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云定性瞿秋白冤案：《多余的话》决不是叛变的自首书

1949年10月1日，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新中国终于成立。而在这段过程中无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瞿秋白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功勋卓著，然而在1935年2月他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逮捕，旋即从容就义，时年才36岁。

不过在特殊时期，瞿秋白却因在狱中所书而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之后对于瞿秋白的平反工作，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与瞿秋白之间有何往事，他为何会坚决为瞿秋白平反呢？

在讲述这件事情前，我们有必要大致回顾一下瞿秋白的革命经历。

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文化水平比较高，能写书作画，还懂行医和武术，是一位爱学习的传统文人。瞿家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伯父在地方上做官，经常资助他们，所以也不愁吃喝，这是瞿秋白的幸运。因此他小时候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

辛亥革命那一年，他的伯父辞去了官职，瞿家的日子开始紧巴起来，被迫卖掉了一些资产，举债生活。

在瞿秋白17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人生大劫，他母亲服毒自尽，他深受打击。为了生活下去，瞿秋白只能过上了投靠亲友的生活，在战乱不断的民国时期，亲友家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多了这一张嘴，难免受委屈，被人白眼。但好在他的堂兄很照顾他，帮助他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毕业后，他原本计划去北大读书，但因为无力支付费用而放弃。但即便如此，他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是高学历人才了，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了报刊通讯员。

1921年，他见到了苏联的革命导师列宁，深受启发。之后他积极在国内开展革命运动，走进工厂办学习班，当时刘少奇和任弼时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跟着他学习俄文和马列思想。并在一年后正式入党，之后他参与了多次革命组织工作，在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由于陈独秀被免职，瞿秋白事实上成为了党中央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但好景不长，1931年，他被边缘化，不再担任最高领导。

193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担任重要领导的向忠发和顾顺章等人叛变，把很多同志的情况透露给了敌特，导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11月，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重要领导人必须离开上海。但瞿秋白因为身患重病，不宜远行，所以中央特科把他送到了上海北四川路鲁迅的家中隐蔽，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但上海毕竟人多眼杂，在一个地方停留久了，难免会被人注意。于是在12月下旬，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连夜来到鲁迅的寓所，帮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转移。当时瞿秋白已经提前备好了行李，只有两个小包袱。陈云问他：“还有东西吗？为什么连提箱也没有？”瞿秋白微微一笑：说：“这就是我所有的财产了，几本书、一些文稿”，陈云有些感动，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这次转移中，陈云也同鲁迅有了几句简单的交流，鲁迅非常担心瞿秋白和陈云的安全，关心的问：“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连声安慰说：“不妨事的。”后来，中央设法把瞿秋白送到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被迫走上长征路，瞿秋白肺病恶化，无法跟随部队长征（其中自然也有政治因素），最终在向香港转移途中被敌人抓捕，并在被抓捕近4个月后遭到处决（期间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一文，文章表达了作为文人的他从政后的曲折心路）。

事实上对于瞿秋白的被捕牺牲，在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已经进行过讨论，毛主席也定调明确表示瞿秋白是优秀的领导人，是忠贞的革命烈士。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1966年特殊时期到来后，江青等人却重新找到瞿秋白被捕后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以此为所谓“证据”，称瞿秋白是叛徒（有必要说的是，在特殊时期之前瞿秋白的这份《多余的话》就已经被看成了“叛徒的自白书”）。

当时国内局势复杂，人人自危，尽管很多人不赞同该说法，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另外，毕竟瞿秋白已经去世30多年。

直到1979年国内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陆定一给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写了一封信，建议给瞿秋白平反。百忙之中的陈云也想起了瞿秋白的事情，他内心里也很想为瞿秋白平反。

于是在1979年5月，陈云就要求中纪委成立瞿秋白复查组。次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瞿秋白的事情，明确表态：“讲瞿秋白同志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最终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9月中纪委报告公开给出最后结论，《多余的话》没有任何叛变革命的内容，瞿秋白同志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他是永远值得敬重的卓越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