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月薪三千不关心国事”不好，那就去提升他的月薪

“这与我月薪三千有什么关系”，这句经常出现在评论区的话，可能让某些大棋党破防了。

最近，某地官媒发表文章：“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我提炼了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如下：

这篇文章批驳了"月薪3000元无需关心国事"的观点，强调国家大事与个人生活紧密相连。文章指出，国家的发展政策、经济战略、教育医疗改革等都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国家强盛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理念也体现了这种紧密联系。文章认为，无论收入高低，每个人都应关注国家大事，这是公民责任，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感兴趣的可以找原文看看：

月薪三千是否应该关心国事我不知道，但这篇官媒文章作者的社保公积金肯定超过三千块了。

套用人民日报的句式，我改一下说说：

如果你觉得“这与我月薪三千有什么关系”不好，那就努力去提升底层收入水平，让他下次说4000、5000、6000。

如果你觉得月薪三千不关心国事不好，那就从你开始，向你的单位申请工资降到三千，亲身感受一下月薪三千没有社保公积金的滋味儿。

如果你觉得同胞没有责任感，就你先告知他们拥有哪些权利，不要耍流氓。他收入低，你们一起帮他提升收入待遇，改善劳动环境，别让他们交着社保，父母领200块的养老金去关恨一个他们这辈子都没去过见过的人，让敲着子鼓、跳着广场舞的大爷大妈的养老金补贴给月薪三千们的父母匀一点儿。

这些都做不到，作为媒体，至少应该履行媒体的基本责任，站出来谈谈真正的国计民生大事。

下面我贴一篇之前写过的一篇关于月薪三千的文章，可惜被和谐了（你看，真谈国家大事，某些人又不乐意了），我作了些删改重新发一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是化用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卷13）中的最后一句：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 · 正始》（卷 13 ）

最早将此句化用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并非梁启超，而是他的好友麦孟华。

1897年5月，他在《民义自叙》一文中这样写道：

“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时务报》，第26册，这段不知是麦误记还是改写。

麦孟华后来又在1900年《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一文中直接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表述更简括而有力，于是被广泛引用。

特别是经梁启超、孙中山等先后引用，这句话的影响越来越大。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引用，这句话的传播越来越广。

现在回看历经亡国之痛的顾炎武原本是想表达何意呢？

原文是这样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 · 正始》（卷 13 ）

这段话中顾炎武将“亡国”与“亡天下”分而论之，即某一具体朝代、一家一姓的灭亡是“亡国”;

政治腐败、道德沦丧、文明堕落，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使人民生存不下去，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这是“亡天下”。

顾炎武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保卫礼法、道德，维护社会秩序，不分贵贱，匹夫是有责任的。

换句话说，对遭遇干旱的明末陕西农民，年收入33两白银的大清百姓来说，明、清灭亡的责任是扣不到他们头上的。

真论亡国责任，皇帝、文臣、士绅，宗藩，八旗子弟，这些享受供奉的肉食者们任意一个，都排在匹夫、黔首的前面。

顾炎武这段话里还提到：“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家”，这其中的“保天下”就是捍卫天下人的利益与安全，也就是说顾炎武认为“保天下”是排在“保国”之前的。

在家国不分、朝国相混的古代，顾炎武的这份见识可以说十分超前了，因而到了近代引起了维新派的兴趣。

顾炎武在晚清被重新发掘推崇并非无因，从光绪二年（1876）起，郭嵩焘、陈宝琛、翁同龢等大臣就向清廷提请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从祀孔子庙廷，争论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才入孔庙。

顾炎武、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虽处不同时代，都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代。崇祯吊死煤山，满清入关，剃发易服，目睹这一切的顾炎武开始思考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他的著作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对君主专制提出质疑。

顾炎武认为君主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不应该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君民的关系是平等的，两者的道德责任也是相互的，百姓并没有对君主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责任。

“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录，故班爵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而不敢肆于民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日知录 · 周室班爵 禄》

“君、卿、大夫、士和庶人在官一也”，就是说在道德责任上人们都是平等、相互的。

清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家忠君思想受到冲击，维新派开始否定君主即国家，朝廷即国家的观念，并明确指出了国家与朝廷、与皇统的区别。

梁启超就曾说过：“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维新派认为，当时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绝不是“一姓之亡”改朝换代的那种局面，而是极有可能亡国灭种的的民族灾难。这种形势下需要全民奋起，救亡图存。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百姓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导致奴性普遍根植于国人之中。

这种可怕的奴性使广大民众既无权利观念，也无义务、责任观念，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漠不关心，自居于旁观者的地位。

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和清军作战时，当地百姓不但在远处观看，还跟英军做生意，销售一些日用品。

英军舰队与清军战斗的时候，百姓甚至奔走相告，让大家都快去看赛龙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的舰队沿珠江北上时，江两岸竟有上万的百姓前来观看。当清军的船只被击破，官兵跳水时，百姓还会喝倒彩。

英法联军抢圆明园的时候，甚至还有人给洋人带路，在洋人抢完之后，百姓也跟着去抢，美名其曰捡漏。

在洋人烧圆明园的时候，百姓听到后没有一个人觉得愤怒，更不会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维新派的麦孟华就曾说过：

“虽外敌之逼迫”，“颠覆危亡在于旦夕，亦皆视为他人之事，漠然无所动于衷”。——《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清议报》，第57册。

其实这也不怪清朝百姓麻木冷漠，老百姓不曾享受过作为人的基本权力，也就很难要求他们去共情平日欺压和鱼肉自己的清廷军队了。

这就好比公司老板平日只想着怎么压榨你，PUA你，又不涨工资，遇到和别的公司竞争关键时刻，又想让你发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为公司发光发热，纯纯白日做梦。

晚清时的士大夫对此可谓感同身受，为唤起国人奋起救亡图存，维新派呼吁国人树立国民权利观念，提倡国人应养成国民义务和社会责任观念。

正是出于这一时代需要，他们想起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并一再加以引用，希图唤醒国人良知，摆脱奴性，救亡图存。

国民的权力和义务思想曾被维新派当作救亡图存的法宝，如今却被很多人视作洪水猛兽。

还在不断以“公”、“集体”的名义来绑架和PUA个人，嘴里喊着什么无私奉献，实则肚里全是蝇营狗苟，脑后早就生了辫子。

反倒是三百多年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思考看起来更现代。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在他看来，个人私利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道德不能离开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

“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日知录·言私其豵》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文集·郡县论五》

在顾炎武看来，自从天下为家以来，人们就得养家糊口，生存发展，因此，追求利益，满足“私”利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与人性近于善并不矛盾。

无“私”就无“公”，没有现实的物质利益就没有道德上的善，利益是向善的动力。没有天下之“私”，就不可能有“天下之公”了。

针对封建道德说教的虚伪性和荒谬性，顾炎武指出：

至于当官之训，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日知录·言私其豵》

他认为当权者们大谈“有公无私”“以公灭私”， 不过是漂亮话罢了，其实是将少数统治者之“私”冒充为“天下为公”。

顾炎武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好天下，就不能否定人们的私利，而是要满足人们的私利。只有改变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才有道德可言。

顾炎武的笔锋穿越三百年尘埃，在今日的喧嚣中仍铮然作响。

那些高呼“奉献”却漠视个体苦难的伪善，那些以集体之名行压榨之实的悖谬，在顾亭林“禄以代耕”的质问下皆无所遁形。

三百年后，当“天下”已化为亿万普通人的衣食冷暖，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保天下”之道。

参考： 1.^顾炎武《日知录》 2.^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段志强 3.^张锡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5.^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 6.^麦孟华《论中国民气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