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脱掉「长衫」就能行吗？

（图/《何者》）

1948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

（Vittorio De Sica）

Ladri di biciclette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里奇带着年幼的儿子布鲁诺在罗马的街头寻找了一整天，绝望之下，他试图偷走一辆别人的自行车，却很不幸地被当场抓了个现行。围观的人群冷漠旁观，唯有他的儿子泪流满面。

我想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它有穿越时间和空间揭示共通逻辑的能力：当社会系统无法为普通人提供基本保障和上升通道时，个体的「勤劳努力」和「道德选择」往往只是徒劳的挣扎。努力不一定能获得尊严，守法也不一定能换来生存的空间。

今天，当「孔乙己的长衫」成为青年一代集体困境的隐喻，我们面对的或许并非简单的「放不下面子」，而是类似于《偷自行车的人》中的结构性困局：即便愿意脱掉那件象征身份的「长衫」，也未必真的就能够找到一件可以遮身蔽体、温暖体面的新衣裳。

|01 体力劳动的隐形代价被低估

最近几年，社交媒体上「大学生送外卖」「硕士当保姆」等现象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舆论也常常对「放下学历包袱、务实就业」予以鼓励。

然而，这种叙事似乎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大量所谓「务实岗位」的劳动强度、保障水平以及职业前景，远远没有达到支撑「体面生活」的标准。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总量接近3亿人，其中从事制造业

（18.3%）

（14.6%）

（13.1%）

（12.7%）

以快递行业为例，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白皮书（2023）》数据显示，一线快递员的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0个小时，其中约有58.7%没有参加工伤保险，72.1%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月均收入虽然不同地区差异浮动较大，但全国平均水平大约4800元。

而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进入这些岗位，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收入溢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2024）》指出，在非技术性服务业

（比如快递、家政、零售）

体力劳动者的艰辛也时常被外界低估、甚至是浪漫化。如果说传统「白领」的压力大多来自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复杂的人际协调以及绩效焦虑，那么所谓「脱长衫」后进入的体力岗位，则是一种近乎极限的身体消耗。

就拿便利店店员来说，表面看只是收银理货，实际上经常需要连续站立三四个小时，且全程都处于监控之下，连看一眼私人手机都可能会被认定是违规，只能日复一日地干熬。

而那些看似临时性、自由度较高的工作，体力负荷往往也远超想象。我自己曾经在展会上连续三天给观众做产品介绍，工作时间不长，早九晚五，中间还能随时休息，但每天结束后，是那种特别具体的身体疲惫。记得当时为了省一点预算，我自己穿那种大型的人偶服，最多坚持个40来分钟，整个人就会汗流浃背，后来我跟那些做兼职穿人偶服的大学生闲聊，了解到他们一天到手大概是260块

（不可能像我一样撑不住了就能休息，但他们是很知足的）

而我的父辈，年轻的时候正赶上中国基建的黄金时代，很多都是建筑业里的包工头，小的时候目睹着他们长期辗转于各个城市的工地，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群体居无定所、不分寒暑节假日的现实生活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可以说都是将就应付着过。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他们在40多岁以后，因为体力的衰退，收入普遍会大幅下降。真正通过这类劳动实现阶层跃迁的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在青春耗尽后，默默退出劳动力市场。

当社会呼吁孔乙己「拖地哦啊长衫」时，其实是在默认体力劳动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现实是，这些岗位本身并不会因为大学生的加入，而变得更有尊严或更可持续。

|02 向下挤压导致了内卷下沉

如果只是将青年就业的困境归因于「观念问题」，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简化。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受着深刻的经济转型阵痛，就业岗位的结构性错配才是问题的核心症结。

每年高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但互联网行业没有新故事、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两年负增长、教培在「双减」后规模缩小了一半以上，这些传统吸纳高学历人才的行业，都在集体性收缩。

而诸如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新兴产业虽然在扩张，但对技能要求很高、岗位数量又十分有限。就拿智能智造这个领域来说，人才缺口主要集中在高级技工、系统工程师这样的中高技能岗位，而不是普通的操作岗。与此同时，普通流水线的岗位正在持续地被自动化所替代。

另一方面，即便服务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就业，但都是些低附加值、不稳定的岗，外卖、快递、家政、网约车……他们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收入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长衫」不是出路，而是将个体推入了更为激烈的底层竞争。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应聘家政工作时，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挑战，更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机制。

老板更乐意去雇佣年轻、脑子活、体力好的大学生，而那些原本依赖这类岗位维生的中年劳动者

（尤其是40~50岁的这个群体）

这种「向下挤压」

（downward competition）

高学历者涌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不仅未提升该市场的质量，反而压低了工资水平，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结果就是大学生没能实现阶层跃迁，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又进一步收窄，社会陷入「全员下沉」的恶性循环。

03 脱了长衫就会被视作「失败者」

当然，即便个体心甘情愿地放下学历的身份，社会文化层面的职业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一句「读那么多书，最后送外卖？」足以让无数家庭陷入沉默。这种隐性歧视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就是我们从未真正建立过「职业平等」的价值共识。尽管我们一直被强调「行行出状元」，但实际的社会分层逻辑仍是以学历和岗位声望为核心。

《2024年中国职场人职业认同感调研报告》的样本覆盖了全国31个省，收集了超过10万份的有效问卷，具有一定的参考性。报告显示，只有23.1%的受访者认为「体力劳动者与白领享有同等的社会尊重」；而在45岁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下降至9.7%。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偏见并不单单来源于外部，也内化为了个体的自我否定。许多年轻人在从事底层劳动后，会主动切断自己的社交圈、回避同学聚会，甚至会隐瞒自己的真实职业。这种心理压力在《中国青年研究》刊登的质性研究《「高学历低就业」青年的身份焦虑与社会适应》中也有记录。

这种文化惯性是源于长期的「学历=身份」的绑定机制。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高等教育被视为寒门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如今，当通道拥堵，社会却未同步调整评价体系。于是，「脱掉长衫」的孔乙己，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落差，还要背负道德与情感上的羞耻感。

正如社会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中所言：

问题不在于年轻人不肯弯腰，而在于他们弯腰之后，发现地上没有垫子，只有碎玻璃。

当整个社会仍将职业分为「体面」和「不体面」，任何关于「放下身段」的劝诫，都会显得苍白且傲慢。

04 长衫之外需要有新衣

或许孔乙己的悲剧，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

鲁迅在《孔乙己》文末写道：「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种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本质，在一个缺乏多元出路的社会里，个体的挣扎最终都会被无声湮没。

202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高质量充分就业」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三年内培育100个以上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造300万个以上高质量岗位；实施「职业教育培优计划」，推动500所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

这些政策信号都指向一个共识：解决「孔乙己」的困境，需要的是系统性的重构与支持，而不是道德上的劝诫。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提出「挑战-应战」模型：文明的进步不在于遭遇的挑战本身，而在于应对挑战的方式。今天，当「脱下长衫」成为一代人要面临的集体挑战，真正的应战不是催促每个人更快地脱掉长衫，而是构建一个「脱了长衫仍有路可走」的世界。

那个世界，或许就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一个体面的社会，不会迫使它的成员在尊严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无论他选择穿上什么，或者脱下什么，都不应该以牺牲自我尊严为代价。

商务合作、稿件邀约、媒体专访等事宜可直接扫码添加「刘知趣」（账号原名称：知趣同学）的微信，一起「交个朋友」。

互联网行业 当代青年 中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