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案震惊世人，美国何以至此？

美国政治暴力多发，说明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之间愈发难以通过和平、正当的法定程序来化解分歧和达成共识。在这背后，是美国政治体系越来越难以既公平、又有效地协调、平衡、团结不同的党派和群体。

枪击案震惊世人，美国何以至此？

文/邓峰

1、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右翼政治人物、特朗普政治盟友Charlie Kirk被枪杀。面对美国长期以来危害很大的枪支暴力问题，Charlie Kirk曾认为这是维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必要代价。不幸的是，Charlie Kirk成为了他所说的代价。

在不少人看来，Charlie Kirk的辩论、观点、行为充满浓厚的右翼民粹色彩，缺乏理性、审慎、包容，与真正的保守主义存在差距。

可即便这样，观点、立场的不同，都不应该成为政治暗杀的理由。只要不违背法治精神，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立场，哪怕是错误的观点、立场。一旦通过政治暴力来解决观点、立场的分歧，其实是在破坏维系一个文明社会的共同底线。

2、人性是复杂的、多面向的，由复杂的人组成的社会尤其复杂、多面向，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应该在一个兼具包容、公平、理性的对话框架下，让不同的声音自由竞争。

自由主义合乎人性的重要面向，保守主义同样合乎人性的重要面向。无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左派、右派，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只要不走向极端，都有内在合理性，都是复杂的人性、复杂的社会所需的不同声音。当然，正如不少人狭隘理解自由主义一样，不少人对保守主义的认知既狭隘又偏激，从而背离保守主义。

3、可以不同意Charlie Kirk的观点和立场，但他的遭遇是不幸的。Charlie Kirk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多发的一个缩影。

在Charlie Kirk被枪杀前的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与丈夫在家中遇刺身亡，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遇袭。再早之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的住所遭到纵火，特朗普在去年竞选过程中遇袭。

4、美国政治暴力多发，说明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之间愈发难以通过和平、正当的法定程序来化解分歧和达成共识。在这背后，是美国政治体系越来越难以既公平、又有效地协调、平衡、团结不同的党派和群体，面临严重的危机。

5、早在去年大选期间，针对特朗普被定罪的新闻，笔者已经写过，美国选民已经撕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彼此之间缺乏重叠共识，甚至因为相互对抗而不愿相信法治和选举规则。归根结底，其实是美国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出现危机，是政治体系缺乏协调、平衡不同群体达成重叠共识的能力或意愿，不能如承诺的那样解决问题，以至于矛盾日积月累，那些失落的群体对政治体系产生不信任感。

6、一个社会若想追求良政善治，应该妥善处理政府、人民中的多数、人民中的少数的关系。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处理人和人之间、人和社群之间、社群和社群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只要有人的结群而居，群体中的人和人之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不同人组成的团体之间、人和团体之间，必然面临界定权利边界、建立秩序、协调矛盾的需求，进而便有了政府的产生。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社群之间的矛盾、人和社群之间的矛盾，必然要靠一个相对公平的第三者来处理才能长久可持续，而这样的第三者最主要的存在形式是政府。

然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让政治体系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选举民主的核心逻辑是一人一票，是全体成年选民投票来选择政治领袖和政党。这里的关键是假设多数选民都是成熟、理性、负责任、擅长收集和甄别信息的公民。

但让人无奈、难以彻底改变的现实是，对于生活在人口众多、政治事务错综复杂的社会的多数选民来说，他们既缺乏资源、金钱、时间去成为理性的选民，又缺乏兴趣或内在动力去成为理性的选民。这是人的自利理性在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的现实下难以避免的结果。对于多数选民来说，能否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取决于收集、甄别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但这是有成本和门槛的。正因这样，当让多数对复杂政治缺乏了解的选民来直接决定国家政治的走向，难以避免会让非理性的情绪、偏见、谣言侵蚀政治议程，从而从根本上注定选举民主难以避免的民粹风险。

与此同时，多数选民难以成为理性选民的无奈和选举作为耗时耗力大工程的现实，势必容易为少数强者操弄创造有利的土壤或空隙。试想而知，当难以成为理性选民的多数选民不得不直接决定国家政治的走向时，他们的信息、认知从何而来，他们容易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从古至今，无论是蛊惑人心的故事还是“始为群首，终为暴君”的故事，都是屡见不鲜。

选举不是凭空而生，而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由专门的团队来负责运作。在选民投票之前往往有长时间的宣传，选民所能见到的候选人往往是前期各方投入资源进行宣传比赛的获胜者。既然这样，在同等情况下，那些掌握更多资源的少数强者便具有操弄选举的天然优势。不仅如此，当选举结束后，少数强者又能在选民酣睡或忙于生存的缝隙通过聘请专业的游说团体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让选举本应通向的公平因少数强者的介入而失衡。

7、关于特朗普现象和选举民主的困境，笔者在新书《》中写道：“选举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于，在选举时因为多数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数强者凭借资源、知识、能力的优势地位积极运作，被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常见类型是擅长选举的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客，他们是难以在选举结束后公正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的矛盾。因此，当选举结束后，选举民主体制的常见问题是：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客造成政府应尽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履行，少数强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地位游说、拉拢领导人和议员，让公共政策在多数选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觉的前提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倾斜都可能是缓慢的、不易被发现的，但时间一久，日积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选举民主体制会扭曲为少数强者扩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面对自身境遇的日渐恶化，势必满腔怒火，对既有政治体系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所托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机利用，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

8、对选举民主的扬长避短

问：你认为多数普通选民在自利理性的影响下难以或不愿成为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那你提出的以贤能民主为支柱的混合民主体系怎么引入民主？

答：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复杂人性。正如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韩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人性是复杂的，分不同面向，理性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政治体系若想成为亚里士多德所期待的最优良的政体，只能发扬人性的优点，节制人性的弱点，以合理方式顺应人性中最难以抗拒的诉求，节制人性中最幽暗、非理性的冲动，为现实政治插上理性的翅膀。

本书认为人性中包含四个十分要害的真相：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熟悉领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领域的“事后诸葛亮”、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

选举民主只看到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却忽略熟悉领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领域的“事后诸葛亮”、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正如良好的市场机制，可让人人在自利理性驱使下达至一个利于全社会的良好结果一样，良好的民主机制同样应该让民众在人性驱使下，将宝贵的理性运用在最合适的场域，让推动人类进步的理性光芒尽可能照亮现实政治中的每个角落，最终让一个社会接近良政善治。

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预示着一人一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熟悉领域的理性人意味着在最朴素的利益表达、诉求反馈层面或基层自治范围的事务，应该赋予民众适当的选举权利，主要形式是选举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层自治范围的复杂政治事务领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机应对、外交博弈、国家宏观调控、复杂政策制定实施等问题，多数普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评价远比选举民主更能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意味着应该在民主框架下选贤与能，让经过重重磨练的政治精英人尽其才。本书提出的方案是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精英推选是吸取考试、考察、举荐的有益经验，让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的精英通过协商与投票的方式进行最初的选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评价形成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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