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时间的比较：时效差异与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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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追分赶秒的新闻业，时间是关乎职业合法性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分析技术变革、组织常规、用户关系对时效性追求的影响，并批判新闻生产时间异化问题，但时效性的解释范围仍有待检验。基于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本文从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时间三对关系入手，探究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原因。研究发现时效性囊括类型、视野、媒介三个维度；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在身体、社会、经济层面存在规范和经验间的矛盾。时效性和时间价值分别形成新闻生产时间的显性框架和隐性逻辑，但时效性意义过载遮蔽着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来源，而时间价值有助于解决此问题。对比时效性与时间价值所对应的时间参照系可发现，新闻生产时间异化需从新闻从业者生命历程相关的具身视角来理解。

作者简介

戴睿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加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表现。竞速学（郑作彧，2014）、技术速度（卓承芳，2019）、时空压缩（章仁彪，李春敏，2010）等概念指出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仓促感。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2013/2018：13-29）提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解释了当下技术进步反而导致社会加速的悖论。现代社会通过不断的增长来维持“动态稳定”，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增长需求之间形成了结构性困境（Rosa，2017：25）。人们对速度的追捧既创造了“多快好省”“弯道超车”的神话，也引发过载、过劳等一系列社会症候。

在“因时而作”的新闻业，加速更是一个关乎职业合法性的重要命题。时间既是新闻业确立组织权威、进行内容生产的资源，也是约束组织行为的边界（白红义，2018）。新闻加速的问题往往指向深层次的时间异化，即时间规范和时间经验之间的冲突。既有聚焦新闻从业者的时间异化研究从技术变革、编辑部文化、用户关系等角度剖析时效性的要求如何收窄，导致新闻工作节奏的紧张与匆忙（陈阳，2019；蔡雯，伊俊铭，2021；龙强，冯强，2023；王海燕，2019；Zelizer，2021），但是时效性对新闻加速、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解释效力仍值得检验。

首先，时效性不等同于单纯求快，而是传播效果与传播时机的结合（杨保军，叶倩茹，2023）。具体实践中，不同的地区、机构、岗位对“快”的理解并不相同。纵向来看，中国报纸在1980年至2020年期间在文本层面确有逐渐加速的现象，但媒体的性质、层级、地域对新闻文本的时间层也有显著影响（王海燕，刘湘，2023）。横向来看，“慢新闻运动”（slow journalism）等“新闻减速”也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常江，罗雅琴，2023）。这一方面反衬着新闻加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罗萨，2013/2018：45-53），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数字新闻业内部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时效性规范（Craig，2020：23-37）。

其次，过于聚焦传播效果的时效性，容易忽视个体间、个体内的多维度差异。有研究提出应关注新闻实践中的动态变化与关系网络，发掘从业者自身的能动性以及新闻时间与其他社会时间的互动（伊俊铭，2024a；2024b）。

因此，本文尝试从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时间这三对关系入手，探究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来源。本文尝试回答下列具体问题：其一，在人与信息的关系维度上，时效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不同能力、资历、年龄的从业者遭遇着怎样的时间规范与时间经验之间的矛盾？其三，在人与时间的关系维度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希望借助比较的视角，深化对新闻生产时间的理解，提出新闻类型、新闻视野、新闻媒介三个理解时效性的维度，以及经济、社会、身体三个层次的时间价值。最后，通过比较不同的时间参照系，本文尝试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原因。

二

新闻时间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 新闻时间的多重内涵

时间不仅是用于定位事件的物理单位，而且是社会建构的概念。时间的观念包括着事件发生的时机、节奏、秩序等关系性概念，以及处于时间之中的人的感受和体验。吴国盛（2019：10-32）将时间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锚定时间位置的标度时间观念，另一类是人对时间的感悟和领会，即时间之流观念。前者发端于人对环境的适应，归天象、纳物候、发明各种历法和计时器以协调社会实践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后者来自于人对生命有限性的领悟，对死亡的意识催生了人的时间意识。随着抽象思维的兴起，标度时间观念和生命之流观念逐渐实体化为外在于人的事物。前者成为测度时间，成为客观物理世界的时间参照系，后者成为时间之流形象，即时间被空间化、形象化了。测度时间和时间之流形象，共同构成了日常的、流俗的时间概念。因此，社会时间既作为资源的量的时间，也作为意义的质的时间。

延续此分类，本文以下列几种时间内涵为前提展开新闻时间的讨论。首先，时间规范是用于协调社会行动时机、时长、序列、周期、节奏等细节的社会规范，即关于何时应做何事的社会规范。其中，用作行动或运动测量单位的测度时间是更通约的时间规范，例如年月日、时分秒等单位时间。最后，时间经验是绵延的，根植于个人生命历程的主观感受，涵盖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与构想（阿伯特，2001/2025：300-312）。

一方面，新闻时间是特殊的社会时间。新闻时间是围绕新闻实践展开的社会时间，既包含以时效性为核心的时间规范，也包括从业者、用户等参与者的时间体验。新闻时间规范是指新闻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的时间观念，依附于社会时间的整体框架（杨保军，孙新，2022）。社会时间是用于协调社会行动者在合适时间进行社会活动的机制，是一种结构化的社会规范（景天魁，张志敏等，2017：189-190）。人们依照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社会时间来确定何时应做何事。社会时间经历了曲折的去同步化过程。从农业社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到工业社会里标准化、统一化的钟表时间，再到后现代社会的弹性时间，社会时间逐渐和自然节律分离（郑作彧，2018），拥有可通约、可替换的特征。

另一方面，新闻时间也是特殊的媒介时间。媒介时间是指被媒介中介化了的日常时间观念（卞冬磊，张稀颖，2006），例如大众传播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更强调集体的时间意识（Tenenboim-Weinblatt & Neiger，2018），新闻机构内外的同步化压力较小。但数字媒介具有碎片化、个性化、连接化的时间特征（Agger，2011）。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文化使得新闻活动处于“永不停歇”的循环状态（涂凌波，赵奥博，2022）。新闻劳动的核心场所转移至以工作群聊为核心的“赛博编辑部”。如此一来，既强化了新闻从业者的机动性和可见性，又加大了同步化的协商成本（王敏，2022）。

综上，新闻时间是围绕新闻实践展开的、兼具社会属性和媒介属性的时间范畴。新闻时间既包括新闻活动中用于协调行动的媒介化的社会规范，也包括参与者的主观时间经验。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前者称为新闻生产时间规范，后者称为新闻生产时间经验。本文着重讨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状态，聚焦新闻生产时间的异化问题。明确此种区分后可发现，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批判研究时常用时效性要求来解释社会规范和个人经验之间的张力。

（二） 新闻生产时间异化及其成因的多样性

既有的新闻生产时间研究多透过“新闻加速”现象批判新闻时间异化。异化既涉及个体层面的心理问题，也包括行业层面的结构问题。在微观层面，异化常与个人的无力感、无意义感、无序感、孤立感和自我疏离感相关，可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在宏观层面，异化又表现为劳动者及其劳动过程的普遍对立，是根植于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因此是不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困境（Kanungo，1979）。新闻生产时间异化聚焦新闻生产时间规范和新闻生产时间经验之间的张力，强调新闻从业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失控状态（孙新，2023），表现为新闻从业者在特定环境中所遭遇的强迫性的时间规定，包括行动和意愿之间的矛盾（伊俊铭，2021）和“缺乏关系的关系”（罗萨，2013/2018：17-18）。

既有研究通过组织规章、编辑部文化、技术驱动、用户偏好等角度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而这些解释因素均可追溯至时效性的要求（陈阳，2019；龙强，冯强，2023；王海燕，2019；Zelizer，2021）。在编辑部内部，效率、节奏、日程、截稿日期等常规对“时效性”进行操作化（陈百龄，2016），形成与其他社会时间交织的新闻时间。在编辑部外部，“用户催更”现象展现了数字新闻用户对时效性的定义权，新闻从业者需不断更新以满足用户（蔡雯，伊俊铭，2023）。专业机构的新闻推送也试图将自己嵌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Wheatley & Ferrer-Conill，2021）。

时效性是新闻生产时间规范的核心参照物，是新闻生产时间规范对外部系统的社会时间的适应，是协调社会行动的类型化框架。时效性的类型化视角本身蕴含着因情景而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不仅意味着以“快”为形式要求的时效性实际上有更广阔的解释空间，而且暗示除时效性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新闻时间异化的因素（张庆园，李欣，2024）。新闻生产的类型化依据从业者个人的时间资源、生产速度和专业技能等因素有所变化（陶文静，张宇昭，2023；伊俊铭，2024a），与多种社会时间交织，协调多种社会角色的行动。从时间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时间需求和时间权力在个体、社会角色、组织等不同维度存在重合与差异。组织内部的时间需求之间存在牺牲或互惠，形成动态的时间关系，受到时间权力的调配（景天魁，张志敏等，2017：201-208）。

因此，新闻生产时间规范内含着新闻实践中各行动者时间需求之间的互动，以及时间生态内部不均衡的时间权力分布。既有研究已经指出，新闻生产时间同时受到多种关系的影响，包括新闻行业内部的竞争关系、新闻机构和用户的关系、新闻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等（蔡雯，伊俊铭，2023；冯强，孙璐璐，2022；杨保军，叶倩茹，2023）。本文尝试探究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成因，尤其关注人际差异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变化。本文首先分析类型化的时效性具有哪些丰富内涵，进而探究时效性为何无法完全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然后，本文借由新闻生产时间价值来讨论单位时间的意义，并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不同维度。最后，本文尝试比较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和时效性的时间参照系差异与新闻生产时间异化之间的关系。

三

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渠道收集经验资料。研究人员通过小红书与大部分研究对象建立联系，并将其发布的相关笔记内容也纳入分析材料；同时通过熟人介绍与个别研究对象取得联系。研究人员选择小红书作为联系渠道的原因在于，该平台的用户基数大，并带有“搜索引擎”“干货分享”“百科全书”式的平台文化，是许多垂直领域博主分享职场生活的重要平台之一。截至2025年8月17日，小红书上带有“记者”标签的相关内容共被浏览4.2亿次。因此，本文选择小红书来联系研究对象。

受访者的线上招募流程如下：研究人员首先在小红书平台中检索“记者”“媒体人”等关键词，再对明确分享过媒体从业经历的博主发起私信邀约，阐明研究主题、研究目的、访谈内容、录音请求、匿名处理原则等关键信息；最后在每次正式访谈开始前，再次确认受访者同意录音。研究人员从2023年10月至2024年8月通过腾讯会议采访了18位（前）新闻记者、编辑、主持人、编导、部门主任，同时采访了1位具有舆情分析经历的宣传工作者作为补充参考。访谈主要围绕新闻从业者工作节奏、生活节奏、职业生涯三大板块展开，每次访谈时长在45分钟至70分钟不等。受访者的工作地点遍及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地区，就职单位包括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单位，从业时长范围在半年至17年之间。受访者来自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媒体等不同属性的媒体机构。但必须明确的是，多数媒体机构已经进行了融合与转型。为表述方便，下页表中受访者工作单位的“媒体属性”主要指机构成立时的媒介形态。具体的受访者信息详见表1。

在研究材料的收集、编码、分析的循环过程中，研究者分别针对研究材料、编码书、分析笔记进行数据饱和、编码饱和、意义饱和的检验。这三种饱和性检验的判断标准如下：当研究对象的口述内容及小红书笔记开始出现相似或同质化的叙述时，研究达到了数据饱和；当编码书不再根据研究对象浮现出新的编码时，研究达到了编码饱和；当新增研究材料无法支撑研究人员提炼出新的编码含义或编码间关系时，研究达到了意义饱和（杨莉萍，亓立东，张博，2022）。当数据饱和、编码饱和、意义饱和均被满足时，关于研究对象的经验材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完成。

四

从核心到边缘：

新闻时效性的多种内涵

从人与信息的关系来看，新闻时效性是构成新闻生产时间规范的显性因素，也是区分新闻和一般信息的关键边界之一。时效性是时与效的结合，即新闻生产活动通过控制时序、频率、节奏、周期等要素来满足合适传受时机的时间要求。时效性反映了新闻生产时间对新闻活动效益和效率的影响（杨保军，孙新，2022）。但来自不同岗位、单位的新闻从业者对时效性的操作和理解是差异化的。时效性的内部包含着可协商的弹性空间。追赶现在的现时性（Now-ness）、预测未来的准备性（Preparation）、追溯过去的回溯性（Retrievability）同时体现在新闻生产中（王海燕，范吉琛，2021）。在具体实践中，时效性的多种内涵反映着不同的新闻速度，以及时效性和新闻类型、新闻视野、新闻媒介的关系。

（一） 新闻类型的差异：“快新闻”与“慢新闻”

塔奇曼（1978/2008：67-73）发现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的类型化实际上是建立一套可依循的时间管理惯例，从业者通过软新闻、硬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和连续性新闻五种类型来区分时效性要求，协调行动安排。例如，硬新闻比软新闻更需要被即刻传播，突发性新闻要求更灵活、集中的人员调度，发展性新闻通过累积信息量来补足即时性，连续性新闻则具有提前预测性。现时性、准备性和回溯性的交织形成了同时指向现在、未来和过去的新闻生产时间。

突发报道规定着一段时间内更有限的行动协商空间，强调信息增量的现时性，是时效性规定中“快新闻”的典型代表。当突发新闻遇上正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事件发生和新闻发布之间的时间差可能以分钟为单位来计算。

硬新闻，我们还是考虑专业和时效的……我们有breaking news（突发新闻）。4：30出来的数据我们可能4：50就要播出。比如说我们就会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去（走完）从编辑到外（语）专（家）审核（的流程），然后（收到消息）到最后播出中间可能就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还存在一个外专去要看我们的稿子，我们有一个流程叫三审三校。所以中间又要给他留足时间，可能我自己编稿的时间就五分钟左右。（受访者15，2024年1月31日）

“快新闻”有助于维护权威、参与竞争、留存用户，但仅依靠新闻速度来重建媒体权威仍是不足够的（Usher，2018）。作为一种新闻创新的“慢新闻”扩展了新的时效性标准，而且概括着编辑部的另类时间管理方式（Mendes & Marinho，2024）。新闻的类型化也是对时间、人力资源调度方式的类型化。

它（事件）是当天发酵出来，当天下午我就接到通知说我要去重庆，我是凌晨3点到重庆，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的时候编辑问我，别人已经拿到料了，你拿到了吗？（做深度特稿时）一般是两三个月出个稿子……但是我这篇稿子是离热点两个月之后才发，就是说它并不要求让你爆料，而是说你用自己的视角去阐释这个事情……所以它不要求你跟短线媒体去竞争，说我要最快时间发出来。（受访者7，2023年12月23日）

慢新闻并不意味着取消了时效性，也不等同于低强度的工作节奏，而是指新闻生产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准备性和回溯性。新闻从业者需要根据社会时间策划大量的新闻专题，做到“每周出策划、每月出亮点、每季出精品”（受访者3，2023年10月31日）。

“快新闻”和“慢新闻”并非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一方面，数字技术极大丰富了单位时间内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选项，也加剧了数字新闻市场的竞速。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仍可通过“新闻日历”等方式提高自身的准备性，为突发新闻留出更多的时间调度资源。新闻加速或许是大势所趋，但慢新闻的价值理念也拓展了时效性的内涵。

（二） 新闻视野的差异：在地化与国际化

围绕加速的经典讨论常将空间视作被征服的对象，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视作社会加速的基础。吉登斯（1990/2011：15-17）强调现代时间和地点的脱嵌，认为现代时间是“虚化”的时间（empty time），不再被具体地点所锚定。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新媒介技术使信息分发的时间缩短到不具有社会意义的程度，带来“没有地域邻近性的社会共时性”，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转引自霍华德，2011/2019：84）。

尽管现代社会的地点常被认为具有同构性，但特定的地方对新闻业而言仍是关乎用户定位和职业权威的重要基础。首先，地点常常是包含在媒体名称内的身份定位，在地化的新闻定位决定着新闻价值的地理边界。地理接近性是新闻机构维系本地用户、建立媒体信任的方式之一。其次，一手资料往往具有见证事件、树立权威的意义。记者只有身在彼处才可能更好地讲述彼处的故事（Usher，2019）。因此，尽管受到移动通信技术和参与式新闻的冲击，一线新闻从业者仍然负有身体在场的责任。新闻时间的概念本身与地方相连，因此时效性也是针对新闻从业者身体在场与否的规范。在媒体机构人员有限的情况下，身体移动所消耗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无法简单地被移动通信技术压缩。

身体跟心理都强度很大，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是省台，所以我们要全省跑，而且我们要当天来回……（如果要去远一点的城市）我来回在路上就4个小时车程了。（受访者4，2023年12月8日）

（省级电视台）是统筹各个区电视台，（市、区级新闻）都可以报送到（省级）电视台。我觉得通联性非常好……像我之前在市级电视台，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自己去采制各个区的新闻。这就导致人手其实挺不足的。（受访者14，2024年1月25日）

新闻生产时间规范的在地化和国际化还意味着时效性可以围绕多种社会时间的互动进行协商，且二者并行不悖。譬如6号受访者的常规工作节奏相对轻松，报道内容以软新闻为主。但遇到国际赛事、外宾来访等兼具在地化和国际化的事件时，她也需要加班加点。又如，国际新闻中的好感传播，即是通过低语境的人文风光来衔接不同社会时空的节奏。“我感觉国（际）传（播）在三线城市，目前还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节奏。基本上没有怎么加过班……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我们城市的自然风光以及野生动物这一块，反响比较好。”（受访者6，2023年12月22日）

对于数字新闻生产而言，时间仍然和地方密不可分。在地化和国际化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同步化策略。一方面，新闻机构基于地理边界和时区差异来尽可能缩短目标地区内的新闻延迟，而且新闻从业者仍需要通过身体移动来完成“亲眼见证”这一权威性承诺。身体速度和信息速度之间的去同步化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闻机构也通过模糊的时间节点主动延展时效性的边界，以套取更多的行动协调资源。

（三） 新闻媒介的差异：多层次的媒介特性

从单个媒介的传播速度来看，似乎报纸比广播、电视更慢，传统媒体比网络媒体更慢，因此数字新闻要求更高的更新频率。但影响新闻加速的因素不仅有单一媒介技术，而且包括多种媒介叠加后的融合生产成本。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下，新闻从业者需要同时为多个平台提供差异化的内容。

以前我可能是报社的一名记者，只要拿一支笔。现在除了拿笔，我还要拿话筒、听同期声。我的日常工作更多的先是对接选题，然后去现场采访，回来以后还要进行采编。然后开始写稿，写报纸的稿，写电视的稿，然后听同期声，还要去编片，联系主持人配音。（受访者2，2023年10月31日）

有时新闻从业者还需要运营社交媒体个人账号，兼任“网红记者”，满足不同媒介文化的时间偏好。“大家现在追求抖音化和小红书化，就是想让我们的内容在社交平台上先火起来，会去追求一些流量的东西，比如说（台里）现在鼓励我们做网红。”（受访者15，2024年1月31日）

为了扩大新闻内容的影响力，融合中的主流媒体像八爪鱼一样兼顾报纸、电视台、社交媒体和自建平台；不仅以新闻栏目为单位进行内容生产，而且将从业者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收编为主流表达的潜在阵地。新闻生产的时间压力不仅取决于最快媒介速度的上限，而且来自多个平台的时效性要求。

此外，新闻机构内部对特定媒介的偏好也影响着新闻生产的速度。组织传播层面的媒介文化是驳杂的，既包括了纸质的严肃与缓慢，也包括基于工作群聊的数字编辑部文化。譬如，曾就职于网络媒体的5号受访者就苦恼于现单位内部沟通时必须使用纸质文件的规定。“跑一个立项要一个月，然后你不停地改。一份立项是四张纸，（从开始）到立项立下来，我一共有打（印）过300多页纸……你要一直不停地改。还不是大改，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就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线上走这个立项。”（受访者5，2023年12月22日）

综上，新闻加速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技术更新带来的速度承诺。时效性是关乎新闻类型、新闻视野和新闻媒介的行动协调框架，既受到物质性限制，也随着组织需求而变化（Volmar & Stine，2021：9-38）。

（四） 时效性的同心圆概念模型及其意义过载

时效性是新闻生产时间在具体语境中的操作化手段，其实际内涵比“求新求快”更为具体丰富，涵盖类型、视野、媒介三个分类的维度，形成从快到慢、从近到远、从数字媒介到纸质媒介的内生性解释范畴。本文尝试用同心圆的模型来概括时效性的多重内涵（见图1）：在同心圆的中心是数字新闻实践中最核心、常见的时效性解释，即快速发布的、关注本土的、发布在数字媒介中的消息；沿着类型、视野、媒介的维度向边缘扩散，又可以延伸出多种多样的时效性分支，例如间隔时间更长的社交媒体国际新闻、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人物特稿等等。同一维度上的不同情况可能同时出现，譬如“网红记者”需覆盖多个媒体平台的时间规范等。

该模型有助于理解时效性和新闻生产时间异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核心的时效性规范迫使新闻从业者在更短的单位时间里报道新近动态，导致信息流动的速度和身体工作的速度之间存在去同步化的张力，这也是匆忙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时效性实际上在两个维度上遮蔽着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其他来源。一是相对边缘的时效性要求与新闻时间异化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例如策划大型专题报道的从业者遭遇的是怎样的时间困境？二是时效性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时间需求矛盾，例如不同从业者间的行动协调、从业者职业生涯的变动等。

时效性的分层结构勾勒出规范和经验之间的部分矛盾，但也揭示了时效性概念可能存在“口袋化”的风险，即用单一概念承载过多的、因情因景而变的内涵，使得概念的指示功能失效。类似风险在新闻时间的公众理解中也可见一斑。核心的时效性概念不仅被用于构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合法性、设置公众议程、形成新闻消费的规范，而且导致新闻的时间话语和公众的个人经验之间的断裂（张庆园，李欣，2024）。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借助新闻生产时间价值来讨论时效性分层结构所无法回答的问题。时效性衡量的是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的传播效果，仅描述了新闻生产时间在信息层面的规范。而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承受者是从业者本身，新闻从业者和新闻产品的时间价值并不等同。下面将从新闻从业者的时间价值入手，关注新闻从业者不均衡的时间压力。

五

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不同层次：
新闻生产时间价值模型

时间价值与时效性是理解新闻生产时间的不同视角，时间价值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际之间、个人生平之内的变动，包含生产时间规范和生产时间经验两个维度。首先，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在规范层面是指导行动应该如何被协调的尺度，是规定何时应做何事的依循。其次，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包含新闻从业者应对特定规范的时间经验，即基于有限的个人生平和此前的社会经验而产生的个人时间观。

在数字新闻时代，新闻从业者需回应三种时间价值的约束，分别是时间规范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身体价值。在共时性的层面，这反映出新闻从业者在扮演专业人员、家庭成员等不同社会角色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差异；在历时性的层面，这揭示了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时间观随生命历程的变化，以及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中时间观念的变迁。

（一） “时间就是金钱”：经济价值中的绩效激励与机会成本

新闻生产时间的经济价值在规范层面强调对工作结果的核算与激励，在经验层面突出单位时间的机会成本，整体上围绕从业者个人劳动时间的评价标准展开。新闻从业者的薪资一般包括基础工资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通常包括计件制、内部评稿、计流量制三种方式。有时，同一部门内物质奖励的浮动空间很大，“多快好省”的时间管理策略往往能获得更丰厚的物质回报，这使得单位时间内的机会成本被突出。单位时间的机会成本逐渐成为外在于生活经验的异在力量，形成“时间的暴政”。“时间就是金钱”指出了单位时间的可比较性（吴国盛，2019：120-124），其最高价值在于它自身成为商品价值的基准。个体需惜时以尽可能提升效率，有时也因同侪压力感受到焦虑。“（前供职媒体）它是基本工资特别低，但是他的稿费在当时是算高的，比如说核心部门一篇稿7000字到8000字算8000块，所以一个记者你要是那个月特别勤奋特别兴奋，而且你这个稿子能发出来的情况下，你大概是能拿到两万……稿王有的时候能够拿三万多。”（受访者7，2023年12月23日）

在计件制和计流量制的驱动下，时效性的“效”不仅意味着新闻传播速度带来的职业权威，而且代表了新闻劳动带来的经济效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媒业经历了事业性、市场化、网络化三个阶段，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新闻机构的市场话语将“流量逻辑”内化为职业标准，形成“流量锦标赛”的考核制度（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为了在短时间内吸引更多用户，新闻内容不仅需要快速流动，而且需要变得“热搜化”。

最近深圳过山车那个事情，我们就做得很快……最后微博大号那篇阅读量都上100万了。像我之前去做成都狗咬女童事件，（新闻）发出来距离事发应该是过了有4-5天了。最后公众号和微博大号（阅读量）都一般，微博好像就只有4万。（受访者1，2023年10月29日）

以前我们的考核还是挺看质量的，就基本上都是领导打分……但现在我们的考核越来越看重流量……客户端点击量达到1万+才是评好稿的基础……达到10万+，可能又上升一个等级。另外就是根据你的作品有没有上微博热搜，比如说全国热搜前十或者本地热搜前五。（受访者10，2024年1月2日）

新闻生产时间规范的经济价值外在于从业者本人，由流量、数量、质量等诸多因素构成。在时间经验层面，从业者需不断考虑单位时间的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提高流量、数量、质量等经济指标。因为短平快的新闻生产模式更容易获得经济效益，部分从业者对AIGC抱有矛盾的态度。AIGC既被视为低质量、低情感的次等内容，又被视为快速写作、提高收益的时间捷径。新闻速度和数量的同质化竞争部分加剧了从业者个体之间的冲突，部分新闻从业者为了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拒绝团队合作。

在较强的绩效激励下，从业者个人负有效率最大化的责任，对自主安排何时做何事的承受能力较弱。尽管许多主流媒体提供基本工资和相对稳定的雇佣环境，让新闻从业者免于忍受“零工记者”（王维佳，周弘，2021）或自由撰稿人式（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的经济压力，但许多新闻从业者仍面临着“手停口停”的窘迫境地，个人对劳动的投入产出比不甚满意。

（二） 个人时间责任的边界：社会价值中的时间权力与时间需求

新闻生产时间的社会价值在规范层面形成不均等的时间权力，在经验层面意味着时间需求间的矛盾。个体的时间需求是自主安排何时做何事的需求，与之对应的时间权力则是围绕新闻实践建构时间秩序、调度时间需求的权力（杨保军，孙新，2022）。时间需求强调的是个体安排时间的需求，时间权力关注的是在集体与组织层面个体去协调不同时间需求的等级差异。在具体的时间生态中，个体的时间需求被不同程度地牺牲或满足，形成动态的协商关系。

无论工作是否需要坐班，许多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具有一定的弹性化特征。随时随地、按需工作、错峰生活是许多新闻从业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刘战伟，2023），但优先按照谁的时间需求来整合同步化的个体行动却反映了时间权力的差异。“24小时不关机”究竟是哪些记者的口号？资深的、已经组建家庭的记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权力来安排工作时间，协调不同从业者之间的时间需求。时间权力在此表现为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积累的回馈，是从业者个体在年轻时顺应主流时间规范所获得的奖励。

新记者可能更加辛苦，有很多新任务、待命任务都会安排给新记者。我们属于老记者了，可以承担就比较急又很重要的任务。有一些比较急（但）不是很重要的就交给新记者……我一般休息的时候都带小孩，跟女儿在一起，都回归家庭生活。我都是跟他们（编辑部）说我周末不干活……但我有这个底气敢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新记者或者是一般记者的话，不敢说这样的话。（受访者2，2023年10月31日）

一方面，新闻机构内部存在工作与生活边界的协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职业、家庭等不同社会领域的时间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家庭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私领域社会价值，未婚未育的新闻从业者被默认需要牺牲更多的时间需求，服从主流的社会时钟。个人化的时间有时被认为与同步化的时间责任相悖。

我们的工作逻辑就是贼有责任心……我能干的我就给你干了，哪怕我用一些个人时间加加班什么的，我都觉得这是应该的。……（95后）他们真的是很注重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两分开……有一次我们忙一个项目……那会儿我还没怀孕，我忙得焦头烂额，在单位加班加到九点多还没走。但是美（术）编（辑）她正好要下班走了。我说“辛苦了，你先回去吧，我这边还没弄完”。她跟我说，“姐，这个工作是单位的，身体是自己的。你也不要这么拼”。我就突然被一个98年的姑娘给教育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挺可怜的。（受访者3，2023年10月31日）

另一位从业经历丰富的前记者注意到部分年轻一代对自主安排时间有更高的需求。他们并不仅仅根据时间的工作用途或生活用途来进行价值衡量，而是强调时间自治的能力。“确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更看重自我的价值，更去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可以为了工作而加班，但是当我想休息的时候，我也要彻底地去休息……他们可能内耗更少，不会想说（如果）我这样做了，别人会不会怎么想。”（受访者18，2024年8月28日）

近来被热议的工作—生活边界可以被理解为时间权力的边界，即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自己何时（不）工作。基于1990—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工作—生活观念整体上经历了从“以生产为中心”到“以生活为中心”的变迁（吴玉玲，孙中伟，2023）。社会价值的经验和规范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个体争取时间权力的行为使得工作时间的优先地位遭遇质疑，新闻生产时间的社会价值或不得不向私领域、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在媒体环境经历巨大变革的情况下，许多新闻从业者感受到职业权威、劳动报酬、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等方面的下滑，不仅逐渐对工作的职业光环祛魅，而且开始更多重视私人时间里不受打扰的安宁权。然而，新闻从业者的时间权力往往是与集体生活相连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需要依靠更出色的工作能力、更频繁的家庭活动来争取和维持。同步化的成本被分摊到新闻从业者身上，他们的时间体验取决于更大的时间价值经济中的位置（Sharma，2014：8）。换言之，纯粹个体化的时间需求是鲜少被认可的。

（三） 新闻工作是“青春饭”吗？身体价值中的有限性与再生产

新闻生产时间的身体价值在规范层面要求从业者持续在短时间内完成劳动再生产，但这种再生产必须在“人必有一死”的、单向的、有限的时间经验中加以理解。尽管许多新闻从业者强调经验和阅历的重要性，认为实力和资历是媒体机构内部晋升的前提，拒斥“青春饭”的说法，但是长期高强度的一线采编工作也确实消耗着从业者的身体，使得个别新闻从业者自嘲为“指哪打哪的新闻民工”。陈敏和张晓纯（2016）对52位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告白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媒体人的年龄焦虑和有限的保障制度促使职业流动。这也是新闻行业被认为是一碗“青春饭”的原因之一。

长期地跑长途导致我已经开始有一点腰部的职业病，我们经常坐在车里面低头写稿，所以经常会颈、肩，包括腰都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吃不上饭，我一般中午时间那一餐都无法准时吃饭的……也导致我胃不太好。要不就是在外面吃快餐，又很难吃；要不就是很赶时间，随便扒两口……很不健康的一种饮食（习惯）。（受访者4，2023年12月8日）

后来我到了35岁，我现在换的这个单位相对会安稳一些……健康比较重要，身体熬不动了，熬不了夜了……（以前）像疫情期间都加班到11点多回去的，加班是太经常的一个常态，就加太多班了。但我那个时候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感觉媒体可能就是这样。现在觉得以前的生活真可怕。（受访者12，2024年1月25日）

新闻工作强度大、弹性高，要求从业者长期处于快速恢复精力和体力的状态，也削弱了从业者的时间自治性（刘战伟，2023）。身体价值在规范层面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也是对身体机能的不断索取。从时间经验的角度，身体的无力、虚弱等不良状态加剧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得新闻记者成为一种高度消耗、难以持续的职业。

（四） 新闻生产时间价值的金字塔模型

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可用三层的金字塔模型加以概括，每一层价值分别对应着时间规范和时间经验的不同维度，解释不同层面的新闻生产时间异化问题（见下页图2）。如前所述，新闻生产时间异化是指新闻生产活动的时间规范和时间经验之间存在矛盾，对个体造成心理负担和结构束缚。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可在身体、经济、社会三个价值维度解释经验和规范之间的冲突。

新闻生产时间的身体价值是人作为具身行动者的基础价值，是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物质性基础。身体和身体经验是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身体既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源泉，又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正是凭借着同时具有创造性和限制性的身体，个体和社会产生了联系与互动（希林，2005/2011：12）。身体价值在规范层面与新闻劳动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要求相关。尤其是对于奔赴现场的一线从业者而言，高强度、弹性大的工作节奏对精力、体力的迅速恢复提出了较高要求。与之对应的是个人身体的有限性，这既意味着个人的生命历程、职业生涯必有终点，也意味着个人身体素质随劳动年限、生理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与身体损耗、衰老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形成了身体维度的新闻生产时间异化。

经济价值包含不同主体对工作时间的审计心理。在相对自由的工作环境中，从业者被要求不断开发自身的主体性，自愿投入更多个人时间到工作生产中（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夏莹，牛子牛，2021）。在时间规范层面，以作品数量、流量、质量等为单位发放绩效的方式意味着工作时间的结果比工作时间本身更加重要。这不仅在时间经验层面要求个人不断权衡单位时间的机会成本，慎重对待本可用于劳动生产的单位时间，而且也突出了工作时间乃至个人时间的可通约性。其他个人时间的价值可能因无法参与经济价值的通约性计算而遭到贬损。

社会价值围绕时间自治权的争夺展开。“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吴国盛，2019：120）在经验层面，个体有着自主安排时间的需求，但更加符合主流规范的个体拥有更多时间权力来调度他人的工作安排。新闻生产时间权力是微观的、从属性的权力，它只有依附于工作层级、家庭生活、行业资历等规范才能够发挥协调行动和需求的影响力。越遵守时间规范的玩家越能在时间游戏中获得奖励。

三种价值之间形成序列。身体价值是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前提与手段，无法完全从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中转化而来。这种单向的转化隐含着身体的有限性和单位时间的单向性。就身体的有限性而言，日常中个体需要休养生息以维护身体健康和劳动能力；长期来看，身体经验、金钱观念、社会角色随生命历程的发展而动态变化，身体价值的再生产越来越需要其他价值的让步。在此基础上，经济价值规定着劳动市场中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边界及其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关系，为社会价值中时间权力、时间需求的互动提供具体的职业语境。

正是根植于从业者自身的社会生活，新闻生产时间价值能够超越媒介中心视角，从身体、经济、社会层面来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特征与表现。

六

结论与讨论：基于参照系的差异

理解新闻生产时间异化

既有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相关研究对技术变革、组织文化、用户关系的分析，实际上将时效性规范作为异化的关键来源（蔡雯，伊俊铭，2023；陈阳，2019；龙强，冯强，2023；王海燕，2019；Zelizer，2021）。为了探究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其他潜在解释，本文首先探究时效性的解释范围并概括提出时效性的同心圆模型。

正如新闻类型正在泛化，时效性的内涵也在类型、视野、媒介三个维度上存在从核心到边缘的不同层次。但该模型揭示着时效性解释异化来源时的不足之处：一是虽然求快、求近、以数字媒介为平台的核心时效性，以及不同层次叠加的时效性要求可能带来时不我待的匆忙感，但是活跃在边缘时效性区域的从业者生活无法得到解释。更重要的是，时效性本身也不等同于一味求快的新闻活动。新闻生产时间异化关乎经验和规范的矛盾，而不是加速与否的判断。二是时效性作为新闻活动的核心概念有着意义过载和“口袋化”之嫌（张庆园，李欣，2024）。时效性是关于信息流动的规范，涉及类型、视野、媒介等层次，又需要回应舆论引导、行业竞争、见证历史等效果要求（杨保军，叶倩茹，2023）。以时效性为核心的分析视角可能遮蔽了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微观来源，包括从业者的人际差异、不同职业阶段的差异等。

因此，本文从从业者的时间经验和时间规范出发，用新闻生产时间价值来补充时效性所遮蔽的时间异化来源，并通过比较时效性和时间价值的不同时间参照系来进一步解释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成因。普殊同（1993/2019：250+349）在分析异化时所提出的时间的二重性，实际上是将时间的参照系作为分析工具。不同时间参照系之间的互动促成了资本主义对永恒增长的追求。借此视角，新闻生产时间异化也可以用不同时间参照系之间的张力来解释。

若以整个新闻实践为参照系，抽象的单位时间仅具有单向性而没有必然的终点。无论是具体的新闻报道还是整个新闻行业的发展，总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孕育新的可能性，譬如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的专题报道或是AIGC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皆指向持续发展的新闻业。尽管时效性是时间价值规范中的重要来源，是激励工作结果、分配时间权力、劳动再生产的目标之一，但是仍有其他时间规范与其争夺从业者个体的时间资源。如果将分析重点置于从业者个体而不是新闻活动，则会发现时间价值当中蕴含着不同社会时间的互动。

时间价值以身体的有限性和再生产为基础，强调以个人的生命历程为时间参照。此时的参照系因身体的有限性而存在必然的终点，因而事件的顺序和位置都相对于这个终点来定义。时间价值能对照个人生命历程确定大致的绝对位置，时效性只能在永恒流动的新闻发展中锚定相对位置。时效性以新闻活动为参照，将从业者个体的单位时间视为行动资源；新闻生产时间的时间价值则以人的生命历程为参照，将职业生涯、家庭活动、身体衰老视为彼此交织的轨迹。

正是因为个体可以经历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追求时间价值的单位时间才会弥足珍贵。一方面，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独处休息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等会相互挤占；另一方面，先做何事后做何事的顺序也有其意义，譬如选择先完成工作还是先照顾家人影响着从业者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新闻从业者对待职业病、工作压力、职业发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新闻职业观随个人的生命历程发展而变化，因此选择特定的职业也是选择时间价值组合的个人最优解（刘洁，刘蒙之，周云林，2024）。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追逐无限的新闻实践，既意味着劳动再生产的中断、工作与休闲的艰难平衡，也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潜在调整。只有从新闻从业者的生命历程出发来看待单位时间的流逝，才能真正理解时不我待的紧迫性。

新闻时间概念朝向追求新闻时间自由的方向演进。在新闻生产时间中意味着从业者追求更多用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尽可能减少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负面影响（杨保军，孙新，2023）。本文在分析时效性概念的问题后，提出新闻生产时间价值用作补充，并通过二者比较来讨论时间参照系差异如何导致时间异化的问题。但本文未能囊括深度卷入AI技术的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实践的其他环节，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讨论用户维度的时间经验、AIGC对新闻时间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7期。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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