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禄生说丨清朝覆灭历史镜像：一块牌匾，见证两种命运

品藏天下累藏的数千片匾额，所属的历史时期贯穿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而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之多是清代牌匾。因此，这些年在研读匾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深入清代历史的故纸堆中，以历史围观的视角，反复巡礼清朝国祚276年间的烟火。

对于满清统治历史，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一样，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情感和立场比较复杂。一方面，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之腐朽、腐败，达到了历史顶峰，以致使近代中国陷入了百年落后挨打的境地；另一方面，清朝统治对近代中国版图的形成和控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譬如，新疆、西藏、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当今世界共识。而清朝政府对以上领土的有效控制，达到了清代以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因此，清朝统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谓功与过并存。

蒙元和满清，是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唯二的由少数民族主导统治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但跟元朝统治者在军政和文化上排斥汉人不同，清朝统治者主动提倡和支持满汉文化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治天下的社会基本盘。

即便在军政人事安排方面，清代早中期内阁高层或封疆大吏固然以满人为主，但截至清末，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汉臣为主的封疆大吏阶层。因而，一个鼓励并实际推行了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的王朝，在历史情感上还是比较得人心的。

但以上识见，是以大历史为坐标体系的观察结果。如果时光倒流至清朝历史中去，或许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还是会以自身的民族归属为根本出发点，对满清统治有着秘而不宣的立场分野。在历史匾额中，可发现蛛丝马迹。

这块【拔元】匾，题写于清宣统己酉年（1909）——距离清朝灭亡还有两年时间，题匾人有两位：松寿和姚文倬。前者是在任闽浙总督，后者是在任福建提学使。一位是封疆大吏，一位是仅次于布政史的省级大员；一位是满族八旗权贵，一位是汉族士人。

清宣统己酉年【拔元】匾

耐人寻味的是，前述两位题匾人的上任背景和民族身份，似乎预示了，他们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江山，政治忠诚度是完全不同的；当辛亥革命的烈焰袭来，他们的选择自然大相径庭。

1900年之后的十年，经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的清王朝，境况大不如前，内忧外患，政治根基已经松动，官场内外人心惶惶。很多人已经预见到了，清王朝的覆灭已呈必然之势，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对此情势，官场中人，有人观望，有人早早做了各种打算，但也有人决意做大清江山的守护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于简政改制的目的，清政府裁撤了各省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这一年下半年，姚文倬从广东调任福建，暂任兴全永道、厦门道。

姚文倬在厦门任职不过数月，但他在中山公园魁星山的摩崖石刻上，留下了自己的心路印记：他刻了两个字“静观”。表面上姚文倬的石刻文字说的是“静观风物”，实际上他表达的是对清朝政局“静观其变”的心境。“静观”二字表明，姚文倬的官职并不好做，他本人也处于难安一隅的状态。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姚文倬调任福建提学使，从厦门启程到了福州。他是清末福建第一个提学使（以前的同职位为提督学政），也是最后一个。姚文倬对这一新职位，表现出来的热情不高；他心里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清王朝寿命不长了。早为自己的出路做打算，是姚文倬最上心之事。

我们再看松寿的任职背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松寿官至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妥妥的清朝中央内阁大员。但彼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愈发严重，简直是要把满清江山的支柱摇断的节奏。于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皇室派出清王朝的铁杆大臣，满人松寿，出任闽浙总督。

福建是清王朝九大封疆大省之一，稳住福建局势，对清王朝至关重要。松寿没有令皇室失望，他把福建治理得相对比较稳定。期间，只要哪里有反叛活动，松寿必定全力以赴予以剿灭；但与此同时，松寿也很注重民生建设，所以大多福建民众对松寿报以好评。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宣统元年（1909），松寿和姚文倬同在福州，一个是闽浙总督，一个是福建提学使，他们在公务上多有往来，两人虽谈不上情投意合，倒也配合默契。前述【拔元】匾额，就是他们合作的结果，授予宣统己酉科中式拔贡第一名林汝成。

清宣统己酉年【拔元】匾

宣统三年（1911）十月，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消息传来，松寿和姚文倬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也显示出他们对清王朝的政治立场是有分野的。

提学使姚文倬深知，辛亥革命的战火很快就会燃烧到福建，他的第一反应是，把科举教育部门的所有经费存款，全部汇往上海。只待时机成熟，姚文倬就会追随款项而去。一旦清政府倒台，出走是姚文倬唯一的选项。背弃也好，识时务也罢，这是姚文倬“不得已”的选择。

反观闽浙总督松寿，他当然也看得出来，清王朝已经进入覆灭倒计时。但作为满人权贵阶层，松寿决意守护清王朝到底，以死明志是他早已想好的抉择。于是他把子女秘密送往新加坡（后来辗转至荷兰）；自己则留守总督府，调兵遣将，准备拼尽全力抵抗起义军。

1911年11月8日-9日，以孙道仁为福建都督、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的起义新军，与松寿率领的一千七百多名清军精兵，激战了一天一夜，最终以清军投降、松寿吞金自尽告终。至此，福建清政府宣告覆灭。

事后，原福建提学使姚文倬逃离福州，在上海创办商号，下海经商去了。至于他从商所需的本钱，就来自于原福建学署的教育经费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