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为什么不敢花钱？这位专家太敢说了

文丨熊志

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花钱，是老百姓变抠了？

当然不是。如果不看清宏观账本，很多刺激消费的讨论，都是隔靴搔痒。

最近，经济学家刘元春在国际进口博览会分论坛上，发表了一场题为《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的演讲。这可能是最近大家看到的，尺度最大的一次专家发言，其中的一句结论振聋发聩：

中国的消费疲软，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根源在于“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结构性失衡。

这一论断，捅破了很多专家学者不敢触碰的窗户纸——不是老百姓没信心，不愿意花钱，而是分到大家口袋里的钱，一开始就太少了。

01

长期以来，面对内需不振，主流观点往往认为，是民众信心不足，储蓄意愿过高，对未来的预期不稳。

开出的药方，往往侧重于刺激，比如发消费券，搞购物节，呼吁中产带头消费，鼓励大家结婚生娃等等。

但刘元春教授摆出的数据，完全砸碎了这种归因逻辑。消费疲软，不是心理问题，信心问题，而是实打实的钱包问题。

看一组残酷的对比数据：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的居民部门占比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43%，远低于全球55%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的过程中，老百姓分到的那一块，相对比例不仅偏小，而且与国际标准存在巨大落差。

与之相对，我们的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不仅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60%-70%），甚至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波兰和泰国。

当一个国家的GDP在飞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出现了增长滞后，就必然会出现“宏观数据亮眼，微观体感寒冷”的温差。

所以，把消费活力不足，归结为老百姓爱存钱，是一种极其傲慢的误读。

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是手里真的没钱。当全社会创造的财富，没有充分流向居民部门时，任何不谈收入分配改革的促消费，本质上都是在透支居民的未来。

02

既然GDP在增长，蛋糕在变大，民众分到的又少，那么，钱，到底去哪儿了？

刘元春给出的答案直指要害，“强政府、富企业”。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官员或所有企业家都富得流油，而是指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行政体系和企业部门，占据了过多的资源支配权，挤压了居民部门的应得份额。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鄂尔多斯。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常年位居全国第一。但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榜单上，它不仅不出众，还落后于许多GDP不如它的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

具体而言，首先是政府这一端，“强政府”的投资惯性，吸附了太多的资源。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典型的“生产型政府”。

数据显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度高达36%。社会财富通过税收、卖地等形式，集中到了政府部门手中，而政府支出的重心，长期放在“铁公基”等领域。

这种模式下，财富变成了钢筋水泥，变成了固定资产，拉动了GDP，唯独没有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可支配收入。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城市道路修了又挖，广场铺了又拆，偏远地区的工业园空空荡荡，高铁站修得比豪华气派但客流寥寥……

这些过度基建和重复建设，确实在账面上拉动了投资数据，但本质上，是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挤出。

毕竟，社会的总体资源是有限的，当大量的资源，被锁定在低效或过度超前的基建中，能够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福利的资金，自然捉襟见肘。

其次，是企业部门对财富的截流。

在“强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下，企业部门，尤其是大型国企及垄断行业，也分走了超额的蛋糕。

刘元春提到的数据表明，我国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高达24.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6个百分点。

注意，企业有钱，不是说中小微企业日子很好过，而是反映了一个深层结构问题——资本相对于劳动者的强势地位。

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又一番，但工资增速往往跑不赢利润增速。

更关键的是，企业赚到的巨额利润，并没有通过分红机制回馈给全社会，也没有完全转化为员工的薪酬福利。

企业赚了钱，第一反应是再去建厂房、买设备、扩产能。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是增长的动力，但在今天，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东西越产越多，但老百姓收入没跟上，买不起、不敢买，供需严重错配。

03

刘元春不仅是学者，更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智囊。他的直言，不仅诊断了病灶，也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得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型。

过去，政府有钱了是去修路、盖楼，搞投资再生产，但未来，应该将更多的钱和资源，花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项目上。

刘元春提到，欧洲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的二次分配，能让基尼系数下降40%，而我们目前只能下降12.3%。这巨大的差距，恰恰是改革的空间所在。

只有当民众不再为看病、养老、孩子上学而焦虑，那些被迫预防性储蓄的钱，才会真正流入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应当承担起“富居民”的责任。

我们所说的让利，不是让那些苦苦支撑的民营中企业去割肉。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是普通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需要的是减税降费和休养生息。

真正的“富企业”，是指那些占据垄断资源、享受政策红利的国有资本。这些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其超额的利润，不应无限度地循环扩张，而应要通过充实社保基金、增加全民分红等方式，回流到居民手中，实现利润共享。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不是GDP数字好看，而是让民众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

调整分配结构，或许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回落，但只要居民收入增速能快于GDP增速，只要民众的获得感在增强，就不用担心经济失速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只有真正让利于民，让“穷居民”变成“富居民”，消费才能真正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