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棒“最后一公里”：农村公共卫生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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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群体构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32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支持理论与应对评估框架相结合的作用与效果；随后结合安徽省南部某乡镇24位村民的深度访谈数据，探究基层精英与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递中的互补作用如何为农村老年人健康保护行为提供有力支持，深入剖析基层力量在危机传播与公共卫生保障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基层力量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以及信息性支持显著增强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反应效能感。依托社会支持理论，本研究不仅凸显了基层治理在打通健康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不可替代性，更揭示了社会环境作为塑造农村健康行为模式关键驱动力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马筱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讲师。

刘莉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丹丹（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4YJC860017）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项目（项目编号：MXG202312）。

一

研究背景

暴发于2019年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因其传播范围之广、感染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等前所未有的特点而广受全球各界关注。为了应对卫生紧急状态，国家通过以举国体制下的全民支援为重要手段的全面医疗抗击行动，加以基层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志愿者等为基础的社会自救机制的积极配合，使情况出现转机。一方面，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播渠道仍承担舆论“压舱石”传播重任；另一方面，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网络传播渠道不断丰富，以社交网络为中心的人际传播也备受瞩目，这形成了多种传播媒介共同参与、多元信息形态并存的信息传播格局。针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不少学者着重关注各类新旧媒体在危机情景下传递信息及赋能行动的作用（Cinelli et al.，2020）。例如，宣传标语、大喇叭、流动宣传车等自设媒介再次在乡村地区散发活力，与手机微信群、抖音、广播、宣传纸等媒介共同织就了乡村媒介生态网络，不仅为乡村居民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也有效动员了乡村社会成员开展防疫行动（孙佳蓥，朱晓兰，2021；周孟杰，吴玮，2020；钟新，陈婷，2022）。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来说，他们使用互联网、智能手机仍存在潜在困难（杜鹏，韩文婷，2021），加之农村老年人养老路径离不开家庭、代际、同辈等人际关系，无论是处理健康危险状况、还是改变或预防不良健康行为，人际沟通交往都是老年人主要的信息源，并且他们对此的依赖性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加（陈忆金，庄家正，谈大军，2020；郭明蓉，冯春，陈莉，2019）。但不论是家庭代际传播还是亲朋代际传播，其对老年人健康行为产生影响的本质力量是集体性情感而非科学说服，无法显著增加农村老年人相应的健康知识。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生理功能退化及慢性病的存在，老年人免疫系统相对薄弱，更容易受到直接健康威胁，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高风险群体之一（刘远，2020）。生活方式固定、线下社交需求较高，老年群体间更容易形成传染链条（Guan et al.，2020）。在医疗资源更加匮乏、信息传播渠道更为闭塞的乡村地区，老年人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显得更加无助，生理和心理健康都面临严峻挑战（袁晓霞，周尚成，2020）。

随着社会变迁下农村家庭代际联系的弱化及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严峻期间熟人社会面对面交流方式受到限制（孙薇薇，景军，2020），农村老年人所受到的整体社会网络支持被削弱。在这一特殊情境下，乡村基层力量成为农村老年人重要的信源及社会网络节点。在中国内地，农村基层组织拥有整合资源的优势，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另一方面，包括村组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农村党员等在内的党员干部、村精英冲在一线，与群众离得最近，是防控工作中担当作为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宣传和引导更具说服力（王雨磊，2017）。他们通过口头传播等面对面的互动，增强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以人际信任促成政策接受与行为改变（李伟，李菁菁，2020；易外庚，方芳，程秀敏，2020）。在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防护、构建紧密社会支持网络的同时，他们也以其权威性和专业性影响老年人对流行性疾病的认知（王敬尧，郑鹏，2021），成为可靠的健康信息传播及反馈意见收集渠道。

对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过程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不仅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还能为未来流行疾病的预防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作为全球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其发生频率与影响范围显著增长。它们不仅对医疗资源的承载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还对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公众行为的引导方式以及社会动员的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如何通过系统性研究总结既往案例中的成功经验和实践不足，成为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任务。为此，本研究调研开展于2022年末至2023年初，以全球范围内持续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延续期为背景，选取安徽省南部某乡镇的案例。本文聚焦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基层组织力量在农村地区卫生危机防控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第二，基层组织力量在关键时刻如何提供社会支持来帮助农村老年居民？

二

文献综述及假设

（一）健康保护中的社会支持与应对评估

社会支持作为健康行为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已被证实其在促进健康保护行为中具有积极作用。依据功能类型，社会支持被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与信息性支持（House，1981：16；House，Umberson & Landis，1988）。工具性支持指通过提供实际的资源或帮助，例如经济援助、医疗服务或日常照料，直接满足个体需求（Cross et al.，2018）。情感性支持指通过同情、关怀、爱和信任等方式，使个体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Cobb，1976），可以改善个体的情绪状态（Burleson & Goldsmith，1996）、应对能力（Stroebe，W. & Stroebe，M.，1996；Taylor，2011）以及健康（Wills & Ainette, 2012）。信息性支持指的是通过分析、回答和提供疾病预防、治疗及康复相关信息，提高个体对疾病的认识，降低不确定性（Yang et al.，2022）。Thoits（2011）指出，社会支持通过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这三种功能实现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决策和行为选择。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两类应对措施被提倡以预防感染：社会隔离以及卫生清洁。由亲属、邻里及村干部、村医等乡村核心行动者构成的紧密网络，通过组织物资配送、政策宣导和心理支持，为村民落实防疫措施提供了关键保障。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工具性支持对卫生清洁措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二：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情感性支持对社会隔离措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三：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信息性支持对卫生清洁措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四：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信息性支持对社会隔离措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不仅在公众面临压力时发挥缓冲作用，还能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健康意识，促进健康保护行为的形成和维持（如Schwarzer & Knoll，2007；Thoits，2011），其中自我效能感对行为意愿的积极影响最为显著（Floyd，Prentice-Dunn & Rogers，2000）。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缓解老年人孤独感、保障心理健康；也能提供必要的激励和监督，增强自我效能感，帮助老年人改善健康行为（Berkman & Glass，2000；House，Umberson & Landis，1988）。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以家人、亲戚、邻居组成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是减轻老年人消极心理体验与资源压力、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促进应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Wang & Gruenewald，2019）。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五：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工具性支持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六：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情感性支持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七：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信息性支持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反应效能是应对评估中的另一重要指标，能衡量个体对适应性行为有效水平的认可程度（Kim & Chon，2023）。人们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认知和应对意愿，与他们所接收的信息内容、信源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交互作用（Ning et al.，2020；Sun et al.，2020）。而中国老年人的主要信源为组织信息源及人际信息源，以线下信息传递为主（陈忆金，庄家正，谈大军，2020），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人际间信息传递的依赖性更强。在乡土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方式让老年人习惯和依赖代际信源。同时，村干部、精英村民作为村庄社会关系的维系者与国家政策执行的终端主体，既被赋予了外生的行政权力，也带有村庄宗族规范威望。在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留守型村庄中，他们对国家-乡土社会维系、村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村庄文化传统维持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老年居民眼中权威的代表（卢丛丛，2019）。同时，他们作为村庄的一分子，深谙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规则，能够将疾病相关信息进行适应化处理，将说服信息寓于村庄传统价值观与村庄现实生活之中，并采用家常式对话、村庄流行俗语等具有本土共享意义的传播内容，在情理上拉近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在诸如地震、流行性传染病后等公共创伤恢复过程中，情感性支持和社会连接对个体心理恢复至关重要（Hobfoll et al.，2007）。

同时，信息性支持通过提供具体的健康行为指导，既明确了相关行为的有效性，也评估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可行性，从而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健康问题（Barati et al.，2019；Park，Sarnikar & Cho，2020；Rogers，1975）。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年轻一代通过信息性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防疫认知，而青年基层干部则通过示范行为（如正确佩戴口罩）增强了老年人的防护信心。多维支持（情感、工具与信息）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显著提升其对防疫措施的信任度与依从性，以及对防疫措施有效性的信心。基于以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八：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工具性支持对反应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九：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情感性支持对反应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十：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信息性支持对反应效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二）健康传播中的应对评估与保护动机

1983年，Rogers将自我效能引入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这标志着该理论从以“恐惧”为核心的行为改变理论转向一个基础性动机理论。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学者们以保护动机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媒体使用、健康素养、对疾病认知情况以及社会人口特征等多种因素对不同人群采取保护措施的意愿影响，检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保护动机理论的应用稳健性（Acar & Kıcali，2022；Wang et al.，2021）。然而，威胁评估对保护意愿的效应曾受到挑战（Warkentin et al.，2016），对保护动机理论的元分析研究显示应对评估在引发预期反应方面比威胁评估更加有效（Floyd，Prentice-Dunn & Rogers，2000；Milne，Sheeran & Orbell，2000）。中国乡村老年人因居住封闭、信息滞后，易低估病毒风险（林怡伶，2006）。因此，保护动机理论的威胁评估部分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的中国农村老年居民保护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局限性。

对数字信息接触有限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子女和基层组织成为其获取防疫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卫生危机中，人际传播不仅缓解了老年人的心理压力，还通过基层帮扶构建了社区支持网络。村干部和志愿者通过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可以及时了解居民的需求，按需提供生活用品、防控用品的采购与运送服务与卫生打扫、理发等日常照料，构建起紧密的社区支持网络。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学者们验证了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对保护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Bell et al.，2014；Ling，Kothe & Mullan，2019）。如果人们认为防治措施行之有效并且有信心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公众会更愿意付诸实际行动（马超，2022）。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十一：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自我效能对居民采取卫生清洁措施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十二：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反应效能对居民采取卫生清洁措施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十三：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自我效能对居民采取社会隔离措施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十四：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反应效能对居民采取社会隔离措施有正向显著影响。

综上，乡村社会和老年群体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信息传播与接收的特定环境。老年农村居民往往受限于生活环境、文化水平以及技术掌握程度，在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身体不适等多重挑战下，新媒体传递的信息可能显得抽象而难以触及心灵深处，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的防护行动。基层干部和亲友在乡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过程的人际传播中展现出其重要性。村干部及能人村民作为乡村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不仅负责信息的传递，还直接参与物资援助、服务供给等行动中，为农村老年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工具性支持。

三

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

2022年12月26日至2023年2月2日期间，研究者对50岁以上居民开展两轮网络预调研。在问卷开发阶段，首轮预调研未限定受访者户籍及常住地（n=100），结果发现数据组间差异较大，研究者认为城乡老年群体在健康行为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城镇居民采取保护措施的意愿倾向较为统一，而农村居民的这种意愿具有分化特点，说明农村居民群体内部对其认知不同。针对该情况，问卷设置筛选题项。因此，次轮预调研增设户籍、常住地等筛选问题，并最终将正式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村老年居民，以确保样本同质性和研究针对性。次轮预调研后，研究者优化题项表述，采用更易懂的生活化语言并增加解释说明。

本研究于2023年2月至6月在安徽省南部某乡镇开展正式调查，通过社区协助随机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样本321份（回收率85.4%）。本研究样本共纳入321名农村中老年居民，性别分布均衡（男49.53%，女50.47%）。年龄结构以50岁—65岁为主，占94.7%（50岁—55岁32.40%，56岁—60岁25.55%，61岁—65岁36.76%），66岁及以上仅占5.30%。居住特征显示，全体研究对象现居农村，其中99.69%持农村户籍。职业分布方面，务农人员占33.96%，务工人员21.50%，个体户占23.05%，离退休人员占16.82%，另有4.67%未提供职业信息。教育程度以中等学历为主，初中（31.46%）和高中/中专（30.84%）学历的合计占比超六成，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21.51%。经济状况方面，37.70%月收入超过3000元，2501—3000元的占19.32%，收入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特征。

本研究量表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受访者需选择对量表中各题项陈述句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7分）。

1.工具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指向个体提供实际可见的物质援助及行为帮扶（江传曾等，2022），因此本研究从卫生物品、卫生服务与生活服务三方面测量农村老年居民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受到的工具性支持，并通过支持来源（如村基层、亲友）进一步划分。如“我的家人和朋友向我提供所需服务，如在我出现疑似症状时帮助联系医疗机构。”

2.情感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指的是通过情感上的关怀和理解，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个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增强其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House，1981：24）。受Hanson等人（2021）的启发，本研究采取以下题项量化该阶段农村老年居民所受到的情感性支持：“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我的家人与朋友互相给予情感关怀与精神支持”等等，并通过支持来源（如村基层、亲友）进一步划分。

3.信息性支持

本研究采取以下题项量化农村老年居民所受到的信息性支持：“我通过村委宣传（包括但不限于海报、横幅、传单、广播、微信群和基层村委及卫生工作者上门宣讲）获得病毒相关的信息或预防知识”，并通过支持来源（如村基层、亲友、媒体）进一步划分。

4.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自我效能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Al-Hasan et al.，2020），本研究从实施社会隔离措施信心以及实施卫生清洁措施信心两方面测量农村中老年居民应对的自我效能感。如：“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我有信心采取社会隔离措施（比如与他人保持距离、出门时戴口罩等）”。

5.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反应效能

反应效能指的是对于所实施的措施能够有效抵御风险的信心。借鉴部分研究（Kowalski & Black，2021；Popova，2012），本研究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对社会隔离措施以及卫生清洁措施的感知有效性进行测量。如：“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采取卫生清洁措施（比如勤洗手）可以降低被传染的概率”。

6.保护意愿

采取保护措施的意愿被具化为当疾病再次流行时实施社会隔离以及卫生清洁两类预防措施的意愿程度，如“我在出入公共场合回家后使用酒精喷剂、洗手液等消毒产品”。

（二）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保护行为意图的影响。我们认为信息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共同构成了社会支持理论构念，以便有效捕捉社会支持的多维特征，更加全面地评估其对农村老年居民保护意愿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1.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支持各维度及其他潜变量的测量可靠性与效度，本研究计算了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acted，AVE）。结果显示，所有组合信度均高于0.8，AVE均高于0.7，表明测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聚敛效度（见表1）。

通过计算区别效度检验不同构念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如表2所示，各构念的AVE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Fornell & Larcker，1981），即该构念解释自身测量项的方差大于其与其他构念之间共享的方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体测量的准确性和模型解释力，减少潜在偏差。

本研究调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值显示（见表3），除工具性支持维度为0.671，达到基本可信标准外，其余各维度均在0.7以上，其中自我效能达到0.941。这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即量表信度较高，这些维度可以作为潜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收敛的常用指标应满足因数载荷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略大于0.5且构造可靠性在0.7左右（Hair et al.，2016：137）。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χ2/df为2.19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2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为0.032，表明模型结构与数据吻合程度较高且模型具有良好的简约性；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等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建议范围内（TLI = 0.983，CFI = 0.985，GFI = 0.881，AGFI = 0.859）。对整体模型的拟合程度的检验结果显示，整体模型卡方自由度比χ2/df为2.292，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3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为0.067，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等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TLI = 0.975，CFI = 0.977，GFI = 0.867，AGFI = 0.850），确保可靠性与适配性。

2.模型结果

本研究通过模型适配度检查以及对各变量之间关系的路径分析，评估社会支持理论框架下各维度对农村老年居民在公共卫生危机下的自我效能、反应效能、保持社交距离行为及采取清洁措施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工具性支持（β= 0.250，p < 0.001）对卫生清洁措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情感性支持（β= 0.211，p < 0.001）对社会隔离措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信息性支持直接影响了卫生清洁措施（β= 0.195，p < 0.001）和社会隔离措施（β= 0.141，p < 0.001），假设一、二、三、四成立。此外，工具性支持（β= 0.234，p < 0.001）、情感性支持（β= 0.294，p < 0.001）与信息性支持（β= 0.258，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知，假设五、六、七得到验证。同时，工具性支持（β= 0.318，p < 0.001）、情感性支持（β= 0.245，p < 0.001）与信息性支持（β= 0.271，p < 0.001）也直接正向影响了农村老年居民的反应效能。假设一至十均得到支持。

在检验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对保护行为意愿的影响时，同样将年龄与性别作为协变量。结果表明，自我效能（β= 0.317，p < 0.001）与反应效能（β= 0.226，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了社会隔离措施的实施；自我效能（β= 0.184，p < 0.001）与反应效能（β= 0.350，p < 0.001）对卫生清洁行为的正向预测效果同样显著。假设十一到十四均得到支持。数据结果显示，基层力量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均对农村老年居民个体的自我效能及反应效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三类社会支持通过增强农村老年居民的自我效能及他们对应对措施的反应效能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居民采取社会隔离和卫生清洁这两类应对行为的意愿（见图1）。

（四）访谈材料支撑

问卷设计为标准化、结构化的形式，可协助本次研究规模化收集数据。然而，这种方式可能限制了受访者表达复杂观点或详细解释其选择的机会。访谈则提供了更加灵活和深入的环境，帮助研究者获得对社会支持理论更丰富、更全面的理解。于是，研究者于2023年9月6日至2023年9月24日，采取便利抽样方式，对安徽省南部某乡镇24位55岁以上农村中老年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初步了解他们在该时期的信息获取情况以及采取保护措施的意愿。访谈内容包括：该地中老年居民基本信息，疾病信息来源，对本次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威胁评估、应对评估及采取保护措施意愿。样本情况见表4。

访谈数据揭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主要依赖人际传播获取信息。尽管传统媒体如电视和广播仍然是其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农忙时期农活繁重，难以持续性关注健康防护类别新闻。因此，村干部和村医通过走访、宣讲等个性化方式，加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村干部文忠（化名）通过走访和宣讲，向村民传达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防护措施的重要性。许多村民反映，文忠不仅在工作时间内忙于走访，还在下班后主动关心村民的健康状况。对于一些生活困难或特殊的村民，文忠会定期上门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帮助。许多村民提到，村医海宝（化名）不仅提供了医疗帮助，还根据自身经验，向村民普及了正确使用口罩的知识和卫生防护措施。村干部和村能人还自发组织起来，为属于脆弱群体的老人提供物质支持和医疗服务。受访者N3（2023年9月7日）提到，在身体不适时，海宝不仅提供了降血压药物，还教其丈夫采枇杷叶熬蜂蜜水以缓解症状以及晚上帮助妻子擦身降温，还耐心安慰该受访者。这种基于人际信任和互助精神的支持系统，既加强了防控的科学性，也保证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辅以问卷数据结果，村干部与村能人的内生性协同，不仅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支持，也增强了乡村居民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在疫情中能够主动采取防护措施。

如质化、量化数据所示，村干部和村能人不仅是信息传递者，也是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例如，一对留守老人夫妻，因感染流行性疾病而出现健康问题，村干部通过协调帮助小孙女暂时寄养到其他亲戚家，同时劝慰夫妻两人互相帮助，共同度过困难时刻。这种基于传统社会信任的互动模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展现了强大的应对能力。访谈数据反映出村干部既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文化和人际信任的维护者。受访者普遍表示，村干部传达的信息具有权威性，能有效引导村民正确理解和执行防疫措施。村干部作为“意见领袖”，通过精准的政策传达、个性化的关怀和情感性支持，保障了农村社区在危机中的团结与稳定。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落脚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情境与治理模式，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农村老年居民所接收到的社会支持的类型及影响进行深入探究，为未来公共卫生事件中提升农村居民应对意愿、保障农村老年居民健康福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清晰化的社会支持维度

在中国农村社会，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共同组建成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基层组织实现村民自治与对个体的垂直关切。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使得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居民来说有更特殊的作用。该理论在农村老年居民的健康行为意愿研究中不可或缺（陶裕春，申昱，2014）。虽然子女探访、提供生活照料等行为的家庭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多数老年人处于留守状态，子女“回不了家”，只能“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无法提供及时的物质支持、日常照料与情感抚慰。这说明，城镇化进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农村居民的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健康行为，逐渐削弱了亲属在物理空间上的陪伴功能，也从侧面反映出以家庭层面为支柱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某种程度上的萎缩（Zhao et al.，2020）。

诚然，智能媒介（如手机、电视网络）和传统媒介（如大喇叭、电视）在赋能农村居民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庆华，吕艳丹，2020；Zhang et al.，2022）。在公共卫生危机造成情绪恐慌、心理焦虑与身体机能受损的情境下，面对面、在地化的人际传播所带来的“互帮互助”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村民们“真是操心不过来”。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基层组织和村能人主动承担起“送药、送菜、做好思想工作”等重要社会工作，进一步验证了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在健康危机传播中的互补作用。

（二）社会支持与应对评估对健康保护行为的作用结果

尽管既往研究已证实社会支持对健康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Pan et al.， 2022；Schwarzer，1992），但这一关联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例如，不同类型和来源的社会支持在促进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性尚未得到充分探讨（Yin et al.，2020）。本研究选择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的结合来充分阐释三类社会支持如何实现其独特功能并相互补充。

首先，工具性支持的效果在增强反应效能上最为显著，并积极影响卫生清洁行为。基层干部与村医等乡村精英通过“发口罩和消毒液”“送点自家的菜”“留点高压药”等具体物资帮助提振居民信心。这表明具体实际的帮助和资源，能够直接满足需求，快速改善个体健康状况或增强其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Cohen & Wills，1985）。其次，情感性支持在增强老年人自我效能方面起到最突出的作用，从而提高了他们对社会隔离措施的接受度。更进一步理解，老年居民从媒体报道上感受到的、从亲友关爱中体会到的、从村集体关怀中触达到的情感性支持减轻了心理孤独感，增强了应对孤立状态的信心，提升了自我效能在缓解应对压力中的作用（Lazarus & Folkman，1984：158-164），说明情感性支持在心理层面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力。第三，有效的信息性支持也更多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来促进个体卫生清洁措施的实行。例如，基层人员对老年人的防疫信息普及总是“拆开了”“揉碎了”，对不规范佩戴口罩的居民，村医不仅通过实时操作讲解，还辅以“衣服脏了要换，口罩也要及时换”等生活化话语帮助老年居民接收正确防疫信息，从而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

（三）应对评估在保护意愿预测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表明，相较于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对健康保护行为的直接效应，通过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的中介作用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更显著。这意味着，个体的健康保护行动更取决于他们对于措施有效性以及自身效能的信念（Rivis & Sheeran，2003）。另一方面，农村社区作为彼此联系紧密的熟人社会，其成员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群体期望的影响，比如受访者曾经有“大家都不戴口罩，我戴了显得格外突兀”的群体压力。社会支持理论与应对评估理论嫁接效果显示，来自家庭、朋友和社区的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与反应效能感，帮助他们更好地评估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强保护性行为的意愿（Milne，Sheeran & Orbell，2000）。

五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需要受访者自我汇报先前的行为数据，这可能会因受访者记忆偏差与叙述准确性下降而产生误差（Alwin，2007）。此外，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样本收集过程较为困难。为了获得足量样本，我们将研究对象的年龄下限放宽到了50岁，原因是在中国农村，50岁以上的居民通常拥有成年子女，大多数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白南生，李靖，陈晨，2007；Xiang，Jiang & Zhong，2016）；同时由于农村居民在既有生命历程中长期从事农业劳动或其他重体力劳动，身体机能损耗严重，他们50岁左右时的健康脆弱性程度可能与城镇地区60岁左右老年人的水平相似，甚至他们在面对健康危机时有更高的感染风险（张瑞琪等，2023；Čehovin & Kohont，2017），因此本研究放宽了年龄界限。为了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代表性，未来可以进一步收集60岁以上农村老年居民数据，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农村老年群体在面对突发性传染疾病时的真实状况，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4期。

本期执编/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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