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才知娶她别有所图，却不恨他

在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写道：“把孩子抚养成人后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

王孝和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船工家里，1941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孝和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控制室工作，在这里，他积极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王孝和的妻子忻玉瑛是一个朴实的乡下姑娘，两人初次见面，忻玉瑛穿了一身粗布衣服，留着短头发，美中不足的是，忻玉瑛“没文化”。忻玉瑛不知道，这将会成为王孝和迎娶自己的重要原因。

其实，两人属于父母包办婚姻，然而，到了适婚的年纪，王孝和却没有半点表示，忻玉瑛有点着急。不仅如此，王孝和的母亲也坐不住了，儿子必须得给她一个交代。

两人再次见面时，忻玉瑛已经18岁。只是，两人见面后，王孝和问了她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其中一个涉及到乡下的局势。

忻玉瑛是一张白纸，他问什么她回答什么，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这些问题是组织想要知道的答案。

王孝和将自己和忻玉瑛的问答上报给组织，之后，他的直接领导告诉王孝和：

“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与此同时，组织上希望忻玉瑛可以协助组织开展工作，故而，每次和忻玉瑛见面，王孝和都会帮她识字，还经常读一些报纸给她听，使忻玉瑛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结婚了。

婚后，忻玉瑛发现丈夫特别忙，每天都要很晚才会回家，她担心丈夫累坏了身体，见面后总是想要唠叨几句。更让她难以理解的是，王孝和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这些朋友之中有一个叫孙大椿的同志，他一来就和王孝和谈个不停，一天晚上，孙大椿刚走，忻玉瑛就唠叨了两句：

“这个大块头真讨厌，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肯走，弄得人家睡觉也没有地方睡,”

王孝和笑着和她解释：“怪别人做啥?就算是我不好，我在这里向你道歉。”说完，深深地向玉瑛一鞠躬，忻玉瑛哭笑不得。接着，王孝和补充道:“孙大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老孙就顶恨这个社会，他要帮助穷人跟黑暗势力斗争，要帮助穷人直起腰来……

“难道你们这样子忙着，就可以把黑暗势力打倒了吗?”玉瑛不解。

“光我们几个人当然不行，要改造一个社会，必须大家都来出力，如果大家都躲在家里，事情就办不好了。”话落，王孝和解释自己在工会工作，所以回家晚了一点。

在多次的谈话中，忻玉瑛的思想觉悟也随之提高，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对王孝和早出晚归的行动再也没有半点抱怨，不仅如此，就连她自己都主动投身到革命斗争中，。

然而，1948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了支援“申九”工人的运动。王孝和立刻领导电厂工人展开斗争，引起敌人的注意，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他在上海庐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拦路截击，不幸被捕。

其实，在此之前，国民党曾对王孝和不停地摸底和试探，还曾诱逼他参加国民党，可他给出的理由毫无例外都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巧妙的拒绝。之后，在上级指示和工人的要求下，王孝和动员全厂的工人佩戴黑纱，用实际行动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这才让敌人下定决心拔掉王孝和这颗“钉子。”

丈夫被捕后，忻玉瑛没有哭天抢地，而是在党的帮助下，四处奔走呼号，积极声援王孝和的出狱斗争。

王孝和被关押期间，忻玉瑛身怀有孕，她却仍旧坚持每天去狱中给王孝和送饭送菜。

王孝和被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透露半分共产党的消息。反动派对他无计可施，最后竟然蓄意将其杀害。

就义前四天，王孝和和难友们要来了草纸和一支秃头毛笔，写就了一封含血带泪的遗书。

给父母写完信后，王孝和又提笔给自己将要临产的妻子写了遗书。

1948年9月30日，五六个国民党法警闯进牢房，王孝和从容不迫的站起来，和自己朝夕相处的难友们告别。

上午十点，王孝和同志英勇就义。

一直到忻玉瑛读到遗书，她才知道，原来当年王孝和答应和自己结婚，是为了革命。可是，忻玉瑛能感受的出来，他们在朝夕相处间，王孝和早就喜欢和爱上了自己，而他们的感情中还有革命的加固，更显得难能可贵，可惜，上天掠夺了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毫不留情的将王孝和离开。

忻玉瑛心里明白，王孝和是在为更多家庭的幸福而努力和奋斗，即便再来千千万万次，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即便这条路充满荆棘，即便这条路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行刑之前，王孝和坦然大笑，他知道，终有一日，革命会成功，倘若他还活着，看到如今的盛世，应当也会仰天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