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活在资源富国幻象中的“下一个大国”

印尼常被称为“下一个大国”，是有原因的。

印尼横跨太平洋与印度洋，掌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马六甲海峡。对美国、中国、日本来说，印尼的地理地位都极为重要。谁能与印尼合作，谁就能在海上贸易和能源运输中多一张牌。

印尼是 G20 成员，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GDP 占东盟总量约 40%，且长期保持 5%左右的年增长率。

印尼拥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储量，它是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国，也是全球前列的煤炭、天然气出口国。镍是电动车电池关键原料，在能源转型和新能源产业链中，印尼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关键的，印尼拥有2.8亿的人口，仅次于中印美，列世界第四。而且它的人口结构极其年轻，中位年龄不到 30 岁，这意味着印尼不仅劳动力充足，而且消费潜力巨大。

以上这些优势，怎么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因此投资者对印尼期待甚高，常将它称之为“下一个大国”，将其视为未来的中国+印度的结合体。

可是拥有如此潜力的印尼，却在25日因为示威活动中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之死，而迅速引发大规模全国性的示威潮，成为自1998年“改革风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之一。

印尼以这种方式成为国际热点，颇为尴尬。那么说好的下一个大国呢？外界期待的中国+印度的结合体？印尼到底配不配得上呢？

这次事件揭开了印尼的遮羞布。

1998年起进入后苏哈托时代后，印尼出现过几位一心搞经济的总统 ，在经济上也有明显起色。这就是数据上所呈现的，印尼GDP长期保持 5%左右的年增长率，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仍逆势上扬，令世界刮目相看。

因此表面看来，印尼经济增长强劲，理应步入发展快车道。可是你要理解，印尼经济强势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是消费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抑或是优化制度环境、减少腐败和寻租，或是加强国际合作？

答案都不是，而是卖资源。

印尼有镍、锡、铝土矿、煤炭、铜、金、天然气、棕榈油...几乎应有尽有。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通过自身的天赋异禀，大量出口资源。它是世界第一镍矿储量和产量国，占全球40%以上。还有棕榈油，全球一半以上产量在印尼。

并且印尼也不傻，早年它早年大量出口未加工的镍矿石、铝土矿、原煤。后来发现这样只能赚白菜价，真正的利润都给进口国拿去了。于是印尼开始逐步禁止原矿出口，要求必须在印尼境内进行初步加工。这样一来，外国投资者就必须在印尼建厂炼矿。

当然由于印尼的政治运作高度依赖地方势力，这种下游化政策效果其实比较有限，执行中很容易被地方官员稀释。即使如此，印尼通过诸如此类的产业政策，到手的利润依然能提升数倍之多。

话说回来，靠资源赚钱，本身并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赚回来的钱花在哪里？这方面印尼就做得很差劲了。

印尼政府既没有把利润拿去提升全国的基础设施，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更没有消除腐败，提高人民福利的意愿。

那么钱去哪了呢？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

自独立以来，印尼长期存在着权力集中、军政权威、腐败横行等等问题。总统们并未进行政治上的强力改革，有的是能力不足，有心无力。有的干脆就是权贵阶层代言人，没有从根本性上解决问题的动力。

因此表面看来，印尼经济发展迅速。可是蛋糕做得再大，人家不给你分啊。

在2023年，印尼前10%人口拥有约 59.42% 的净个人财富，这是个惊人的数据，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极高水平。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尼在2023年，前10%的人口收入占比为 29.9%，印尼中产阶级从2019年的 21.5% 降至2024年的 17.1%，显示出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加剧 。

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印尼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强烈不满。

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度上，还体现在城乡差距和社会福利的不均衡分配上。比如这次，雅加达最低工资大约是300美元，政府批准了将国会议员每月津贴增加5000万卢比（约3030美元），在其他承诺的缓解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却行动迟缓。

议员的高额津贴只是冰山一角。长期以来，印尼的精英拥有着特权。军人享受优待，政客生活奢侈，而底层民众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却长期被削减。

除此以外，印尼人民还面临更现实的两大问题。

一是就业形势严峻。印尼青年失业问题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2025年2月，印尼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16.16%，是整体失业率的4倍。

一大原因是制造业萎缩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印尼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2002年的32%下降至2024年的19% 。例如，纺织巨头Sritex在2025年上半年关闭了多家工厂，就导致超过42000人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

二是住房问题。印尼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2009年，印尼住宅平均价格是65百万印尼盾，2014年涨到124百万印尼盾，2024年的房价为166百万印尼盾（抱歉，印尼盾单位太大，只好用百万计算）。

房价翻倍，收入却没增加多少，就业还比以前困难了。这些高房价使得许多年轻人难以实现购房梦想，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些问题政府不知道么，当然知道。能解决吗，很难看到希望。

印尼的不公分配方式，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来自殖民经济遗产，并延续到苏加诺与苏哈托时期。苏加诺时期强调民族主义，经济混乱，缺乏工业基础。苏哈托时期大量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收入不是用于民生，而是分配给军方、官僚、财阀，因此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

历史原因延续至今，奠定了印尼政治的“分肥文化”：资源收益不是投入生产性产业，而是分给关键群体以换取支持。

现实原因是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的民主运作伴随碎片化的政党体系。总统往往需要通过资源分配来维持联盟，否则很难保住他的执政基础。这种情况下，寡头和地方势力介入政治很深，他们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加剧了印尼的分配型逻辑。

印尼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印尼其实是一个被数据包装过的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和投资者看见的，是潜力、增长和人口红利；而民众感受到的，却是房价、物价、失业和不公。

两者的落差，才是社会愤怒的真正来源。明明就是印尼国内人均收入大幅提高，普通老百姓却没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收入被平均了，甚至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下降了。官吏们大幅提高福利，并削减了地方财政预算，引起了民众的抗议。

这场骚乱给印尼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 GDP 只是数字游戏，而不是体现在民生改善上，那么再高的增长率也是虚假繁荣。印尼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那么它只能是活在资源富国幻象中的“下一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