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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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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最近很火的南博仇英《江南春》事件。
作为老吃瓜狐,这件事也算是陆陆续续跟着吃。我之前发的关于“徐莺”的笔记还被徐某投诉,算是最早把这个瓜点发到小红书的人,现在“徐莺”问题已经全网发酵,估计徐某已经投诉不过来了。
不过那条笔记主要还是盘了一下南博和庞莱臣后人纠纷的时间线,截图出来给很多吃瓜还有点稀里糊涂的人做一下前情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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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下滑动)
上面盘点的主要是2014-2016年那场纠纷的前情,而本轮舆论焦点的仇英《江南春》是1959年那批入藏南博的137件中的一件,它不是问题的全部,也不是双方矛盾的起点,是纠纷的延续和引爆。
本轮焦点的起因是,庞家后人获知仇英《江南春》出现在拍卖画册上,起拍价8800万,从而发现曾经捐赠的书画有从南博流出的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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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 《江南春》图卷(局部),2025年出现在北京一拍卖公司预展中。图/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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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当年有接受捐赠文物清单,其中有明代仇英《江南春》卷。图/澎湃新闻
因为8800万这个天价数字,以及南博12月17日的回应,前期双方的争论焦点一直在仇英《江南春》是不是伪作的问题上。将复杂的问题二元对立化,是网络舆论的常见走向。这件事上,在不少人看来就变成了,是伪作就是南博“胜利”,是真迹就是庞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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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公众号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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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上的相关评论)
虽然都是在争真假,但其实落点又有所差异。
许多网友争真假,与博物馆热之后很多人逛博物馆的一些心态相似:他们既希望在博物馆看到精美的珍贵的符合对中国古代超然想象的展品,又总怀抱着大机构不会给自己看真品、珍品的被害幻想。此心态大约可比看医生,既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多大的病往医院一送,出来就得是个健全的无后遗症的好人,又觉得医生会坑害自己、给自己使绊子。所以,一旦有超出他们认知的现象出现,便各种阴谋论,尤其是网络发达以后,这部分人非但没有因此得到获取知识的广阔天地,反而落入一个又一个愚昧而极端的茧房之中。
南博论真假,主要在于对“消失”藏品处置的合理性,即南博《情况说明》中所说的“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这个具体“处置”说明里没提,但而后“新华社记者经采访得到”的链路是1997年拨交给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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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8日,被认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退出南京博物院馆藏记录。图/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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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显示,《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图/新华网
简单来说,南博的处置链路是这样的:鉴定为“假”→复核不宜入藏→调剂至文物店→售出。所以,真假与否是南博处置仇英《江南春》合理性的第一环,当然后面每一环都有可商榷的空间。但正如马未都所言,书画真伪是没有上帝之眼的,毕竟谁也无法看着仇英画。南博是业内,也必然懂得这个逻辑,所以仅南博《情况说明》到新华社报道提及的相关鉴定和审核加起来就有4次之多。因为书画真伪没有定论,只有鉴定意见。
从目前书画爱好者的评论看,倾向于仇英《江南春》为假的不在少数。看客们先别记着跳脚,仇英款的书画出现所谓的“伪作”实在是太常见了,但仇英的画也是经常可以拍出天价,否则拍卖画册也不敢写8800万这样的起拍价了。因为这个“伪”仅仅只是针对于仇英这个作者而言,仇英在明代书画市场就非常受欢迎,是很常见的伪托对象,并不说明这些“无名”画家的作品就不好、就没有价值。甚至于仇英本人,可能也是有过类似命运的职业画家,仇英的画远比他的生平更清晰更翔实,以至于我们如今看仇英是“生平模糊,伪作泛滥”。
2018年台北故宫办过一个展览“伪好物:16-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算是书画展中第一次正视“伪作”“造假”的问题,尽管这在书画历史中是个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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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米芾对一件传为钟繇《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当时展品清单中,一半的名字写着仇英,甚至是多幅类似的作品都写仇英。而台北故宫可以集中掏出16-18世纪的“伪作”办一个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伪作”的馆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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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仇英《画长信宫词》;右:(传)仇英《画连昌宫词》
图/台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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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仇英《上林图》(左右都叫这个名字,但不是同一幅)
图/台故官网
最为有名的“伪作”,我们这个号的读者应该可以妙猜,就是《清明上河图》。早年很多人以为《清明上河图》只有北宋张择端那一版,后来随着网络发展,这个认知又变成了有宋、明、清三版,实际上算上私人藏家手里的,《清明上河图》相关画作古籍有上百个(详见旧文《》)。而明代仇英款的,你去台北故宫可以看到,你去辽宁博物馆可以看到,你去青州博物馆还是能看到,真是人间何处不遇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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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的仇英《清明上河图》 虹桥部分
《清明上河图》明代版本众多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明代时此画几乎全部在民间流转。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代书画传承的特殊性,其实也没多特殊,因为古代没有复印机、打印机,所以书画传承主要靠临摹、仿古、伪造等,还夹着画家本人“制造”的一版多本、代笔应酬、摹古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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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仇英《嫔妃浴儿图》,上博馆藏;右:传周文矩《浴婴仕女图》,美观佛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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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仇英《羲之写照图》,上博馆藏;右:宋佚名《人物》,台故馆藏
而制造赝品、假名牟利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能和如今古代书画中的“伪作”划等号。
退一万步来说,以上所有的对于当代人来说,都是古代作品,都是有价值的。即便是古代的赝品,如果真品已经失传或存疑,后世的赝品就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存证,比如《兰亭集序》的各种摹本。
从书画爱好的土壤而论,“纯血”者是难以存活的。2018年台故展览之所以称作“16-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是因明代繁荣的书画市场而催生的这批“苏州片”(泛指商业性仿作)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书画发展。
如展览中就有,“苏州片”进入清宫后对清代院体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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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仇英《西园雅集图》;右:清·丁观鹏《摹仇英西园雅集图》
图/台故官网
宫崎法子有文专门讨论日本摹本,原作应是传至日本的明代“苏州片”。我们以往较关注传至海外的书籍,对于这些以“赝品”形式传播出去的图像作品则知之甚少,其实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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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图》的日本摹本(下)与宋摹本。图/《从传至日本的作品看明代“伪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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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的日本摹本(下)与明摹本。图/《从传至日本的作品看明代“伪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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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 融吉《摹仇英美人图》
图/《从传至日本的作品看明代“伪好物”》
目前处于风暴中心的仇英《江南春》究竟价值如何,拍卖册中早就给出了答案。由于画作鉴定的主观偏差和难以定论,拍卖行往往会出具关于作品的流传情况说明。按照拍卖公司所公布的信息,该画在庞莱臣之前还经过了“话雨楼”(吴江王氏)、“过云楼”(顾文彬)等著名收藏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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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拍卖公司公布的《江南春卷》 创作及收藏过程。图/澎湃新闻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两个问题:其一,鉴定家背书≠真假鉴定,看到有媒体混为一谈,“伪好物”也会有鉴定家背书的;其二,拍卖价值≠收藏价值,尽管它们之间往往是强关联的,但终究是不同的,比如深圳博物馆那些打工人用具、疫情过后一些博物馆向民众征集的相关生活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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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打工群体的用品
我相信发酵成为公共热点的事件,都不会有单一的争论焦点,愿意投入讨论的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不同的共情点或诉求。本文也不对事件本身做出评判,毕竟,我算老几,我还想这篇文章多存活一点时间呢,仅仅从仇英《江南春》的真伪出发,希望大家可以更全面地看待文物的价值,在博物馆看到“复制品”“仿制”的字眼时,也不要扭头就走或萌生出诸多阴谋论,敢于清晰标识并展出的,必然有其展示的用意。
最后,作为一个博物馆参观者,希望各大博物馆为避免“嫌疑”请将库存多多展示,不要成为某本书中的黑白配图后就石沉大海。此外,因写这篇以及我之前在写的另一篇关于博物馆的文章(还没发出来)想到,希望类似台故“伪好物”这样的策划展览越来越多,博物馆不应该只依赖网络打卡引流,更应担负起学术的引导与普及作用,“伪好物”展后涌现了许多关于“苏州片”等伪作影响的学术论文,比如前面的《从传至日本的作品看明代“伪好物”》。正视历史,正视所有的历史,这是博物馆该做的,更是南博目前该做的。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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