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传》第六章——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坚定抉择

合著/张荣芳 曾庆瑛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编写的三本不同类型陈垣传记中，中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的每章篇幅适中，详略得当，适合网络连载。陈垣孙媳曾庆瑛教授分工写第一章、第十章、陈垣简介和陈垣已出版的主要论著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纪录片《陈垣》梅明导演为网络版配视频和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现陈垣校长的风采。三人合力，以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弘扬励耘精神，赓续中华文脉。

一、 拒绝南下， 留守北平

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火硝烟弥漫北平上空。北平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对抗，城内为争夺文化人的斗争也激烈开展。国民党政府指使傅斯年等开列著名学者名单，并派飞机乘载分批南撤。同时，北平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亦在加紧行动，在文化高层人物中间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解放区的社会民主、文化教育情况，希望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能够留下来，共同迎接新的民主国家诞生。

陈垣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名望甚高，自然受到关注。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底到1949年初撤离北平时，先后三次把飞机票送到陈垣家，要接他南下。

1月9日，北平、南京的报纸都发出中央社消息，说“陈垣等人昨日离平飞京”，以此假消息惑人耳目。

1月10日，陈垣致函三儿约之说：“昨日此间各报纸载我南飞消息，不确。恐传至粤，以为我真已南飞也。自前月十七八， 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只难为粤中家人挂念耳。其实情形不至如报纸所传之恶，吾未尝一日废书，书案堆书如山，竟至不能伸纸写信，今此信亦在书堆上写，凹凸不平，无法清理，只好如此。”

陈垣为了避免国民党通过各种关系要他南下，他三次躲避起来，第三次是躲在学生刘乃和家，在刘家看书写字，直到晚上，估计南下的飞机早已飞去，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才放心回家。

北京陈垣故居

陈垣坚决留在北平，拒绝跟国民党南下，是有思想基础的。

从1948年下半年起，他已开始了解中共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是得益于斯诺的《西行漫记》。辅仁大学国文教师张恒寿将《西行漫记》和冯玉祥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送给陈垣，他十分高兴。

尤其是《西行漫记》内容具体，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他像读古籍一样，认真阅读，还在天头作了几行眉批，内容是关于年代的校正。

这两本书给他启发很大，使他念念不忘，直到1961年春天，他遇到了张恒寿，还一再提及恒寿对他的“启发”。更何况陈垣一生同情革命，向往光明和进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所以，陈垣留在北平，是一种历史必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下午，陈垣与学生柴德赓、刘乃和一行三人，从辅仁大学出发，步行10多里，至西直门大街，与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他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心情十分激动。

1950年他曾撰文谈到当时的心情，说：“北京解放，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时才把我从梦中唤醒。”

他说他初次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他感到惊奇，感到佩服。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军人城，百闻不如一见，才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政治清明。

左起：启功 陈垣 刘乃和 柴德赓 刘乃崇

从此，他急于想彻底认识新社会，经常和同事谈，和学生谈，特别是从解放区来的学生，多次召见，详细询问。与他接谈较多的是从解放区回来的学生刘乃崇（刘乃和的弟弟）。刘乃崇回到北平后，工作上虽然与陈垣并没有什么联系，但陈垣经常召他到家或亲自到刘乃崇家谈论中共政治和解放区的情况。

此外，辅仁大学国文教师张恒寿也有朋友从解放区来，常将自己所闻告知陈垣。陈垣身边的两位得意门生柴德赓、刘乃和一向追随共产党，这对他的政治倾向也起了很大影响。

1950年11月庆贺70寿诞后与学生合影

北平解放后不久，陈垣与共产党高层革命家也开始有了来往。

据史学家陈述在《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 一文中说，新中国成立初，一天，陈述陪徐特立和周谷城到兴化寺街5号看望陈垣，在励耘书屋南房，四人相谈甚欢。较多的是徐特立说如何在艰窘条件下，远道步行去教小学；办师范时，如何收录一熊姓铁匠当学生。又如何参加革命，过草地。陈垣说闻道有先后，言下有感于闻道太晚。这次谈得很高兴。

第二天，陈垣拣出抗战期间的著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三册和以前的一部《元西域人华化考》，去北京饭店回访徐特立。陈垣谈了8年闭户和著书旨趣等。徐特立表示很敬佩。徐特立原是毛泽东的老师，为“革命五老“(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 谢觉哉、吴玉章)之一，共产党老一辈资深的革命家、教育家。他的亲身经历， 使陈垣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由于字体小，阅读吃力，他经常手持放大镜，一篇篇，一本本，认真阅读学习。更有趣的是，他把《毛泽东选集》拆开，按内容类别和时间先后，重新编定为六卷，分装成六册小本平装，请辅仁大学印刷厂重新装订，其读书方法与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相同。

柴德赓回忆他读该书的情景，说：“他读这些书，也像读史书那样认真，日日夜夜读。他说：‘有意思，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新东西。’”

由于眼睛不好，字小看不清，他就让助手把经典著作抄成大字直行供他读，在励耘书屋，这种大字直行的马列经典手抄本成堆成摞。这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一些生活必要 开支外，全部都买了新书，从此励耘书屋的书架上、书桌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 义理论书籍。

这些新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政治立场和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也以此教育学生。

1949年他为《辅大年刊》题词：“诸君入学在胜利后，毕业在解放后，要认清时代，向前迈进，努力为人民服务。”

1949年3月14日，陈垣写信给他的三儿约之说到自己思想的变化：“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世界已前进，我犹故步自封，固然因为朋友少，无人提醒，亦因为自己天分低，没由跳出，遂尔落后，愿中年人毋蹈予覆辙（港得书似较易），及早觉悟，急起直追。毋坐井观天，以为天只是如此，则大上当也。”同日再致约之信 说：“余思想剧变事，已详前信。世界大势所趋，必然做到，早晚而已。已颓败之势，无可挽回。学术思想，应从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

二、 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1949年4月29日，陈垣写成致胡适的公开信，并于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公开信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我肯定地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一笔抹杀的。
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文章，我更深切地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分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
我深深地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那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 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这封信深刻地说明了陈垣的政治立场、人生观和治学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1950年1月9日，胡适写《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自由中国》2卷3期上。文中说：“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绝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同年9月28日，傅斯年也在《中央日报》说：“适之先生作了一篇考据文，证明陈垣先生的‘公开信’是别人作的。”

胡适的“考据”是否正确？陈垣的公开信是否别人作的？这需要用事实来回答。

先看这封信的书写经过。

刘乃和的弟弟刘乃崇是写这封信的当事人之一。他回忆：

“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所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 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
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时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德赓）师，乃和姐和我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
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思，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距北平解放整整一百天，他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陈智超

陈垣之嫡孙陈智超手头保留有四份公开信的底稿，可以证实和补充刘乃崇的叙述。

第一份是一沓纸条，是刘乃和的笔迹，写着公开信的一些片段。这应是“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思”的记录稿。

第二份是信件的第一稿，是柴德赓的字迹，上面有陈垣多处修改或添补的笔迹。

第三份是信件的第二稿，是刘乃和的字迹，上面也有陈垣改补的笔迹。

第四份是信件的定稿，是用钢版刻印的，仍有个别涂改，这就是后来交给范文澜并在报纸发表的底稿。

由此看来，这封信虽然由陈垣的助手执笔，但无论是写信的动机还是信件的内容，都完全是他本人的意思，可以确认是他写的信。这封信生动地记录了他在新社会的思想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原因。

这个时期陈垣思想的变化，不但反映在《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而且在其他公开言论和私下的家书都有所反映。

1949年9月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说：“我以前没有看见过好的政治，就以为凡是办政治的就办不好，就令人失望，于是只好用消极的方法，对政治不闻不问。”

“现在不同了，从解放以后，我静心的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习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

“我们在这样的政府下生活，有什么理由能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

11月14日，陈垣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个人自修，不如集体学习，单是读书，不如实地训练，就是作一回下乡调查工作，也是实地学习之一。”

“来信问社会发展史研究提纲，只见有艾思奇著的《社会发展史提纲》，未算定本，拟明日寄你一部。又有恩格斯的《从猿到人》，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发展史”，陈垣思想的变化，是新社会给他教育的结果，也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

三、 活跃在各种政治活动中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的思想能与时俱进，进步很快，不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还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他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垣登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6月1日至9日，陈垣参加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到会者有各大行政区教育部及全国各主要院校负责人：陈垣、吴有训、楚图南、潘梓年、江隆基、汤用彤、叶企孙、林砺儒、陆志韦、李达、许崇清、徐悲鸿、嵇文甫、杨东莼、陈望道、杨石先等，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院署代表及高等教育方面专家， 中央教育部司长以上干部共180余人，连同列席者共计300余人。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首届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会议。政务院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等副总理，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等均亲临指导。马叙伦部长致开幕词。

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周恩来就“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一致”“团结与改革” 三个问题做了具体指示。

6月5日，陈垣在会议关于“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专题讨论中发言，检讨自己以前学术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

他说：“我一辈所研究的，都是狭小的问题与冷僻的问题，凡是有人研究的，我就不研究；我本来研究的，既有人研究，我也不研究。因此从没有在书报上，与人有过论战等事，很像与世无争的。我是研究历史的，但上古史一段，我没有研究；近代史一段，我也没有研究。我所研究的，就是从周秦到清初而止；我所研究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与社会实际无关，谈不到大众化，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

他认为这种情况要改变，教育要培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青年。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的好评，《光明日报》还作了专题报道。

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1月21日，陈垣率领辅仁大学师生进行抗美援朝宣传。2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四十五年前的回忆》一文，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的侵略野心。

12月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美军麦克阿瑟圣诞节前总攻势的消息。全国各地热烈祝贺中朝人民伟大胜利，首都学生为庆祝胜利，狂欢游行。

陈垣以一张四尺多长的大纸，书写"阅今日报，欣悉中朝部队反攻大捷，我辅仁大学全体教职学工谨向朝鲜人民军和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致敬”的大字题词。辅仁大学学生们把它装在玻璃框里，挂在学校礼堂的门前。

1951年4月8日，陈垣还与辅仁大学抗美援朝宣传队伍一起步行到德胜门外四间房村，并与四间房村的村民一起声讨美国侵略朝鲜的罪行。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普遍开展。中央政府决定组织土改工作团，并吸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参加，深入广大农村地区指导土地改革。

这年陈垣72岁，他申请到西南参加土改，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由500多人参加的西南土改工作团二团团长，下面分川东、川北、川西、川南4个分团。

5月28日，辅仁大学师生员工集会，欢送陈垣校长及其他5位先生参加西南农村土改。学生会主席徐炳鑫在发言中说："陈校长以72岁高龄，抱着向农民虚心学习的热情坚持参加这个向封建势力斗争的运动，曾得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的关怀。”

陈垣在答辞中说：“我看见我们学校的教授参加土改回来后都进步了，觉得自己老不进步，所以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

1951年重庆海棠溪渡口

6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说：“随着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与参观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所组织的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一团之后，西南土地改革第二团，在团长陈垣、副团长裴文中、吴羹梅、张锡钧、于松如等先生率领下， 一行五百三十一人，于本月十、十二两日分批先后抵达重庆。我们谨向不辞辛劳，来西南援助广大农民群众翻身解放事业 的工作团全体同志，致热烈欢迎。”

陈垣在重庆市政府参加学习，6月15日下午听刘乃和读土改材料，读到知识分子和农民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及农民运动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一节，陈垣动感情地哭了。他感到自己以往的功夫白费了，不能对人民有很多的贡献。

7月5日，陈垣在巴县参加斗争恶霸大会，在一位贫农妇女悲惨控诉时，流出了同情的眼泪。

陈垣在农民土改分田会上讲话，讲明要互助互让，和气分田，穷人都是一家人，在自己的阶级里，不要争吵，让地主和坏人钻空子。陈垣在农村访贫问苦，和农民一起下田打稻。陈垣参加土地改革运动4个月，于9月27日回到北京。

这次社会实践，使陈垣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群众和国家政治，对他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影响。

10月27日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举行工作总结会，陈垣在讲话中，谈了他在土改期间思想的转变和收获，他说：“我是研究宗教史的，过去对书本的看法，很迷信。经过这次土地改革，对书本的看法起了变化，觉得书本并不十分可靠。”

“过去，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老年人看不起青年人。但在实际斗争中，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看见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是自己所不及的。"

土改归来的第二天，陈垣又投入到“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这场运动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汤用彤、教务长张景钺等12位教授发起，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肯定，不久迅速推广到全国教育系统。

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并在天津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

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马叙伦，陈垣为总学习委员会21名委员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一场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运动，目的是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把立场转向人民。

陈垣与辅仁大学教师一起开会、讨论、学习、总结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思想变化和收获。

10月27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祝教师学习成功》一文，谈参加高校教师思想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个人的体会。

他说：“我们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得，架子搭起半天高，平日看不起广大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就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识字。其实多识几个字，多念几部书，有什么了不得。况且所谓知识分子，知识并不见得完全。”

他特别联系自己的实际，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又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受旧社会的熏陶很多。这二年多，虽然不断的学习，总是进步很慢。究竟岁数大了，接受新鲜事物，比年轻人差得多，耳目精神，更不用说。可是，我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面对着祖国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 我欢欣鼓舞地下决心要加强学习。我这次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以后，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深感从前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要从新估定。又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打着痛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

四、 “陈垣先生读书很多， 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陈垣作为社会人士代表被特邀列席了本次会议。

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多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陈垣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发言。他指出，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孔孟之道影响较深，脱离实际生活，不问政治，以及崇洋恐美，缺乏 民族自信心等毛病，联系自己的不足，强调要加强思想改造和学习。

陈垣发言之后，毛泽东主席特意走到他的座位旁与他交谈，并夸奖他：“你今天发言，认识深刻，很有道理。”

陈垣说：“我在解放后才学习你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我闻道太晚了，要努力赶上。”

11月1日，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毛泽东主席与陈垣同席交谈。毛主席向别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得到毛泽东这样赞誉的，只有齐白石、陈垣等少数大师。

毛泽东说陈垣“读书很多”，这可以从上述陈垣的学术成就中得到印证。陈垣对《四库全书》下过一番苦功夫，详尽地掌握了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就能够在我国书籍的海洋里，上下浮沉，运用自如了。

新中国成立后，各单位或个人遇有难解决的问题，或查找什么材料，经常来向他请教，就是因为他对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因此，凡来请教的，无不得到满意的回答。

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出席一次国际性的纪念会时，遇到有关屈原的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特意从国外打来电话向陈垣核对这个史实。他就像是一本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活字典，胸中装有千万册图书，很快解决了问题。

1954年11月陈垣与齐白石合影

1961年7月20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佛牙故事》 一文。该文考证和提示了佛牙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唐五代、辽宋元明各时期有关佛牙的保藏、传授及影响等历史记载。

当年中国佛教协会迎送佛牙出国奉游锡兰，陈垣应佛教协会之邀，撰写此文。

刘乃和回忆：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佛牙出国，拟整理一份材料。原佛牙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到现代共一千五百年，但中间有几百年，在书籍上找不到连续的下落。他应佛教协会邀请，在中国的内典、外典各种文献中，终于考证出佛牙延续的历史。”

“当时正是三伏天，气候闷热，他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他一会儿亲自去书库翻书，一会儿又阅读、思考。屋里太热就把桌子搬到庭院廊下，汗流如雨，汗水浸透了他的夏布背心。……”

“有一天午睡时间，他已躺在床上很久，忽然叫我到书库拿出沈括《梦溪笔谈》，他说偶然想起，好像这书里有记佛牙……翻找一遍，果见有一段有意思的佛牙记载。……我后来问他怎知这书里会有，他说以前找别的材料时似乎看到过，还依稀有些印象。”

我们的“国宝”，读书之多，记忆力之强，实在令人敬佩。

《陈垣传》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陈垣传》第二章——热血青年

《陈垣传》第三章——经世致用， 著书立说

《陈垣传》第四章——大师之路

《陈垣传》第五章——辅仁大学校长 风雨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