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1957年9月21日，胡适幼子胡思杜，独自走回唐山铁道学院宿舍，呆坐良久，自缢离世。在他留给堂兄胡思孟的遗言信中说：“当初未尊父母之命，甚悔，近36岁无妻无子，子然一生，也无牵挂。余财600元及手表一块，皆留予你，以作纪念。”

胡思杜的名字承载着胡适对恩师杜威的敬意，却也预示了他一生在学术成就上的压力。1921年12月17日他降生时，胡适正在北京大学致力于新文化运动。

童年时期，胡适为他聘请家教罗尔纲教学五年，这位后来成为史学家的教师曾评价胡思杜“天资聪颖却志不在学”。与兄长胡祖望被父亲带在身边培养不同，胡思杜长期由母亲江冬秀照料，在相对自由却也缺乏引导的环境中成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思杜随母亲迁居上海租界。

这个十六岁少年在繁华与动荡交织的都市里，开始显露出与父亲期待的偏离。胡适委托的朋友在信中写道：“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这种担忧促使胡适在1941年将儿子送往美国，希望异国环境能促其成长。

胡思杜在美国的七年，并未如父亲所愿。他先后就读于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学校与两所大学，却始终未能毕业。傅斯年后来直言：“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

1948年夏，胡思杜随父亲友人回国，胡适婉拒了各大学提供的教职，将儿子安排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个决定既是对儿子能力的清醒认知，也暗含让他在书海中沉淀的期望。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并于12月14日派专机到北平“抢救”名流学者。胡适马上联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等人。结果，不但陈垣不愿意离开北平，就连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江冬秀留给儿子一箱金银细软作为“结婚用”的资助，这成为全家最后一面。

最终也只有梅贻琦、陈寅恪等少数知名学者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哪知，几个月后，竟翻天覆地，沧海变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政权建立后，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1950年9月22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轰动一时的《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斥责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宣称“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革大”学习时写的《思想汇报》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文章还开列了他这位“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他还表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虽然“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

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的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读了胡思杜放肆地严厉地公开斥责其父胡适的文章后，禁不住破口大骂其“不成器”！胡适本人所受的打击那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很快就从大为尴尬中平静下来，他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和陈垣的公开信一样，他都认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迹，只是平静地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胡适在剪报旁批注“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言语间既有痛心也有理解。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物上转载，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陆方面以此为契机，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当新中国需要开展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时，胡适自然就成了一个靶子。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升级，这种批判越来越严厉，几乎所有胡适的旧友、弟子也都参加了这种不得不参加、不得不以此摆脱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间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而胡思杜的文章对大陆学人也起了“启发”的作用，比如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先生，拜读了胡思杜的文章，“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即“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这个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被暂时搁置。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所以风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适卷来。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10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地把胡适批透了。

因为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此时的胡思杜思想开朗，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反动的父亲“赎罪”，同时也强烈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场公开决裂为胡思杜换来了短暂安稳，他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任教，月薪102元，还曾递交入党申请书。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上全国上下正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胡思杜这才知道，作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儿子，他的压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个女朋友，在贵州，但后来这个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不让人觉察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党组织靠拢，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积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但“胡适之子”的标签始终如影随形：介绍对象时女方听闻家世便退缩，同事私下议论他“战犯儿子”，舅父江泽涵等亲戚因政治压力逐渐疏远。他唯一保持联系的堂兄胡思孟是文盲工人。

1957年春，党中央号召“百花齐放”帮助整风。胡思杜以为展现忠诚的机会来临，积极向院领导提出教学改革建议。然而，五月风云突变，《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特别标注“胡适儿子所思”。一夜之间，他成为“右派分子”，宿舍外贴满批判大字报。最让胡思杜绝望的是，七年前那篇批判文章此刻竟被指为“投机行为”。

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热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胡思杜则在劫难逃，多次被拉出来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便被学院定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一起而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他在遗书中写下的“当初未尊父母之命，甚悔””，既是对拒绝随父母南下的悔恨，也是对政治天真的幻灭。9月21日晚，他将600元存款、200元公债券和手表包好，给胡思孟留下最后嘱托：“你的孩子若能上学，供他们读书⋯••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胡适至死不愿相信儿子离世。1957年6月他立遗嘱时仍将财产分配方案列为“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1958年3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初，胡适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还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中看到胡思杜已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因为按照他小儿子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杀的。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个多月。

1962年胡适逝世后，夫人江冬秀还询问“思杜知道父亲去世了吗”，长子胡祖望只得告诉“他已先于父亲离世”。

1980年11月，胡思杜死后23年，才终于获得平反。

以上内容，《南渡北归》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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