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丨AI时代，人文何用？

如果我们说的40年延伸到2025年，我觉得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最有潜力的希望，可能来自两个方向的刺激和冲击：一是来自各学科内部的跨学科愿望及努力，首先是文科内部的交流与结构的重新组合；二是数字人文和AI的异军突起，数字人文可以说是文理工跨度最大而且迄今最为成功的尝试。

就学科本身而言，当然与学术、学人有关系，但又不等同于学术与学人。学科是特定的知识体系；学科分野的变化，与学术议题及关注重心的转移相关；学科的发展、演变，又都是特定环境下的学人促成的。以学科为中心，相对便于把握。

个人觉得，人文学科由于其特殊性质，不宜过于“科目化”——其影响力肯定是要“出圈”的。高校中由人文学科主导的通识教育，以及各类读书班、工作坊，首先突破了科目的局限。人文学科的新发现、讲座、出版物，也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人文精神不是学科所能造就，但是人文学科肯定有一份责任。人文学科从来不是框定在校园和研究所之内的，离不开各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如果一个时代的色彩足够丰富，肯定也离不开人文的渐染和熏陶。

回首20世纪80年代，民间论坛、学术丛书涌现，思想激荡；90年代的文化焦虑，带动了国学热，高校出现文科实验班，强调科际整合，要求学术规范；21世纪前10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下，学术的专业化、体制化不断加强；2010年代到今天，全球化、移动互联网、数据化等喷发式发展的同时，主流导向日益突出。大环境双重甚至多轨的趋向，是人文学科不一定自觉却肯定会“有感”的背景。

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历史”，不应该限于知识组合。历史学科不能忽略的，一是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二是要明白学科的意义在于学会“反思”。历史学科影响的，不只是历史研究的从业者，是各领域的青年学生，也是社会大众。回首往事，是为了今天和将来的理性思维。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各种议论或是争议，就会明白，培养“学理”，学会“讲理”，是人文学科的责任。我们的学生将来即便不做研究，也应该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和内在的人文精神。

通过40多年的摸索与调整，历史学科的结构无疑比以往更加多元，科目设置更加合理，专业化程度更高。学科布局与质量的提升促进了学术的成长。考古学对历史学的挑战与推动不言而喻。随着新材料——包括出土材料、民间材料的大量出现，学术议题的开拓与精细化成为可能。笃实的材料加前沿的议题促成了学术创新。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说”将近百年之后，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成为年轻一代关注的重点。以往的一些议题——像民族史、边疆史、宗教史、情感史，得到更多关注。高校有了重在交流的人文高等研究院，甚至涵括中西的“古典学”也成为热门。人文学科普遍存在理论化的饥渴，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逐渐自觉；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尝试借鉴历史的厚重，像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历史语言学都在各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影响力。许多聚焦性的研究组合，有效带动了学术的生长点。

但目前的学科体制，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学科的根本性义务，使得学术某种程度上重心不在“学”而在“术”。科研，是在科目之内考核，重在顶刊和数量的比较；教学，是在科目内传授知识，重在课程课时。我们有了不少超越单一科目的跨学科机构，但有的是项目课题导向，有的是名头多、文史哲各分一摊而实质交流少。议题有开拓也有回缩，说法的“悬浮”、规范的“程式化”，成为新的窒碍。

我们现在建设“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应该主动与国际学界对话，通过学理的研讨确立自身的位置。说到“规范”，首先要考虑的是学术含量，而不是注释页码。历史上许多先哲的论述是以“对话体”呈现，这也说明了对话对于启迪思想的重要性。著书是要立说，其价值的认定是个过程，要经得起严肃的对话，经得起数十年的时代检验。我今年7月应邀参加德国一个工作坊，内容是比较东亚和欧洲的历史，讨论“前近代时期的内在驱动力”，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史的8位教授集体酝酿了六年，今年集中六个月邀请几位海外学者共同研讨定稿，希望最终形成一部著作。这种研讨方式，在我们看来可能过于奢侈，但他们的慎重，正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学科的主角是学人。40年来，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一是学术生活的大小环境变了，二是代际组合变了，三是研究手段变了。就生活条件而言，北大文研院刚刚办了一个展览，讲“抗战中的学人与学术：史语所的李庄时代”。我一直在想，艰难环境中，这些学者为什么能在偏僻的李庄坚持下来？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收入偏低，有人说“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则大不相同：学人的生活已经不很困窘，但是得以涵泳沉潜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少；已经有机会接触变化无穷的外部世界，但面对的压力与内心的矛盾似乎也更加复杂纠结。

说到“代际组合”，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一辈逐渐退出，学界新生力量成批涌现，训练系统，知识结构全面，眼光开放，明显改变着学术的面貌。今后40年的希望，在年轻一代身上。现在的研究手段与“问题意识”已经不同以往，面对的局势也不同。如今的评估方式，不幸成为学科的“导向”，务求实用、大干快上。而这种“短平快”恰恰是AI容易取代的。AI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是：人文学科的优势，不在于著作、文章的数量，一是要学会质疑，善于追问，具备独立判断力；二是对历史上乃至今天的“人”的境遇，要有“感同身受”的深切理解，“人”的生活状态和群体组织形式，归根结底决定着“文明”的底色。

相对于其他学科，人文学者更为强调“传承”，阅历和观察对于理解从古到今的“字里行间”，是不可或缺的。既然是“学科”，自身要振作，作为教育的门类，不仅要“教授”也要“培育”，要有真正的沃土。严格的科目化容易导致阅历单薄、思考深度受限。最近我才惊讶地发现，许多80后、90后、00后的史学博士对于近数十年的许多事实经纬却一无所知……大家一方面讨论“历史记忆”，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去追索并非久远的历史记忆。这有很多原因，可能也与学科分野过细相关，这样是否能够真正理解数百年或者数千年前的历史？

多年来，我们经常面对“时代之问”。进入AI时代，是幸运，也是挑战。我总觉得，人文学科毋须言说的特长，在于养成内心感悟，面对种种内部外部的变动，往往需要自己的“直觉”。这种直觉，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第一反应”，是任何环境下不违背内心良知的认知方式。这应该是人文学科与“科目”建设并重的职责——人文学科毕竟不是简单的学术门类，应该自觉担负“人文”的养育与精神的建设。作为“人工智能”，目标之一是以智能解放“人工”；被解放的“人”，最终是要充分释放作为“人”的本性，以人文精神塑就自身的丰富涵养。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化成”有什么关系？与“天下”有什么关联？在AI时代，“人文”对于有情感、有知觉、有呼吸的“人”而言，是更不重要，还是更加重要了？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今后40年的实践来回答。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8日，原标题为《人文学科不宜过于”科目化“——写在《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出版之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