蓝天路。两台破旧的五十铃面包车，十几个人都穿着便服。钊哥在车上重申了一遍搜查工作的要求：细致，低调。

　　不是发生命案的屋子，但是情景八九不离十

　　分配完搜索区域，岩哥抱怨了老秦两句。

　　钊哥回过头来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场看不细，基础工作没做好，那就是欠钱，迟早要还的。”

　　听到这句话我愣了一下。

　　年前我在老家写欠条时，父亲说的也是同样的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刻的我更没想到的是，很多年以后，命案已经越来越少，我越来越认同这句话，没破的案子，就是警察欠老百姓的债。

　　到了蓝天路，我有些茫然地看着路边的巷道，不明白外围搜索该如何进行。

　　岩哥走过来，教了我一个至今记忆尤深的诀窍：换位思考，假定自己就是凶手，会把东西丢哪里就去找那里。

　　于是我学着岩哥的样子，从小楼出发，沿着这里熟悉又陌生的巷子一步一步开始探索。

　　踢着鞭炮纸，揭开巷子遮盖的塑料布，翻开每一个简易垃圾桶，我低着头，像小狗一样嗅探着可能存在的线索。天色渐暗，居民们陆续回家，巷里不断有摩托车进出。路人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露出戒备的眼神。

　　最终我一无所获。

　　回到车上，看着空荡荡的物证箱，我知道其他人和我一样。钊哥有些失望，但还是招呼所有人吃了一餐。

　　隔天，负责命案侦办的梁哥来办公室找岩哥，随行的还有那个之前坐在会议室里，身材健壮的年轻侦查员。

　　我有些好奇地询问了这位侦查员的身份，吴胜，非公安院校的体育生，也是局里一早看好的苗子，提前来实习，区别在于我是法医，他是侦查。

　　吴胜还比我大几个月，我叫他胜哥，算是让他提前体验到当前辈的快感。

　　他笑着撞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是互换情报，案件有什么新进展他也会告诉我。

　　他问了一句搜查情况，见我苦笑着摇头，他挑了挑眉，带着两分炫耀地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新的线索。

　　不，确切的说，他们已经快抓到凶手了。

　　之前开会的时候，钊哥提过一个新思路，命案发生时刚过完年，还没开学开工，不管是文具店，还是卖手套的劳保店，生意都不好。如果凶手是在附近买的工具，说不定会给店主留下印象。

　　胜哥和其它侦查员，采用了这个思路，调查凶具来源。

　　他们找到了疑似售卖手套和透明胶的店铺，两个店铺都在人民医院的对面街。那里有一所小学，胶带是一个高个子在学校旁的文具店购买，手套则是在相隔不到五十米的一个劳保用品店，由一个寸头壮汉购买。

　　2004年的时候，监控摄像头还是昂贵物件，两家店里都没有安装。

　　只有劳保店的老板提供了一条线索，那个寸头壮汉是中原口音。劳保店的老板是山东人，听出对方是北方口音，就随口多问了一句，但对方并没有细说自己具体是哪里人。

　　有了这个线索，结合受害者家属的口供，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凶手来自北方。

　　重案队也把这两个家伙当做了重点嫌疑人，还特意请了市局的画像师，给这两人做了模拟画像。

　　听到模拟画像，我停下筷子，以前只是在电视剧里见过这技术。我好奇地问胜哥，画得像不像？

　　胜哥一脸诧异地望过来。从他的眼神里，我猜到自己说了傻话。他笑了笑，说市局的画像师得明天才有时间去见商店老板和何主任，到时能不能当场画出来，是个未知数。

　　我赶紧低头扒饭，胜哥接着又抛出了个劲爆消息。

　　外地口音、北方人。侦查员们把两个信息带到了受害者何主任那去。

　　何主任说，他想起了一个线索，两个多月前，真有几个北方人去他科室闹过。入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腹痛，迟迟查不到病因，治疗了一周，病情急转直下，送去ICU也没有抢救过来。

　　病人的老公和儿子，找几个老乡，在科室大闹一场，说是主治医生收了他们红包，还把人治死了，要赔钱。

　　虽然病人不是何主任收治，可他作为科室带头人，全程都陪着医院领导和家属谈判。

　　他记得死者的大儿子，一个带着北方口音的年轻男子，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吼：“现在我妈死了！你们敢不认账，不赔钱！我就让你们也尝尝家破人亡的味道。”

　　这倒也符合匪徒们在抢劫时说的话：“你们医生都是吃回扣，挣大钱。”

　　匪徒是带有复仇心态的病患家属？

　　听到这里我皱紧了眉头，我记得很清楚，岩哥给出的分析意见就是普通抢劫。难道老秦是因为这个才觉得岩哥的分析不对？我一时间有些混乱。

　　“这谁知道呢？先查查呗！”尽管胜哥说得轻描淡写，但看得出来，他心中已经笃定，凶手就是病人的家属。

　　胜哥和我正聊着就接到电话：他的队长梁哥，要去医院查病人资料，很快就要找到那几个北方人了！

　　眼看侦查员们就要摸到凶手的尾巴，钊哥却依然按计划，组织我们技术队去蓝天路，进行第三次搜查。

　　这条路依然冷清。

　　这次我和岩哥分到的方向，通往一个仅有百来平米小小的街心公园。公园里有四个长条形的花坛，中间的一小片沙土地上立着单杠和攀爬架，供街坊们闲坐和锻炼。这些设施在我老家是见不到的。

　　岩哥还在前面认真地扒拉街边没清理走的垃圾，我已经泄气了，毕竟这个地方已经被同事们搜索过两遍了。

　　看着街心公园中间的单杠，我发现这个地方以前居然来过。当初我还在医院实习时，散步到过这个地方。同伴们说我太瘦了，肯定拉不了三个引体向上，平时都不喜欢逞能的我，那次冲过去挣扎着做了十个引体向上。

　　我走过去单杠那里，看了眼还在认真搜索的岩哥，偷偷跳起来拉了两个引体向上。又装模作样地用脚踢了踢地面的沙子，单杠下面薄薄的沙土当然不可能埋什么凶器。

　　旁边的小花坛里，只有些零食袋，橘子皮之类的杂物，我走了两圈也毫无所获。

　　我想起回广东已经有半个月了，都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这会儿又无事可做，干脆给父亲拨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还是父亲熟悉的声音，我甚至能听到他搓麻将的声音。

　　岩哥走过来，似乎想和我说什么，见我在接电话，就转头去搜索我刚看过的花坛。

　　我拿着电话，转到了公园对面的死巷子，只有一米五宽，尽头是高高的围墙，墙顶上还插着闪亮的玻璃碎片。

　　电话接通了，我说：“爸，我这实习还顺利，师兄挺关照，你和妈妈身体还好吗？”

　　“嗯嗯嗯，知道了。都好，都好。”

　　紧接着电话里传来一声“砰”，那是麻将牌砸上桌的声音。

　　或许是手气不好，也可能父亲根本不在乎我说什么，他有些急了：“是不是有啥子事？没得事啊？是，是得打牌。胡了，二回再聊。”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我还欠着岩哥路费的事情。毕竟实习补助就要下来了，这几天我也参加了尸检，尸检补助也会有我一份。

　　听着电话里传来碰牌的声音，我失落地挂了电话，本想发条信息给女友木木吐槽，又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做。

　　我踹了一脚旁边的墙壁。

　　这一脚出去，转身时，我的角度正好看到两栋紧贴的小楼之间，一片斜放的塑料瓦下，有个装东西的塑料袋。

　　我侧着身子，用还戴着手套的左手，把塑料袋拽了出来。

　　那是一个半透明的黄色塑料袋，被人随手打了个结，隔着薄薄的塑料，我看到了手套和透明胶带卷。

　　我一把解开塑料袋，里面有三双白色劳保手套，还两卷用过的透明胶带，那胶带上还粘着干涸的血液。

　　这都是作案工具！我立功了！

　　钊哥看见搜索到的物证，拍着我肩膀，夸我说:年轻人就是眼神好。

　　我有些自得也有些腼腆地笑了笑，算是认下了这份功劳，觉得自己给钊哥留下了好印象。

　　回去的车上，我本来想和岩哥聊聊天。岩哥却没有搭腔。

　　我帮着岩哥整理物证，给每一个物证单独编号，在记录本和物证袋上写下名称。黄色塑料袋里总共两个透明胶，其中一个上面有血迹，六个手套上，其中四只有血迹，这些血迹也都单独提取保存到纸质物证袋里。

　　提取完血迹，透明胶带和黄色塑料袋一起，挂在了指纹熏显柜里，准备用502熏显指纹。

　　我问岩哥提取好的血迹怎么办？他告诉我，经费紧张，只能选取条件最好的两处痕迹送到市局检验。

　　和岩哥聊天的整个过程都很压抑，他几乎没有多余的话。

　　想起岩哥从现场回来以后一直垮着脸，我摸不着头脑，找到了关键物证不该开心吗？

　　没等我想明白，岩哥就领着我进到内间的打印室，关上了门。

　　他吐了一口气，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直到我心底只剩下忐忑，他才压低着声调开口说道：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你还记不记得我教过你什么？”

　　见我一脸懵懂的样子，他打开旁边的书柜，从里面拿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是队里自己打印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行大字：公安机关现场勘察规则。

　　“我让你读几遍，认真记熟了，你到底看了没？”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这本小册子上面只有几千字。我看了一遍，感觉都是常识，再也没认真研究过它。

　　岩哥看我样子，估计是猜到了我没认真读过，终于指出了我之前在搜索时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

　　没拍照就动了物证，明明看出袋子里装的可能是作案工具，却还一个人就把塑料袋打开了；另一个更蠢的行为是，在现场墙壁上留了一个足迹，害得拍照的痕迹员，看到那么新鲜的鞋印，还以为是案犯留下的。

　　我心中不服气，那个瞬间，就觉得他是故意为难我，打压我。

　　直到岩哥走出房间，我留在打印室才醒悟过来，我不过是个实习生，是他的徒弟，他有什么必要为难我，打压我？

　　我羞愧着，却没有勇气追出去认错，只能紧紧握住那本小册子。

　　万幸的是，虽然我搜证时出了问题，但没影响到证据的有效性。

　　我找到的塑料袋上，提取到两个指纹，交给了指纹室的零哥。他却告诉我，没能在本地库里比对出来任何嫌疑人。

　　零哥是警校毕业，学的专业就是痕迹，工作后一直在指纹室干活，他们比对指纹的电脑都是定制版的苹果电脑，精贵得很，就连地板都是防静电的。

　　我有些好奇地问零哥，为什么指纹比对是本地库，如果案犯只在外地有案底怎么办。

　　零哥告诉我，全国各地用的软件有差异，甚至省厅里的系统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根本没法跨系统比对。我们要想和其他地区的指纹比对，就得发协查，让当地的指纹技术员用他们的系统，重新标识特征后比对。

　　我很纳闷，不明白为什么指纹不能用同一系统。

　　零哥告诉我，指纹系统也才用了六七年，以前还得手工一张一张比对呢，就这还不知足？

　　看着零哥挨个给周边的指纹室联络员打电话，发邮件，我起身告辞。

　　岩哥又去开了两次碰头会，终于没再阴沉着脸，老秦对技术能够找到作案工具，还熏出指纹非常满意。

　　我听他们说，只要你对案件有功，老秦就会笑嘻嘻地递烟，给你倒杯茶：“就知你至劲”（我就知道你最厉害）

　　只是我们法医技术这边解脱了，负责侦查的警员却被喷得满脸口水。

　　重案队从医院找到了病人的资料，而何主任一家人，对着闹事家属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都没能认出来哪一个是凶手。作案时，三个凶手全程都戴着口罩，何主任一家惊慌失措之余，根本记不清几个人的眉眼样貌。

　　情报那边也打电话到病人家属的北方老家，找当地派出所，问过村里的老人和邻居，都说那一家子人过年一直在家，没有外出。那些家属的照片也找五金商店老板辨认过，没认出购买作案工具的人。

　　周边地市陆续反馈，凶手指纹都没有比中信息，手套上血迹证明也都是死者的，没有任何意义。

　　线索断了，凶手根本不是几个月前医闹的患者。

　　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的，不过是那几个对比不出任何人的指纹。

　　侦查员的任务只剩下盯着二手手机店，让各个线人留意最近销赃的人里面，有没可疑人员。大家也只能期待那三个劫匪，去变卖从何主任家里抢到的手机了。

　　查到这里，老秦的脸色很不好看。

　　那个年轻的侦查员胜哥，几天都没有休息好，整个人明显憔悴了下来。据他得到的小道消息，人民医院的院长也打电话到局里，来追问过案件进展。

　　局长的面子挂不住，老秦的脸色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每次在楼道里撞着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绷紧神经。

　　胜哥私底下和我说，他师傅梁哥认为，案子查到这步就算是断线了，接下来都是无用功，只能靠撞大运。

　　“前两年好几个没破的抢劫案都是这样，查着查着就搁置了。”胜哥转述了他师傅的论断。

　　我没想到经历的第一个命案，居然就要这样无疾而终，我忍不住有些情绪低落。

　　突然手机响了，是木木给我发来的短信。

　　木木又来看我了，转了三趟车过来，而她还是晕车的体质。

　　我紧紧拉着她的手。

　　不仅因为心疼，也是害怕。毕竟每次从车站出来，都会有一大群摩托车搭客佬围过来，这些日子下来，我见过好几宗摩托车抢劫伤人，甚至为了抢夺金耳环，拉断女孩耳朵的案子。

　　或许是看出我情绪不高，木木主动和我聊了挺多。

　　木木新的工作是在一家手机公司做信息转发员，这时候大多数人还是用的诺基亚手机，上网能访问的页面几乎是纯文字。木木她们每天就是把各种简要新闻，新段子，笑话，用短信形式转发给他们的订阅用户。

　　虽然每天的工作也很枯燥，但木木却能在里面找到乐趣，她说很多段子，让自己这个学中文的也大开眼界。

　　那天我盯着她的眼睛，听她说着琐事和段子，很久很久。

　　那场约会过后，广东就进入了令人厌烦的“回南天”，我常去解剖的那家殡仪馆地面每天积满水渍，就连墙上的瓷砖也开始淌水。这样潮湿，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发霉，我需要每天整理物证室，不然物证都得发霉。

　　那些物证里也包括当初我捡到的手套和塑料袋。

　　偶尔我会想，是不是何主任母亲被杀的案子，也就这样发霉了，烂掉了？

　　有两个人让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指纹室的零哥，已经带着塑料袋上的两个指纹，跑遍省内的其他地市。这是老秦的要求，他太熟悉公安这个行业了，光发协查，其它地方根本不会重视。

　　只有自己人亲自去比对过，老秦自己才放心，对方也上心。

　　三月初，公安部在上海开一个痕迹技术会议，零哥也去了。他这几年每次开会，都会揣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全部都是未破的大案要案。按照他的说法是，反正都要到处跑着比对，去了其他省份，正好用用他们的系统比对。

　　他去了不到三天，找到匪徒了。

　　三个匪徒的指纹在上海被比中，很快就被捕了，被分开关押在几个审讯室里。

　　我看了笔录，三个凶手都是河南同乡，他们最早去上海打工，既是工友又是同乡，自然就会抱团。为首的那个高个子叫做李军，去买手套的寸头壮汉叫李胜利，剩下的那个叫做刘二宝。

　　某次下工，他们仨和工友起冲突，动了手。这事闹大了，主管决定把三人辞退，各扣了半个月工资赔偿。

　　李军觉得，这就是作为主管的上海人排外偏心，看不起外地人，故意欺负他们。

　　因为这次打架，三人都在派出所留下了指纹。

　　李胜利以前到过广东，他告诉李军：“广东很好找工作，有的是机会，上海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去广东。”

　　结果三个老乡到广东游荡了几天，他们听不懂粤语，但多少知道有本地人说他们这些外地来的是“捞仔”，来挣一笔钱就走。三人在广州待了半年，好几份工作都不满意，自然也没“捞”到什么钱。

　　在外地打工的人，身上没钱，是自觉没脸回家过年的。

　　过年那几天，其它人都回老家了，但他们回不去，街边的大排档和快餐厅也不开了。他们吃面条，看着留下的人，尤其是本地有钱人一家团聚，开着豪车进酒楼。他们想搏一把，抢劫。

　　动手前他们自己包了一顿饺子。

　　李军三人先是在蓝天路附近转了几圈，最后瞄准何主任一家。

　　李军路过医院，在宣传栏看到过何主任的照片，在他看来，在医院做主任，还住这么大的房子，肯定是捞了不少钱。他可不止一次听说医生开刀都要收大红包，却根本没想过，何主任是消化内科的主任，根本不上手术台。

　　案发这天李军三人带着准备好的作案工具，一早就蹲守在何主任家门口，本来是准备等其他人上班之后，闯进去。结果这天何主任轮休，一家子早上去酒楼喝完早茶又都折回了家里。

　　看着进去的一大家子，李军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硬上，反正他们就是求财，而有钱人都怕死。

　　刚开始一切顺利，只是所有人都忘记了，三楼还有个行动并不便利的老太太。

　　听到楼下的响动，老太太下楼来，刚好撞见了正在翻箱倒柜的李胜利。眼看老太太要开口呼叫，李胜利冲上前去想捂老太太的嘴，手里刀不知什么时候就捅进了老太太的肚子上。

　　李军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太太，同样傻了眼，他根本没想到，就是准备抢点钱就走的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他看着绑起来的何主任一家，他当时的想法是，把这家人都杀了。

　　可是这时候何主任的两个小孩哭了起来。

　　“我看着两个小娃儿哭那么惨，想想自家也有娃，不能做这么绝。”

　　李军很想念自己留在老家的孩子。

　　他没再让同伙对这家人下手，但为了保证小团伙的稳定，也显示自己自己不会出卖兄弟，他又上去给了老太太的尸体两刀，还让没动过手的刘二宝同样去补了刀。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年的抢劫现象很多，往往出人命的时候，动刀的那个人，会让剩下的人都用类似行凶的方式，再“杀死”死者一次。

　　这是那时匪徒们之间的“投名状”。

　　事后，三人带着搜罗到的财物，迅速地离开了何主任的住宅，在走了几百米后，才随便选了个冷巷，把带血的手套和没用完的透明胶带塞到了杂物堆。

　　李军知道，如果只是抢了点钱，那还是小事，可杀了人，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杀人要偿命的。”

　　三人顾不得把搜罗到的金银首饰变现，连夜就收拾行李离开了广州，直至被我们逮捕。

　　他们在被审讯的时候，我就有些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杀人凶手。我见过那两幅专家给的人像画像，上面两人都是线条冷硬，给人一种凶恶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审讯完毕我见了这几人一面。

　　真人和画像根本不太像，除了为首的高个子比普通人高大健壮一点，他们的长相都很普通。普通到火车站门口等着回家的民工，街边的摩托佬，技术队的我们都有可能长成这样。

　　我有些好奇地问过吴胜，他们三人到底抢了多少钱。

　　吴胜皱着眉头合计了一下，现金大约只有六千多块，其中有一半都还是何主任一家过年换的利是（红包）钱，全部是五块和十块的新钞票。首饰倒是值三万块钱，但直到重案队把李军三人抓捕到案，那些首饰都还原封不动。

　　值得吗？我提出问题。

　　明明来了广东，随便进一家普通工厂打工，每个月也可以有两千元。他们抢劫一趟，不过就是半年的工资。

　　为此搭上命，值得吗？

　　这个问题吴胜也没法给我答案，他也还只是一个没办过多少案子的侦查员，见过的罪犯也少。

　　后来根据指认，我们在河里，捞起来了那三把明晃晃的刀。案子破了。

　　按照警队惯例，这个时候要办庆功宴，论功行赏。

　　队里参加办案的人都去了，老秦这时候会敬酒，功劳大的多敬几杯，到我这提了一杯。

　　我从不喝酒，那天还是喝了半杯洋的。喝完快晕倒了，我坐在最角落，看着觥筹交错，喜气洋洋的侦查员，心中莫名有些失落。我想起了木木，想起了来广东打拼的同学和表弟，这一个个在城市里打拼的渺小的人。

　　我参与了整个案子，也干了很多工作，却又似乎什么都与我无关。

　　无论紧张压力，无论悲欢喜乐，似乎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

　　一个无人在意的法医实习生。

　　我曾经想问小刀，为什么办完这起“第一案”，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人在意的实习生？

　　他可是在案子里立了功的。

　　他说，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一起案件中立功，无论是查找指纹的零哥，还是负责抓人的民警，也包括坚持复勘现场的钊哥。缺了谁的认真，这个案子都不一定能成。

　　而且领导们一般记不住实习生的名字，除非他能够留下来。

　　在下一篇故事里，小刀还在为自己能够留下来做努力，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解剖中，更能帮上主刀手的忙。

　　同时他也安慰债务缠身的父母，不要焦虑绝望。

　　但他不知道的是，第二起紧跟而来的命案，是棘手的双尸案。而案发现场给他的第一眼，就让他回想到自己曾经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另一边，他的父亲已经无法承受压力，为自己准备了一瓶有机磷农药。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火柴

　　插画：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