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

1911年12月22日凌晨, 成都皇城明月楼前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前清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处以死刑,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 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人们迎着东方的曙光, 开始为新的一天的生计而忙碌, 而赵尔丰的生命和昔日的辉煌在这个不眠之夜划上了句号。

经略川边, 走向人生颠峰

赵尔丰 (1845—1911) , 字季和, 祖籍山东蓬莱, 先世为汉军正蓝旗。清光绪元年 (1875) 任誉录, 后任山西静乐、永济、洪洞县知县。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得山西按察使锡良保荐, 任河东河道监事同知。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锡良调赵尔丰掌东路防军营务处。由于他抗击觊觎山西的八国联军“措置合宜”, 多次力抗法军挑衅, 并抵制朝中大臣命令撤军的压力, 深得锡良器重。光绪二十九年 (1903) , 锡良调任川督, 赵尔丰随之入川, 先后任川汉铁路督办、永宁道道员、建昌道道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1905年3月) , 发生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50余人被杀的巴塘事件。朝廷极为震怒, 依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之议, 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员赵尔丰会同剿办。事件平息后, 马维琪回川, 赵尔丰留川边督办善后。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七月, 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邻西藏, 边务至为紧要”, 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 时年61岁的赵尔丰经锡良专折密保, 由朝廷赏给侍郎衔, 加武勇巴图鲁号, 授川滇边务大臣之职。赵尔丰与川督锡良、滇督丁振铎议定川滇边务大臣辖区东起打箭炉, 西至达丹山, 南抵云南维西、中甸, 北至青海玉树, 并奏准从重庆、江汉、又江海关拨银100万两作为边务开办经费, 每年由四川拨银46万两作为行政经费。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相继入侵, 西藏危如累卵的局面, 赵尔丰临危受命, 大刀阔斧地废除土司制度, 改设流官管理 (史称“改土归流”) , 以图稳定川边, 进而挽救西藏危局。

土司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据《四川通志》记载, 五代孟蜀时期即有长河西、鱼通、宁远三个安抚司之设, 这是川边实施土司制度的开端。元代在川边藏区普遍实行“土官制土民”的土司制度, 至元二十五年 (1288) , 朝廷设置“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 所辖朵思麻、朵甘思、朵思甘等宣慰司都元帅府, 辖区包括今康东、康北和康南大部分地区。明朝实行“多封众建”的土司政策, 于洪武年间设朵甘卫行都指挥司, 管理川边藏区, 下辖若干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万户府、千户所。清代仍然实行土司制度, 到嘉庆年间, 朝廷在今甘孜藏区分封土司122员, 由兵部发给印信号纸 (土百户只发号纸) 。其中尤以康北德格宣慰司、康东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势力最大, 控制着整个川边藏区, 习惯上称为四大土司。

土司是辖区内的最高统治者, 为朝廷敕封的世袭农奴主;土司之下设有头人会议, 如德格土司之下由四个涅巴分管辖区内的行政、经济、军事、对外联络等事务。明正土司则在土司衙门之外建立了13家锅庄作为它的管理机构。后来随着辖区的扩大, 明正土司的锅庄发展到48家, 除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外, 还参与商业贸易活动。

政教合一制度是藏区土司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一些大的寺庙派上层喇嘛参与土司头人的政权机构, 土司头人也派自己的亲属或亲信入寺为僧, 参与寺庙管理。遇有重大事件, 由土司头人或寺庙上层喇嘛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作出决策。

习惯法是康区土司制度下法律的基本特点。唯一例外的是德格土司颁发的民事、刑事混合的成文法,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十三条禁令。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 其刑罚都有死刑、肉刑、抄没家产、除籍、罚款、囚禁等, 执行死刑的方式更是花样百出, 比如将人捆入湿牛皮袋中活活闷死, 用刀活剥人皮, 让其活活痛死。有一种死刑叫游肠子, 就是将人直肠用刀切割开后抽出, 套在扳弯的树梢上, 然后放手, 借树的弹力将人的肠子拉出体外, 活活痛死。还有活埋、剖腹、挖心、将人剁成肉酱等酷刑, 残暴之至, 骇人听闻。

历代封建王朝在川边藏区实施土司制度, 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元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其势力范围甚至到达了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等地。如果说军事征服对于骠悍的蒙古游牧民族来说还能得心应手的话, 那么, 要对如此广大的占领地实施有效管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 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土民”的土司政策, 就是元中央王朝的最佳选择。明代和清代之所以沿袭土司制度, 一是因为土司制度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贸然更改会引发社会动荡;二是因为大多数土司经济上是独立的, 不需要国家财政支付, 既减轻了朝廷的经济负担, 又达到了对这些地区实施统治的目的, 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还没有其他更理想的制度能够取代土司制度。

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

川边实施土司制度, 如果从孟蜀时期算起, 到清末已有上千年历史;从普遍实行的元朝算起, 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自明中叶以来, 川边土司制度的割据性、封闭性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国家政令不行, 禁令不止的情况相当普遍, 严重削弱了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土司间的兼并和土司家族内部争袭土司职务的事件频繁发生, 导致连年战火, 百姓生灵涂炭, 社会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土司对于农奴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外国侵略者挑拨离间, 少数上层贵族的分裂倾向日益明显, 反叛事件不断发生, 川边局势岌岌可危。

由于川边地理和历史情况的特殊性, 由于它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廷对川边藏区的土司制度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清初, 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朝廷确定保留川边土司制度, 以保证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雍正四年 (1726) , 朝廷在包括四川酉阳土司、天全六番招讨司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 川边土司不在改革之列;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四川总督鹿传霖曾主张在德格、三瞻 (今四川新龙) 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朝廷也以时机不成熟未予批准。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发生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50余名随员被杀的巴塘事件, 促使朝廷最后下决心在川边实施改土归流。

川边改土归流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1905—1907) , 平息巴塘事件, 首先在巴塘、理塘改土归流, 这是第一阶段;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 (1908—1909) , 解决德格土司兄弟争袭土职纠纷, 收缴德格、高日、林葱、春科土司印信, 这是第二阶段;

宣统三年 (1911) , 赵尔丰赴川督之任前, 与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一道, 经得荣、白玉、德格到甘孜, 收缴孔撒、麻书、白利、东科、朱窝、鱼科、巴底、巴旺、丹东、明正、鱼通、冷边、沈边、咱里土司印信, 这是第三阶段;

同年赵尔丰赴川督之任后, 由傅嵩炑收缴泰宁惠远寺堪布执照和崇喜、毛垭、曲登土司印信, 结束改土归流, 这是第四阶段。

在政治上, 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 建置道、府、厅、州、县, 改设流官, 管理地方钱粮诉讼。对于遵从改流的土司, 视其土司等级给予优抚, 对抗拒改流的, 则没收全部财产, 并予治罪。经过改土归流的地方, 废除土司统治, 设置流官管理, 构建了川边现代基层政府的基本框架, 它是川边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在宗教方面, 赵尔丰吸取了凤全的惨痛教训, 虽然也作出了一庙喇嘛不得超过三百人的规定, 但鉴于多数寺庙已超出数额, 一时难于如数削减的实际情况, 变通为将喇嘛名数、年龄注册存案, 已过三百者, 以后不准再行续添, 逐年自然减员, 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为了维护藏区社会政治稳定, 赵尔丰严厉禁止寺庙干预词讼和一切地方行政事务。

在经济上, 赵尔丰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 严禁买卖土地, 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 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 鼓励垦荒, 兴厂开矿, 改善交通, 发展邮政, 统一度量衡。赵尔丰一手抓减轻人民负担, 一手抓实施新政、兴办实业, 促进了川边经济的繁荣。

在教育方面, 赵尔丰创办小学170余所, 入学儿童免交书本费、学杂费, 供给饭食衣物并免其家庭差徭;设立师范学堂、藏语学堂和巡警学堂, 培养川边紧缺的师资、藏语翻译和警政人才。这些开创性的举措, 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 为藏汉各族青少年提供了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和机会, 有利于川边藏区的长远发展。

赵尔丰在川滇边务大臣任内厉行改土归流, 功劳是第一位的。在四川近代史上, 赵尔丰无疑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往的舆论几乎一边倒, 把赵尔丰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论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反映。

在人类历史上, 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 阶级斗争的手段不是万能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也只有生产力标准, 才是检验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标准。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历史推动作用, 甚至把它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 那是十分荒唐的事情。就历史人物而言, 不管他出身于哪一个阶级, 生长于哪一个时代, 只要他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作过贡献, 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作过贡献, 我们就应当肯定他, 而不应当出于阶级的偏见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否定他。

1887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爆发后, 清政府以将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查办作为妥协。1903年英帝国主义再次武装侵略西藏, 1904年9月侵占拉萨, 胁迫西藏地方政府签定《拉萨条约》, 清政府电示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可见清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西方列强的妥协是有底线的, 这个底线就是西藏不能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非但如此, 朝廷还指派行事果断干练的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和驻藏兼川滇边务大臣, 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加强控制, 稳定藏区, 制止分裂。这时的赵尔丰, 已是60多岁的老人。藏区山脉连绵, 江河湍急, 道路崎岖, 高寒缺氧, 军队补给不足, 士兵水土不服, 随时都会遭遇地方武装的袭击。赵尔丰克服重重困难, 以他可贵的爱国心和敬业精神, 铁骑千里, 所向披靡, 极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废除了土司、寺庙的政治经济特权, 免除了各种沉重的无偿劳役、实物贡赋和高利贷盘剥, 减轻了广大农牧民的负担,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的直接管理, 抵制了西方列强和少数西藏上层贵族的分裂活动, 为巩固我国西南国防, 维护祖国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这一时期, 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他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 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

△ 林葱土司旺钦丹增

川边改土归流失败的历史教训

轰轰烈烈的川边改土归流, 因赵尔丰的倒台而最终付诸东流。历史告诉我们, 旧的土司制度的灭亡、新的流官制度的确立, 仅靠简单的军事征服是远远不够的。

实行了长达700年历史的土司制度根深蒂固, 盘根错节, 决定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 不可能一蹴而就;清末整个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 又在无形中加大了川边改革的风险系数。

赵尔丰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剥夺了土司、寺庙的权力, 触动了土司、寺庙的根本利益, 土司们昔日赖以主宰一切的、曾经给他们的家族带来世代荣耀和滚滚财源的绝对权力顷刻间化为乌有, 他们反抗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

赵尔丰以军事力量扶持起来的川边流官政府大都是框架性的政府机构, 这些机构的巩固完善和正常运转远比军事占领复杂得多, 因为四川保路运动发生, 清王朝在川边的军事力量空虚, 初创的流官政府由于缺乏一个较长时间的有效整固期, 要么垮台, 要么名存实亡。

川边地域广袤, 土司情况十分复杂, 赵尔丰以简单的、一刀切的方法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 凭借军事力量匆匆改制, 致使许多地方的改革极不彻底, 煮了“夹生饭”。特别是平息巴塘事件和乡城桑披寺叛乱后, 赵尔丰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川边全境, 土司的封号虽然撤了, 但元气未伤, 为后来的土司制度复辟留下了伏笔。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他的经济文化改革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换句话说, 当地群众在短时间内还体验不到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因此对改革采取了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

赵尔丰对巴塘事件的策划者和参与事件的普通群众不加区分地一律杀掉, 杀人过宽, 严重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 失掉了人心,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大打折扣, 直到今天, 当地许多群众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他。

在川路风潮中沉沦

宣统三年三月 (1911年4月) , 清廷将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 另以四川布政使王人文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以川边改土归流事宜未了, 奏准以王人文暂行护理四川总督, 以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

四月 (5月) , 清廷发布上谕, 宣布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同月,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与英、德、美、法银行团签订借款600万英镑的合同, 出卖粤汉、川汉路权, 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义愤。五月二十一日 (6月17日) , 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都开会, 决定成立以“拒借洋款, 破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 推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为尽快平息四川来势汹涌的保路风潮, 清廷于闰六月初六日 (7月31日) 电令赵尔丰速赴川督之任, 赵尔丰于初八日 (8月2日) 到任视事。

赵尔丰甫任, 曾一度同情川人保路之举, 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反对西方列强染指, 以维护川人路权为核心, 以朝廷和四川百姓相互让步为主要方法, 维护四川社会稳定, 是赵尔丰和平解决四川保路风潮的总体思路。赵尔丰这时的态度, 除了他本身具有的新政图强思想以外, 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他的恩师锡良的影响。在赵尔丰的仕途升迁中, 锡良的多次举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赵尔丰也因此成为锡良的忠实幕僚。锡良在山西巡抚任内就十分赏识赵尔丰, 后来, 锡良历任河南河道总督、河南巡抚、热河都统, 皆奏调赵尔丰随行。1903年锡良督川, 又把赵尔丰带到四川, 作为他治川的智囊之一。赵尔丰在四川先后担任的成绵龙茂道道员、建昌道道员、永宁道道员、炉边善后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务, 也无一不是锡良的举荐。因此, 赵尔丰向来对锡良感恩戴德, 言听计从。锡良督川, 把川人自筹股本修筑川汉铁路作为第一要政。经锡良审定并上奏的《川汉铁路总公司章程》规定:“不招外股, 不借外债”,凡非中国人之股, 公司概不承认。尽管后来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商办, 但由川人自筹股本修铁路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及至川人维护路权, 与锡良开办川汉铁路的初衷也是一致的。

因此, 赵尔丰督川伊始, 一面劝导民众, 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七月初, 全川开始罢工、罢课。七月初五日 (8月28日) , 川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昆等联名致电内阁, 请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电文中说:“目前迫令交路, 激生意外”, “人心一失, 不可复收”。次日, 端方参劾赵尔丰“庸懦无能, 实达极点”,请求朝廷派重臣赴川查办。七月初九日 (9月1日) , 赵尔丰、玉昆等也参劾直接出面出卖川汉路权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贻大祸于全川”,请求朝廷查办盛宣怀。朝廷对赵尔丰的表现极为不满, 七月初十日 (9月2日) 电饬端方迅速入川查办保路风潮。七月十二日 (9月4日) 又电饬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 迅速解散, 切实弹压, 勿任蔓延为患。倘听藉端滋事, 以致扰害良民, 贻误大局, 定治该署督之罪。”

面临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 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导致“成都血案”的发生在朝廷的高压下, 赵尔丰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前途, 不得不听命于朝廷, 最终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站到革命的对立面。赵尔丰由同情到镇压保路运动的重要转变, 原因主要来自于朝廷的巨大压力。

于是, 赵尔丰于七月十四日 (9月6日) 召集各营军官训话, 部署弹压保路风潮。七月十五日 (9月7日) , 赵尔丰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 诱捕应约而来的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暨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 川汉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 主事邓孝可、胡嵘, 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等九人。消息传出, 成千上万的市民手持先皇帝光绪的纸牌位 (光绪时, 川人奏请集股自修川汉铁路, 部议准自办, 朱批依议) 和清香, 环跪于总督辕门前痛哭, 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次日, 更多的城外居民头裹白巾, 冒雨奔至城下求情, 赵尔丰部属田征葵下令开枪射杀, 造成死亡32人, 伤者无数的惨剧, 是为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 成都同盟会员将有关血案的消息写在木牌上投入锦江, 流送四方 (俗称水电报) , 华阳、温江、新都、崇庆、彭县等地闻风而动, 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 将成都围得水泄不通。不出旬月, 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占领。端方奉命率鄂军急赴四川, 导致武昌防守空虚, 客观上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武昌起义爆发后, 气急败坏的清王朝统治者为挽回败局, 补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 未到任前由端方暂行署理, 赵尔丰毋庸署理。这就意味着赵尔丰被清廷摘了乌纱帽, 这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是赵尔丰始料未及的。更麻烦的是, 北京方面传来参揭, 令端方将赵尔丰押解京师问罪。惊慌失措的赵尔丰转而立即释放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 并聘他们为督署高级顾问, 以商应付局势之策。

十月初二日 (11月22日) , 赵尔丰派出官方代表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使龙愚溪、盐运使杨嘉绅、巡警道于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协统朱庆澜、兵备道总办吴璧华等, 与四川绅方代表蒲殿俊等11人, 在成都寰通银行签定独立条件。十月初七日 (11月27日) , 端方在四川资中被鄂军起义将领所杀。同日, 赵尔丰在尚未得知端方被捕杀的情况下, 在蒲殿俊、罗纶等人全部接受他的扩充边军、负担财政军饷、供给械弹给养等种种苛刻条件后发表四川自治文告并交出政权。大汉四川军政府同日宣告成立, 由蒲殿俊任都督, 赵尔丰的心腹、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任副都督。为了平抑广大川籍中下层军官的不满情绪, 军政府任命川籍将领尹昌衡为军政部长。作为回报, 大汉四川军政府命赵尔丰再长川边, 调原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任雅州知府。

四川独立后, 巡防军与各州县保路同志军集聚省城, 冤仇未泯, 冲撞火并时有发生。十月十八日 (12月8日) , 蒲殿俊等军政府要员在东较场阅兵时突发兵变, 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在兵弁护卫下逃离现场。骚乱士兵抢银行, 劫藩库, 掠商号, 总府街、劝业场、棉花街、大小什字等所有繁华地带的商家、店铺、公馆均未能幸免。军政部长尹昌衡策马急驰凤凰山搬兵, 召新军63标标统周骏、营长宋学臬率兵入城平乱, 附城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等也率队入城维持治安, 迅速控制了局势。十月二十日 (12月10日) 大汉四川军政府改组, 尹昌衡任都督, 罗纶任副都督。尹昌衡 (1884——1952) , 字硕权, 号太昭。四川彭县人, 日本士官学校学毕业, 曾得四川总督赵尔巽赏识而步入仕途。

赵尔丰交出政权后, 以“老妻有病, 走不了”为由拒赴川边, 仍住督署, 调集巡防军三千作为护卫, 掌握库金600万两以备饷用。赵在川边的心腹傅嵩炑也在赵的授意下拒不接受军政府委任的雅州知府一职, 领兵由川边直奔成都, 企图驰援赵尔丰再图川局。重庆蜀军政府也以赵尔丰拥兵自重, 正派夏之时等兵分三路西进讨伐。恶战迫在眉睫, 成都危在旦夕。川内各界纷纷进言尹都督, 赵尔丰一日不除, 川局一日不宁。

尹昌衡起初十分犹豫, 毕竟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对尹有过知遇之恩, 一旦杀了赵尔丰, 世人会指责他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何况赵尔丰兵强马壮, 财大气粗, 以自己所掌握的那点兵力与赵尔丰硬拼, 无异于以卵击石。经过反复掂量, 尹昌衡从大局出发, 用理智战胜了情感, 决定计除赵尔丰。

隔日, 尹昌衡单独面见赵尔丰, 要他交出3000巡防军, 并答应这些军队仍住原地保护赵尔丰, 这样军政府对各方面都好交代。赵尔丰不知是计, 便写一手令, 将军队交由尹昌衡指挥。尹昌衡当即持手令到南宛, 召集军队训话, 要他们原地驻守, 保护好赵大帅。除当场发给欠饷外, 增发兵饷一月。官兵得饷款, 彻夜饮酒狂欢。冬月初三日 (12月22日) 晨, 尹昌衡发兵将督署团团围住, 切断赵尔丰的逃路。然后派敢死队冲进赵的住处, 刀劈赵的贴身护卫, 将只穿了一件青湖绉棉滚身的赵尔丰捉住, 执至皇城明远楼侧, 当场公审处决, 枭首示众;3000巡防军随即被改编。赵尔丰的心腹傅嵩炑所部, 也在雅州遭到军政府派遣军队的阻击, 兵败受降。

赵尔丰由同情转而镇压保路运动, 逆势而为, 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殉葬品。赵尔丰的灭亡, 标志着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终结。

时代没有因为赵尔丰的灭亡而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 这就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历史当然不会忘记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功绩, 同样也不讳言他在镇压川路风潮时犯下的血腥罪行, 这就是公正的历史。（节选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