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3个文物败类，为了一己之私，造成天价文物的流失

在近代中国，有3个名字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或为一己之私，或为谄媚外寇，将祖先留下的文明遗产视作牟利的商品，自己大发不义之财不义之财，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永久损失。

他们分别是以敦煌文物流失为罪证的王圆箓、构建跨国文物走私网络的卢芹斋、为虎作伥的翻译奸佞蒋孝琬，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中华民族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一、王圆箓

1900年6月22日，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那个被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第17窟。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藏有从六朝到北宋的五六万件经卷文书、绘画、丝织品等文物，涵盖宗教、政治、经济、历史、艺术等诸多领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百科全书式"宝库 。

然而，这个本应改写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发现，却因王圆箓的愚昧、贪婪与短视，沦为中华民族最惨痛的文化浩劫。

身为守护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对这些珍贵文物毫无认知，更无保护之心。他眼中的经卷文书，不过是可以换取钱财修缮道观的"废纸"。

1905年，俄国探险家奥勃鲁切夫听闻藏经洞的消息后火速赶来，仅用50根蜡烛，就从王圆箓手中换走了两大包珍贵写本，成为第一个染指敦煌文物的外国盗贼。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抵达敦煌。这位打着"探险"旗号的文物大盗，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通过贿赂与欺骗手段接近王圆箓。

面对王圆箓的初期警惕，斯坦因谎称自己是"玄奘法师的信徒"，前来"取经"回归故土，又承诺捐赠钱财用于修缮莫高窟，最终以区区40块马蹄银的代价，将24箱经卷写本、5箱绣品及其他文物席卷而去。

这些文物装满了5辆大车和数十匹骆驼，仅花费斯坦因130英镑——这个价格，在当时甚至买不到一件普通的梵文贝叶写本。而王圆箓在收取"善款"后，竟还跑到敦煌县城打探风声，确认安全后便彻底放下戒心，日后再次见到斯坦因时，还将其奉为"大施主"热烈欢迎。

斯坦因走后，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至。这位精通十余种东方语言的汉学"专家"，凭借流利的汉语迅速取得王圆箓的信任，被获准进入藏经洞亲自挑选文物。

由于斯坦因不懂汉文，未能识别全部精品，而伯希和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将藏经洞中最具价值的经卷文书尽数筛选，其中包括大量有纪年的孤本、失传的古籍、精美的绘画幡幢等。

最终，伯希和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将6000余卷精品遗书装入10个大木箱偷运回国，这些文物后来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和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核心藏品，伯希和甚至狂妄地吹嘘："我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

此后，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掠夺者纷至沓来，王圆箓则始终扮演着"开门揖盗"的角色。

奥登堡率领的俄国考察队，凭借沙俄政府提供的10万卢布经费，在敦煌劫掠长达数月，盗走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以及100余件绢纸壁画、雕塑等文物，如今这些珍宝仍被圣彼得堡的博物馆收藏。

美国人华尔纳更是采用极其野蛮的手段，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剥离唐代壁画10余幅，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给莫高窟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 。

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南京、北京展示所盗经卷，中国学术界才惊知敦煌国宝遭劫的真相。清政府虽于1910年拨款6000两白银将剩余残卷运京，但王圆箓早已私自藏匿大量文书，运输途中又遭官吏层层克扣偷窃，最终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18箱残卷。

据统计，经王圆箓之手流失的敦煌文物多达4万余件，分布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博物馆中。

这些文物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失传千年的古籍文献、独一无二的古代绘画，它们的流失，使得中国敦煌学研究长期依赖海外馆藏，无数学术课题因文物缺失而无法完成，中华文明的一段重要记忆被生生撕裂。

二、卢芹斋

如果说王圆箓是因愚昧造成文物流失，那么卢芹斋则是有意识、有组织地大规模走私中国文物的"罪魁祸首"。

这位出生于浙江湖州贫困家庭的文物贩子，凭借投机取巧与广泛人脉，构建了一个跨越亚欧美的跨国文物走私网络，在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将无数国宝级文物贩卖至海外，成为20世纪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推手之一。

15岁时，卢芹斋到南浔富豪张定甫家做小工，后随张家少爷张静江出使法国，由此踏入古董贸易行业。1908年，卢芹斋在巴黎开设"来远"古董店，1911年又联合成立"卢吴"公司，以巴黎为总店，在上海、北京、纽约等地设立分店，形成了"国内收货、海外销售"的完整走私链条 。

凭借张静江在政坛的影响力，卢芹斋打通了民国政要的关节，使得国民政府对其文物走私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为其大规模盗卖国宝提供了便利。

卢芹斋的走私生意覆盖面极广，从商周青铜器、历代佛像、石窟石刻到名家书画，无所不包。考古学家陈梦家在《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中记载，书中收录的845件商周铜器中，有312件曾经过卢芹斋之手，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也列举了多件经卢芹斋贩卖的书画珍品，包括宋人摹本《八公像图》、李公麟《华岩变相图》、米友仁《云山图》等国宝级文物，如今这些珍品大多藏于海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国内学者想见一面都难上加难 。

在卢芹斋贩卖的无数文物中，"昭陵六骏"的流失堪称国之剧痛。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合葬墓，"昭陵六骏"是一组高2.5米、宽3米的青石浮雕，雕刻的是李世民生前骑乘的六匹战马，由阎立本绘图、阎立德雕刻、欧阳询题字，是唐代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1914年，卢芹斋勾结美国商人，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拆解成多块，偷偷运出中国，随后以12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这两尊浮雕在拆解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坏，"飒露紫"的马头、马身多处断裂，"拳毛騧"的四肢也有残缺，原本完整的艺术珍品被硬生生肢解，成为无法复原的遗憾 。

更令人发指的是，卢芹斋对隋代阿弥陀佛像的破坏。这尊高达5.8米、重约2吨的佛像，是隋代开皇五年用曲阳黄山石料雕刻而成的艺术瑰宝，原供奉于河北韩翠村崇光寺。

为了方便运输，卢芹斋竟将佛像切割成三段，运至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后，赠予民国政府，后又被转赠予大英博物馆。如今这尊佛像在大英博物馆占据重要位置，而其底座的介绍文字中，赫然印着卢芹斋的英名"C.T.Loo"，仿佛在炫耀他的"功绩"，实则是对中华民族的公然羞辱 。

卢芹斋还将黑手伸向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重要遗址，大量石窟造像被他雇佣盗凿者切割下来，打包运往海外。

1940年，卢芹斋在美国举办"中国石雕展"，展出的展品中就包括多件从五大石窟盗凿的佛像精品，其中部分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这些石窟造像一旦被切割，就永远失去了原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语境，留下的只是石窟中一个个狰狞的空洞，成为山河破碎的无声见证 。

面对国内舆论的谴责，卢芹斋竟辩解说自己是"保护文物"，声称"艺术没有国界"，将文物卖给西方博物馆是让它们"免于战火"。

但这种谎言不堪一击，他为了牟利，不惜将完整的文物切割破坏，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毁不计其数，所谓"保护"不过是掩盖其走私罪行的遮羞布。

直到晚年，身患重病的卢芹斋才在绝笔信中才流露出一丝忏悔："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这份迟到的忏悔，对于那些永远无法回归故土的文物来说，毫无意义；对于中华民族遭受的文化损失来说，更是杯水车薪 。

三、赵汝珍

相较于王圆箓的愚昧无知、卢芹斋的嚣张跋扈，赵汝珍的罪行更具隐蔽性。他披着“文物学者”的外衣，打着“保护文化遗产”的旗号，却干着监守自盗、倒卖国宝的勾当。

这位民国时期的“古董行家”，凭借担任北平警察局侦缉队队长的职权，以及编撰《古玩指南》积累的“声望”，成为潜伏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蛀虫，将无数珍贵文物偷偷贩往海外，给中国文物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赵汝珍早年混迹于北洋政府官场，凭借钻营手段爬上北平警察局侦缉队队长的位置。这个职位看似与文物无关，却为他日后盗卖国宝提供了“便利”。

他利用职权，不仅能轻易接触到北平城内的古董商、收藏家，更能对民间文物交易进行“监管”，实则是将监管权变成了垄断权。他一边打压其他古董商，一边低价强购珍贵文物，迅速积累了大量藏品。

为了掩盖自己的盗卖行径，赵汝珍刻意造“文物学者”的人设。

1942年，他耗费数年时间编撰的《古玩指南》出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类文物的鉴别、收藏、保养知识，一时间洛阳纸贵，赵汝珍也从一个“官场混混”摇身一变，成为备受推崇的“古玩泰斗”。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撰写初衷，并非为了普及文物知识，而是为了更精准地筛选、倒卖国宝。他通过研究文物的历史价值和市场行情，精准定位那些最受西方收藏家青睐的珍品，从而牟取暴利。

赵汝珍的文物倒卖，堪称“系统化”“专业化”。他利用侦缉队队长的身份，掌控了北平乃至华北地区的文物流通渠道，任何珍贵文物想要流出境外，都必须经过他的“许可”。

他还专门雇佣了一批文物修复师和造假者，对破损文物进行简单修复后高价出售，甚至将仿品卖给国内收藏家，将真品偷偷运往海外。

据史料记载，赵汝珍曾将一件宋代汝窑天青釉洗，以高价卖给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这件汝窑珍品如今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而国内却连一件完整的汝窑器物都难以寻觅。

更令人发指的是，赵汝珍还干过“盗掘古墓”的勾当。他利用职权，暗中资助盗墓贼挖掘河北、河南等地的古代墓葬，将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等文物据为己有，再通过跨国走私网络贩卖到欧美。

有考古学家考证，河南安阳殷墟曾多次遭到盗墓贼的疯狂盗掘，背后就有赵汝珍的影子。他不仅为盗墓贼提供保护，还高价收购出土文物，导致殷墟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许多墓葬遭到毁灭性破坏，给考古工作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赵汝珍非但没有坚守民族气节，反而投靠日伪政权，成为日本人的“文物总管”。

他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文物，将大量国宝级文物通过天津港运往日本和欧美。在这一过程中，他甚至不惜破坏文物。为了将一尊唐代彩绘陶俑运往美国，他竟将陶俑的头部、四肢拆解，导致陶俑在运输途中损毁，如今只能看到残缺的躯干，令人扼腕叹息。

抗战胜利后，赵汝珍的罪行被揭露，国民政府曾下令通缉他，但他早已携带巨额赃款逃往香港，后又辗转定居美国，最终在异国他乡寿终正寝。

他编撰的《古玩指南》至今仍被视为文物收藏领域的“经典之作”，但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中华文物的血泪。

赵汝珍披着学者的外衣，干着盗卖国宝的勾当，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换取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其行径比王圆箓、卢芹斋更令人不齿。

王圆箓、卢芹斋、赵汝珍这三大败类，虽然身份不同、动机各异，但他们的行为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大量中华国宝流散海外，中华文明遭受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多达1000万件以上，其中珍贵文物超过100万件，这些文物分布在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还有大量文物被私人收藏家收藏，下落不明。

这些流失的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件艺术品，更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文物在流失过程中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