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谈读书》中曾说:“数学使人精密,哲学使人深刻,历史使人明智,艺术使人沉稳,文学使人聪慧,逻辑学使人能言善辩”。这段话阐述了不同学科对人产生的不同教育影响。
其中历史学能让人看透很多人和事,当然这是深入学习后的结果,断然不是背几句历史考题能得到的。也是因此历史学家往往思想比较深刻,不容易随大流。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钱穆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解放战争末期,他不愿意留在大陆,也不愿意去台湾,选择了在香港定居。只不过最后因为特殊时期的事情波及香港,再加上蒋氏父子对他比较尊重,多番邀请他前往台湾,他这才无奈去了台湾。
但他却在去世前留下遗言,表示不愿意葬在台湾。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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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这段事情之前,需要大致回顾一下钱穆的人生经历,也唯有如此才能明白他为何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
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清政府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不断蚕食。
相比于大多数贫苦百姓,钱穆还是幸运的,他在一个书香家庭长大,他父亲考中了秀才,虽然拒绝当官,但在地方上有名望,至少不担心吃穿问题。所以钱穆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父亲去世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911年,革命党在武昌发动起义,清王朝的丧钟终于敲响了,国内局势大变,学校停课改革,钱穆被迫离开了学校。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社会变了,反而让钱穆这些没太多政治背景的人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他先是去小学担任教员,在教学期间苦心研究学术,跻身国内学界名流。
1930年,他前往燕京大学担任讲师,一年后前往北京大学工作,成为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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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钱穆其实已经成为了国内历史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有了不少高端人脉。
在抗战期间,他和其他师生们一路南下,在炮火中继续讲学,在西南联大长期工作。
抗战胜利后,北大恢复办学,但钱穆却没有接到返校邀请。对此他没有过多放在心上,继续专心做学问,在云南大学和江南大学工作。在这段日子里,钱穆三次受邀前往重庆讲课,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给他介绍了不少政坛大佬,但钱穆无心从政。
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蒋某人已经坐不住了,钱穆冷静思考后,决定离开江南大学。在广州短暂停留后,他坐船前往香港,其实他离开的原因和胡适的离开是差不多的。
他和胡适等学者一样,坚持自由发言和自由思想,认为谁都有资格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听某一个人的。因为他反对权威,所以他思考再三,认为自己不适合留在大陆,也不适合去台湾,只能去香港。
不过到了香港后,他一度陷入了生活困境,被迫在一家夜校里当老师。当时大陆的很多学者劝他回北京,但他坚持不回,因为当时他已经被列为“三大反动文人”之一,回去无疑就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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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处境被香港实业家王岳峰得知,这位企业家决定出资帮助钱穆办学。就这样夜校的教室越来越多,并取名为“新亚书院”,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中文大学。60年代初,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和崇基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但钱穆和新的领导有些理念分歧,最终离开了大学。
虽然没有了工作,但凭借社会名望和多年的积蓄,生活还能维持下去。但60年代特殊时期的风暴刮到香港后,钱穆意识到了危险,他当即决定离开香港。但他又不愿意去国外,反复考虑,无奈之下选择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得知他到台湾后十分重视,亲自登门拜访,并帮助钱穆盖了一座“素书楼”。
晚年的钱穆终于有了自己的大书房和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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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远离政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88年,台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钱穆的女儿钱易把握机会终于见到了父亲。然而这件事却成了民进党攻击他的口实,逼迫双目失明的95岁老人钱穆搬出了素书楼。
三个月后,钱穆去世,台湾各界公开谴责民进党。
迫于无奈,当局登门道歉,承诺把素书楼改成钱穆纪念馆,钱穆夫人生气的说:“宁给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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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钱穆在去世前明确表示不葬在台湾,要回老家安葬。
1991年,钱穆夫人回到大陆,这时候大陆的情况也变了,对钱穆等人不再扣上各种帽子。
最终,钱穆被安葬在苏州吴县石皮山,一代学者大师终于魂归故土,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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