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晚年丧子，却平静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锡联是贫农出身，自小生活艰苦。他5岁丧父，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经常跟随母亲去沿街讨饭。至于上学堂念书，对于当时的陈锡联而言，完全是奢望。

14岁这年，陈锡联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游击队，从这时起，陈锡联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革命。

在得知儿子要参加游击队的消息后，他的母亲死活不肯放儿子离开，可是，陈锡联心中已经自有打算，他虽然舍不得母亲，但是，如果不离开，不参加革命，他就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趁着夜色，陈锡联悄悄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谁知，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在革命的道路上，陈锡联还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他的革命伴侣是王璇梅。

王璇梅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在工厂做工。她的二姐王根英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领导了上海女工罢工运动......在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太平洋劳动会议:期间，王根英与陈赓结婚。在陈赓和王根英的影响下，王璇梅在1946年从上海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陈锡联的前妻栗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在太行区党校学习后分配到太行第3分区政治部民运科工作。两人在1942年12月结婚，结婚的那一天正好是刘伯承同志 50寿辰，可惜，栗格于1948年秋病故，留下一个孩子无人照料。

在陈赓的热心做媒之下，陈锡联和王璇梅结为夫妻，婚后王璇梅一边工作，一边悉心照看孩子，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至于陈锡联的母亲，在他离开家乡后，母亲只能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日思夜想的老人家在报纸上看到儿子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她立刻请人给陈锡联写信，勉励儿子再接再厉，代表自己和乡亲们努力奋战，多打鬼子。

因为战事频繁，陈锡联当时还没办法和家乡通信，因而，母亲的这封信是他多少年来收到的唯一一封家信。他仔细地珍藏好，时不时地拿出来，仿佛母亲就在他的身边轻轻叮咛。

然而，1953年，陈锡联的母亲病故，陈锡联和自己的夫人王璇梅带着三岁的毛毛回去料理母亲的后事。

家里人听说他们回来后，推着一辆独轮车去接他们，王璇梅抱着小毛毛，一会儿在车上做坐，一会儿又下来走走，她是第一次回家，看哪里都觉得很新鲜。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家。

村子里有一座山叫面前山，老人家的坟就在半山坡上。陈锡联和王璇梅在母亲的坟前献上花圈，鞠躬默哀。

这是陈锡联第一次站在母亲的坟前，母亲去世后，他回去料理后事，因为工作繁忙，还没等母亲下葬就匆忙离开，这些年来，陈锡联一直想要回去看看，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自古忠孝难两全！如今，陈锡联站在母亲的坟前，想起母亲一生辛勤持家，艰难度日，尤其是为了他，母亲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一时之间，愧疚之情全部涌上心头。

陈锡联对母亲说：

妈妈，我看你来了！

妈妈，我喊你听不到。40多年没回来，对不起老人家......

这些话憋在陈锡联心里几十年，今天终于有机会向母亲倾诉，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陈锡联和泪水涟涟的王璇梅给母亲三鞠躬，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和随同的一行人缓缓走下山去。

受到父亲的影响，陈锡联的儿子陈再文小小年纪就有了参军的想法，17岁这年，他成功参军入伍。

陈锡联对儿子要求严格，叮嘱他“要从基层做起，脚踏实地，认真做事，诚实做人”。

陈再文不负父亲期望，在军队中刻苦训练，很快崭露头角。 他先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被借调到民航执行飞行任务。1982年4月，空军将编号为B-266的“三叉戟”客机借调给民航，由陈怀耀担任机长，陈再文为副机长，执行广州到桂林的航班任务。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飞行。

当天，飞机飞行途中，桂林上空突然出现大雾，能见度极低。飞行员视线受阻，难以辨别方向和距离。同时，飞机与地面塔台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导致机组人员无法及时将飞机升到安全高度。最终，飞机不幸撞上了一座山峰。

陈再文牺牲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高度重视，还派人前往陈锡联家中慰问。大家都担心，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能否承受得住这沉重的打击。然而，陈锡联忍受着丧子之痛，平静道：“战争年代牺牲是常事，和平年代也免不了意外。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用特意来安慰我，我能扛得住。”

陈锡联没有埋怨任何人，独自一人承受着晚年丧子之痛。

陈锡联的其他子女同样很优秀。他的长子陈再强在沈阳军区审计局当局长，军衔是大校；三子陈再方在总装备部科技委当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女儿陈再红从事教育工作，教书育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