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突发大火，看香港和内地信息发布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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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华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火灾，多座民宅大厦为火吞噬。大火在28日上午终于扑灭。香港特区政府在当天下午举行发布会，通报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

那些失去生命的普通人，或许在此前还在关注世界其它地方灾民的坎坷命运，并为之一掬同情泪，自己却转瞬葬身火海。这种戚戚之感，刹那间让我们深感人类命运情感，跨越鸿沟，同此凉热。

一、香港大火背后的城市空间风险

这场大火吸引了内地的极大关注，除了大型企业紧急驰援之外，我们会发现内地的网络上大火信息和分析文章大量出现，成为近年来关注香港较为集中的一个事件。这场大火后果如此严重，警示人们关注自己所在城市的安全问题。

从城市硬件上说，香港应该说是个高龄老化的城市。就以此次失火的宏福苑来说，是超过40多年楼龄的建筑，更多的建筑达到了50年、80年之久。我在香港街头的时候，是诧异于香港现实的模样和过去数十年新闻宣传中的发达程度，是存在距离的，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这自然和内地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大有关系，事实上，内地很多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直逼全球一线城市。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看，其步入繁荣期是和国家的崛起态势高度相关的，国内城市的硬件设施和先进程度或许已经在最近数十年的全球城市竞争中，处于显著领跑地位。

此次惨重火灾，也让人们更多聚焦一直以来都是热点话题的香港住房问题。局促逼仄的居住空间，逼近人伦尊严的底线，是香港作为世界明星城市繁荣界面的月之暗面，构成了影响城市形象的负面因素，约束了城市的持续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不能不说，香港高龄建筑以及高密度的城市楼群，在安全管理方面是存在较大风险的。香港未来破局，或许应该从住房问题开始改变。

随着内地城市化浪潮的退潮，一些高楼也将慢慢步入中老年。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有人员居住和活动的高层民用建筑（包括居民住宅建筑和办公、医疗、商业等公共建筑）开展排查整治。一些人此前也在警告，过去十多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在未来存在诸多管理难题。香港城市治理的历史和经验应该说远超内地一些年轻城市，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大火依然徒呼奈何，在社交软件和全球传播的众目睽睽围观之下，目睹众多鲜活生命在楼内被烈火吞噬，这提醒我们，城市需要防范各种高龄的城市病带来的风险，尤其对于高楼的管理需要拿出具体可操作的风险防范措施。

二、香港在此次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发布特点

但是我作为舆情研究者，对于此次突发大火，也非常关注香港对于此次灾难的信息发布情况，并与内地城市一般做法进行了对比。

我看了香港特首和香港官员面对镜头的发布会，以及救灾的各种进展，深感和我们日常看到的灾情舆情应对大有不同。今日进行对比，并不是为了比较孰优孰劣，只是呈现我看到两地的诸多不同，提供某种观察视角。同时希望中国的舆情发展，未来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向着理性科学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如同当下这样，总是深陷群体愤怒情绪不可自拔，并且在更多的时候，并未为社会留下可资借鉴的治理成果。

由于内地和香港使用的社交媒体并不一样，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信息隔离。我的观察或许并不全面，但是由于作了一定的信息搜集，因此形成了对于此次大火中的信息发布和信息传播中的如下观感。

1、事件爆发后，香港官员能够符合社会期待地站在镜头面前通报灾情

在灾情发生后，无论是香港特首，还是相关部门负责人，都能接受电视采访，站在镜头前向社会通报灾情。

反观内地，重大事件爆发后，很少看到相关负责人站在镜头前向社会大众公布灾情，更多是以通报的形式公布情况，见字不见人。

2、行动主体是市民而非网民

在此次事件中，人们看到香港市民纷纷到现场参与了救灾，在接力中展现了香港代代相传的“狮子山精神”，线下行动多于线上议论。

但是对于内地来说，任何一个舆情事件爆发后，几乎都是“网上来，网上去”，人们获得各种资讯信息和观点，主要是从网络获得的。网络影响了人们的观点和看法，但是线下的一切，反倒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可以说，现场没有记者、没有观察者、没有记录者，但是线上已经吵翻天，给出了舆论审判、道德评价和量刑结果。百姓更多是以网民的身份参与事件的进程，以网民的身份发表看法、提出质疑、抨击官员等。

3、民间力量发达，官民双方进行了高度的互动合作

从火灾的救援情况看，香港社会发达的公民自治组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和政府起到了互动合作的作用，对于民间力量的参与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对于内地来说，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政府自然而然地起到了主导的作用，通过宣传等方式，唤起民间的力量，而各种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尚处于一个发育成熟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组织并不发达，这带来一个后果是，一旦爆发舆情，网民就直接和政府面对面，加之网民对于权力常常带有偏见，由于缺少中间社会组织的缓冲区和防火墙，面对面常常充满冲突性。

4、香港依然是以线下社会为主的市民社会

我们会发现，香港传统媒体依然处于权威主导地位，他们采访传播的资讯，在社会中处于一个压倒性的、具有公信力的地位。政府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发出声音，而媒体也能反映市民观点看法，让我们看到，传统社会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而网络只是一种补充。正如官员指出的那样，一些谣言来自网上，相对于现实社会，网络不过是一个对立面和争议性的角色。

而对于内地来说，虽然线下社会依然正常运转，但是更多的内容在网络，一切在向网络迁移，线上社会几乎取代现实社会，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空间。中国社会更像个网民社会。数亿网民几乎可以说是双脚离地，身处半空，或者双脚沾地，但是头部已经融入网络，网线连着神经。人们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新生物了。这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内地在事件爆发后的普遍做法

对于内地来说，舆情事件爆发后，舆情应对往往是有如下特点的：

1、舆情通报成为舆情应对、官民沟通的主要方式

在内地，任何地方爆发了舆情，通报几乎成为标配，地方会第一时间发出蓝底白字的通报，宣布成立了调查组进行调查，或者第一时间就通报事件真相。这重塑了网民的阅听习惯和期待心理，事件一旦爆发，第一时间就等着看地方通报，然后从中寻找信任或者不信任的理由，稍有字句令人不满或者出现逻辑漏洞，网络怒火一举爆发。一旦地方通报不及时，甚至不报，网民愤怒也是如常爆发，认为地方竟敢意图瞒报、不报，同样引爆次生舆情。从香港的做法看，并无我们理解的那种通报，主要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视等媒体发布信息，及时和社会大众进行了沟通，回归了信息发布的本来样子。

2、网民群体情绪怒潮汹涌，问责负责人成为集中诉求

在香港这场大火中，我们会注意到，官民都以救命救火为当前第一紧急事务，双方达成了通力合作。警方在第一时间将相关嫌疑人进行了控制，而事件调查组是在扑灭明火之后的29号才宣布成立。对于火灾根源的追溯和质疑，网络也有，但是并没有盖过救灾主题。

但是反观内地，一旦爆发舆情，出现生命财产的损失，或者出现不公平现象，网络群体情绪第一时间爆发，网络掀翻怒海，各种“阴谋论”纷纷出炉，这又反过来激怒网民，纷纷要求问责相关负责人。在事件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舆论审判已经给出结果，网民情绪烈火烧遍网络。群体情绪常常在第一时间主导了事件的进程，将事件引向情绪化、非理性的方向，舆情应对更为艰难。

3、官员畏镜头如虎，新闻发布会渐渐减少至于绝迹

多年前，相关部门出台了规定，重大事件发生后，地方需要尽快举行发布会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在疫情期间一些地方举行发布会，然后遭遇了网民愤怒情绪的反噬之后，各地的新闻发布会几乎绝迹，或者即使有，也是匆匆进行了单向的信息发布，媒体只能埋头记录，而无提问机会。在负面事件爆发之后，几乎没有官员敢于面对镜头，因为在众人怒气冲冲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一点点的失误而导致众口一词地严厉讨伐，成为群体愤怒的牺牲品，成为真相出台之前的第一批替罪羊。

这种畏惧镜头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舆情通报满天飞。应该说，通报满天飞的现象，并非一个良治的手段，只是一个权衡之后更为安全的结果。

四、期待从舆情社会走向法治理性的社会

我的看法是，虽然当下很多舆情应对的方式较为有效，它是长期以来各方互动、共同摸索形成的治理模式，但是一些做法并非是一种科学思维的产物。它常常是一种权衡思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项，而且某些做法，比如官方寻求妥协、更多以问责干部来平息民愤的做法，反倒并不科学，鼓励了某种“闹”的取向，并且偏离了法治化的轨道，反倒不利于形成一个理性科学的法治社会。

但是为何出现这种做法？是很多地方在长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利益出现冲突，为了尽快推动工程进展获得GDP，地方常常抛弃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维，优先使用“短平快”的行政权力，结果导致了法治、传播、沟通等中介手段被抛弃，而由政府直接和百姓打交道，这使得利益交换成为平息矛盾的手段，结果导致了“不闹不解决”的现象，并且地方公信力也渐渐流失。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的表现，也令人一言难尽。一方面，他们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经常不能较好地服务广大百姓，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客观上大失民望；另一方面，他们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过于追求对于官员的监督和问责，导致了官员严重的心理阴影，看不到媒体作为合作伙伴的潜在价值，而是严加防范，视为可怕对手。一些重要媒体的监督报道视地方干部仕途前途如儿戏，有的问政节目过于追求现场压迫感，将问政变成问罪，将官员当做嫌犯，这些做法恶化了媒体和官员的关系，导致他们畏镜头如虎，也加剧了“通报满天飞，见字不见人”的现实效应。

在今天，通报成为超级媒体的现实，并非是一种社会良治。媒体依然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来推动社会向科学理性的方向前进。媒体对于社会的终极关怀和理性科学的专业精神，在今天群情汹涌的舆情时代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主流媒体需要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绝非是生存和流量，而是瞭望者和引导者。网络自媒体的负面性已经越来越凸显，他们对于流量的价值追求已经导致了非理性、情绪化的群体情绪的蔓延，客观上已经背离公民社会的建设方向，由于“无情绪、不传播”的文字挑唆和阅读习惯，10万+作为传播成功的传统标准，已经越来越暴露了风险的一面。

当下群体情绪爆发的现实，其成因是多方因素造成的。大背景是中美的全球博弈，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网络心理承压，不确定性增强。重要因素既源于网民在过去数十年和地方权力博弈缠斗过程中形成的不信任心理，和浅阅读时代的流量追求息息相关，也和急于平息事态的短期思维有关。我们常常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网民；有什么样的网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权力、社会和大众都是相互塑造的。面对群体情绪泛滥的现实，无论单方面指责谁，都是无力的，并导致片面的归因，由此制造新的不公。它常常是多方共谋、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权力和网民双方常常在舆情的漩涡里博弈的时候，我们依然寄望于主流媒体对于社会前进方向和社会价值观的修正功能，同时，地方政府和法律部门握有重要权力，对于社会具有主导作用，应以积极的行动，为社会发展打开新局面。

我在香港遭遇大火的时候，看到两地信息发布的异同，而产生上述的一些感想。我们不应仅仅将当下网络群体情绪视为网络舆情爆发的根源，而更应该将之视为网络舆情爆发和不当应对的客观后果。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恰恰是打破舆情发作、平息又发作的不良循环的新契机，一种“不破不立”的破局起手。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

2.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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