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圳墟记忆：一位记者笔下的边境浮世绘

1948 年 8 月，一位叫做朱绛秋的记者，来到当时的深圳墟，在做了一番 “田野调查” 之后，他将其所见所闻，写成四篇短文，连载于《南海日报》上，并取标题《畸形发展中的深圳》。

记者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深圳镇（深圳墟）的走私活动、货币情况、物价水平、交通状况、娱乐方式、教育和媒体等等，让我们可以略窥抗战结束后到深圳解放前深圳墟的社会生活情况。

一、所谓的“黄金国”

朱绛秋在文中开篇便点出深圳墟的特殊区位：宝安地处粤港交界，其下辖的深圳墟紧邻香港，既是中英边境的重要村镇，又扼守广九铁路要冲，交通极为便利。彼时广东走私猖獗，而深圳墟凭借地理优势，自然成了私枭盘踞的核心据点。

民国时期的深圳墟一带地图

在外界看来，这里是 “黄金满地” 的富庶之地，而宝安县甚至被称作 “黄金国”。但朱绛秋认为，深圳墟并非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乐土，却也算得上 “小金山”；若论货币流通的便利性与赚钱机会，朱绛秋认为更该称宝安县为 “银纸国”—— 随时随地都有 “执银纸”（粤语，捡钱的意思） 的可能，只是这机会，全凭运气与 “执银纸的技术”，“若肯搏命，便自然胜人一筹”。

民国时期深圳墟及周边乡村

他还记录下私枭（走私者）活动的变迁：深圳曾有私枭活跃的 “黄金时代”，因地邻英界、往来无多限制，私运生意一度肆无忌惮；但 1948 年时情形已变，深圳墟虽仍显繁荣，私枭们却纷纷转向莲塘等周边僻静村落。究其缘由，是深圳墟内设有二十余个缉私单位，盘查十分严密。为了应付检查，私枭们只能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还是极难蒙混过关，“人皆趋利避害，便另寻通路”。

二、国币与“咸龙”

朱绛秋对当地货币流通的景象印象深刻，他在文中写道，深圳墟的货币体系早已以 “咸龙”（广东人对港币的俗称）为本位，唯有茶楼仍沿用国币（即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标价，却会特意在旁附注港币金额；邮局虽在显眼处贴着 “一律国币交易” 的红字告示，可实际交易中无人当真，多是虚应故事。

民国时期的港币

港币之所以被称为“咸龙”，背后有一段历史。战后中国通货膨胀，金圆券已然信用破产，当时国民党三令五申表示，不准港币在内地流通，民间就把港币称为“咸龙”用来掩人耳目。

小贴士

咸有“外洋”的意思，广东人飘洋过海打工，求学，称之为“浸咸水”；港币为外币，所以称“咸龙”。
广东有首粤谚云：盐都买到咁多钱，点怪咸龙飞上天。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蓆面穿。禾米食完麻雀散，留著光塔伴红棉。

朱绛秋在报道中也提到为什么港币能在深圳墟大行其道：“并非民众甘愿让经济沦为租界附庸，实在是港币币值稳定，而国币贬值太甚，早已失去流通的信任基础。” 朱绛秋这般剖析背后的无奈 —— 用国币结算，往往要吃不小的亏，普通百姓为求稳妥，肯定是优先选择港币。

更让他咋舌的是当地的物价水平，他特意在文中列下一组 “行情表”，记录下彼时的民生成本：

米：六十二元（港币）一担，折合国币六千二百万元；

鲜鱼：三元（港币）一斤，折合国币三百万元；

猪肉：二元三毫（港币）一斤，折合国币二百三十万元；

美丽牌香烟（二十支装）：每包四毫（港币），折合国币四十万元；

西装洗衣：每套一元二毫（港币），折合国币一百二十万元。

朱绛秋补充道，除了这些刚需品，其余杂货价格相较广州、香港两地均高出三成以上，“这般高昂的消费，真令穷措大见面咋舌”。

三、车站风云

在朱绛秋的记录里，深圳墟的两座车站是观察当地民生的 “窗口”，也是私枭活动的关键节点。

其中一座位于中英交界处，是广九铁路英段的终点，广九列车的中英查票员在此交接，每日另有四趟英段列车经停，因距离深圳墟三华里，称 “深圳站”；另一座位于墟内，称作 “深圳墟站”。宝深公路从深圳墟站旁横穿铁路，往来车辆常会在此稍停 ——“这里是万千人靠此活命的地方，私枭们的货物与人员，多在此上下”。

民国时期的深圳站

他细致描绘了深圳墟站每日的 “固定剧本”：上午十一时半，烈日炙烤下的站台挤满人群，所有人都翘首盼着挂着十几个空车厢的列车。一声汽笛响起，人群瞬间绷紧神经，有人挽着木箱，有人托着布袋，疯了似的朝列车奔去，你推我挤、乱作一团，“那场景，竟让人想起流离失所的‘流亡图’”。不过二十多分钟，光秃秃的空车厢、三等客舱乃至车顶，都被人与货物堆得毫无空隙，朱绛秋不禁在文中忧心发问：“若车卡偶然出轨，那抛力不知要伤残几许人？”

抗战中的深圳墟一角

混乱持续二十五分钟后，车站复归沉寂，烈日晒得地面发烫，连个人影都难寻。一到下午四点，气氛又骤然紧张 —— 海关人员、宪兵、防军纷纷集结，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只因广州方向的慢车即将抵达”。

四、走私者与挑夫

朱绛秋在车站见证了走私活动的细节：从广州来的慢车上，多载着大米。有的用麻袋装着数十包，由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挑夫扛着，往墟里狂奔，这便是私枭们所谓的 “突破战术”。“若其中一担失手被警察拿着，不必替他们担心，实则这正是他们所求不得 ”。私枭们认为，牺牲一担大米，可以吸引警察，这样，私枭们便可以携带其余货物便越过防线，“这点代价不值一提。”

民国时期深圳墟的一个警察

也有普通百姓，手提两个小袋子，施施然而出，“袋中仅数十斤米，不过是为维持生计”。朱绛秋写道，“人类尚有同情心，这般小本买卖，多不会受注意刁难”。他还为这些 走私者 辩护：“他们多是身经百战的人，国家不能给饭吃，便只能自己找活路；要吃饭就得搏命，自然顾不上法令。深圳仍是国境，将货运到这里不算私运出口，至于再运去新界，那便不干他们的事 —— 说他们走私出境，未免冤枉。”

除了走私者，车站的挑夫也被朱绛秋写入文中。战后的深圳墟，集聚了大量的来自粤东潮州的“苦力”，《深圳通讯》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

《深圳通讯》记载的潮州苦力

深圳墟没有平整的马路，三轮车、手推车也比较少见，从深圳墟站的广九慢车上卸下的货物，全靠“以潮州籍居多，约有一二百人”的挑夫的肩膀运入墟中。每到下午四点列车将抵达深圳墟站时，许多赤着上身、手持竹杠麻绳的挑夫便会占满车站。

这些挑夫干着苦力活，每月能挣一二百港币 —— 这收入远非内地苦力，甚至公职人员所能企及。可朱绛秋算了一笔账：“在此物价高涨下，若家中有三大一小，这笔钱也不过仅够基本开销而已。”

五、繁华背后

朱绛秋接着写到，随着生计稍有安定，深圳墟也滋生出追求享乐的风气。整个墟内茶楼兼酒家不在少数，如深圳酒家、大园酒家、云香酒家、坤记酒家、伦记酒家、春记洞天酒家等，每家都会 “植几株‘茶花’（此处指妓女）点缀门面”；即便规模较小的下级茶楼，也会雇几个女招待，“仿佛茶室少了女人，便不成其为茶室”。

抗战时期的鸿安酒店

旅店生意同样兴旺，东方旅店、泰山旅店、鸿安旅店等，几乎每一间都 “莺嗔燕叱”，即便每晚索价三四十港币（折合金圆券则数额惊人），依旧客流不断。只是正当娱乐极为匮乏：无电影院、无粤剧演出，走唱的女伶甚少见，偶有唱曲者每度一曲索价二元港币，“工夫说不上造诣，多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最流行的娱乐当属麻将，“真个飞得满街满巷满屋”；鸦片烟在暗中流通，半掩门的妓寨则有七八家。

1948年的深圳墟地图

治安方面，朱绛秋也指出了表面与内里的反差：深圳墟内有防军指挥部、宪兵队、自卫队驻守，表面上相当好；可周边数里的乡村，却时有匪徒出没，安全隐患从未消除。

六、令人痛心的 “下一代隐忧”

在朱绛秋看来，深圳墟最令人忧心的，是教育与新闻事业的贫瘠。

当地仅有一所私立深圳初级中学，学生人数少得可怜。他分析原因：“富家的子弟都去港九或广州就学，贫苦人家的子弟，又望校门而兴叹。” 小学也仅有镇立小学、保立小学、私立深圳小学及教会开办的礼贤小学三数间，“据估计，失学儿童至少要超过半数”，朱绛秋在文中痛惜道：“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教育现状，也是我们下一代的隐忧。”

深圳小学校址——雍睦堂

射门在墟的新闻事业则尚处于 “待开垦” 阶段，彼时仅有胜利通讯分社、文化通讯分社、深圳出版通讯社三家机构，且大都作不定期式发稿，影响力有限。报纸销售以港报为主，广东本地报纸极少，“大概是接近香港的关系”；宝安县本地的报纸，仅有县党部创办的《宝光》与广州同乡会创办的《新风》，均为半月刊，“内容单薄，决不能满足县民的需求，可在经济问题下，也仅可力尽于此”。

1946年宝安县报纸——《宝安民报》

社会教育方面更是贫弱，当地虽有华南广播电台，自备发电设备，每日上午九时开播、晚上十一时停止，“除广告外，全部播送粤曲片，根本称不起为社教，仅是娱乐的变相而已”。

尾声：朱绛秋笔下的 “畸形深圳”

在朱绛秋的最终记述里，1948 年的深圳墟仍保留着浓厚的乡村形态，无现代化建设可言，教育发展更是无从谈起。整个城镇被利欲、色情的气氛包围，“既无向上的生机，也无文明的沉淀”。

这份连载于《南海日报》的短文，没有宏大的叙事，以细腻视角，为后人留存下抗战结束后、深圳解放前，这座边境小镇最真实的社会切片 —— 它不是后来科创繁荣的 “新城”，而是在时代夹缝中，靠着区位与 “搏命” 支撑起 “畸形繁华” 的深圳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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