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天青之谜：朱文立谈汝瓷复兴40年

▲朱文立烧制的汝窑天青釉百合瓶

图片来源受访者

1987 年，朱文立成功复烧了失传八百年的汝官瓷天青釉，更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田野调查中，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三大悬案。凭借数十年的坚守，朱文立为中国汝瓷的传承和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

朱文立，“大国工匠”称号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河南省分会理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理事。

▲“大国工匠”朱文立

1987年，朱文立成功复烧了失传八百年的汝官瓷天青釉，更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田野调查中，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三大悬案。凭借数十年的坚守，朱文立为中国汝瓷的传承和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有幸与现已年近耄耋的朱文立先生连线，聆听他口述汝瓷复兴历程中的点滴心得。

1975年，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汝瓷二厂，自此与这门古老的技艺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为还原汝瓷那一抹独特的“天青色”，朱文立全身心投入窑火与釉料的探索之中。

▲调配釉料的朱文立

“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牢记使命”，是朱文立为自己总结的十六字箴言。他对我们说：“因为我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汝瓷实验中，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我深深知道唯有不放弃才能最终迎来成果，以及背后的艰辛。”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汝瓷烧制工艺早已失传近千年，世间流传的汝官瓷不足百件，仅散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等少数博物馆。“汝窑一片值万贯”的说法，不仅是对汝瓷价值的高度赞誉，更说明了后人寻觅与复兴这门技艺的巨大挑战。

▲北宋汝窑清凉寺遗址出土瓷片和朱文立复烧作品对比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朱文立尝试了多达328种配方，经历了1500次试烧的失败。从原料的采集到窑温的把控，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汝瓷釉色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稍有偏差便前功尽弃。他常常在窑边守候至深夜，细致观察釉色的微妙变化，并记录下数万组实验数据。

▲北宋汝窑文庙遗址出土瓷片（左）

与朱文立复烧瓷片（右）对比

1987年4月，朱文立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突破。一窑具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色泽的汝瓷出炉，使失传800年的汝官瓷得以重现人间。他研制出的汝瓷胎质细腻、釉面温润如玉，器底“芝麻支钉”特征与北宋汝瓷几乎一致，在断面结构和釉面厚度等方面也与文庙遗址出土的瓷片高度吻合。

▲汝官瓷研究《技术鉴定证书》

次年7月，这一成果顺利通过了轻工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正式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汝窑”复烧的空白。朱文立反复提到，正是老一辈文博、考古专家们的鼓励和期望，成为他坚韧不拔钻研的动力。

▲耿宝昌先生为汝官瓷研究项目撰写的评审意见

“特别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汪庆正先生、叶喆民先生、王莉英先生，他们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汝瓷烧制的恢复，他们的鼓励让我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朱文立（前排左一）与专家团队合影

后排从左至右：耿宝昌、赵青云、冯先铭、叶喆民、李国桢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对于汝瓷的知识还极为有限，关于烧制以及汝瓷窑址的许多谜团仍未破解。专家们一方面寄望于他的试验，一方面也反复叮嘱他，“要有耐心，不要轻言放弃”。朱文立说，“我不是天才，但我相信只要肯下苦功，什么难题都能啃下来”。

当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汝瓷技艺的传承，朱文立首先强调的就是“古窑址的保护”，他说：“推动汝瓷技艺的传承，保护好古窑址至关重要，因为有大量珍贵的一手信息和考古资料都留存在窑址中。”

朱文立回忆，1983年轻工部下达了汝瓷研究的指示，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先生高度重视，便邀请他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藏汝瓷精品。“那时候展览用的还是简单的木柜，我们三人——保管员吕成龙先生、王莉英老师和我，把每一件都拿到自然光下看。看到汝瓷在不同情况下都展现出不同的色泽，那抹颜色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耿宝昌、 汪庆正、朱清时

等古陶瓷专家在汝州文庙

探讨文庙汝官窑窑址与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

后来，汝州城内望嵩路建筑工地出土了一片弦纹尊瓷片，“大约有手掌那么大，复原后无论釉色还是质感，都和我在故宫看过的汝官瓷一样。这说明汝官瓷确实是当时的宫廷用瓷，烧制工艺更加成熟精湛。我经常拿这些在窑址出土的古瓷残片和复烧出的汝瓷作对比。”

▲翻阅大量古籍、再与古瓷片进行对比

是朱文立的研究工作之一

古瓷片样品的重要性，让朱文立在复兴汝瓷的过程中多次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踏遍了汝州山川，也因此破解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陶瓷史谜团。1992年，汝州市文化局在文庙附近建设家属楼时，意外挖掘出大量青灰（釉料原料）和瓷片。朱文立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发现或许与汝官窑有关。

▲1992年世界古陶瓷研讨会

国际专家上手朱文立复烧出的汝瓷作品

此后六年间，他持续追踪各种线索，从十字街修路工地出土的瓷片，到居民建房时发现的釉料，他一点点缩小搜寻范围，终于在1998年确认了文庙汝官窑遗址的位置。这里出土的天青釉瓷片，无论工艺、胎质还是釉色，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汝窑弦纹樽高度一致。一些学者认为，这正是汝窑烧制鼎盛时期的“官窑”遗址。

▲几十年间，朱文立的考察足迹早已遍布汝州

2000年，汝州张公巷一户居民在建房时意外挖出了精美瓷片，如小米粒般细小的支钉痕迹，伴有匣钵出土。朱文立赶赴现场后，判断这里正是专为宫廷烧造的窑场，并第一时间上报至文物部门。经发掘，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得以正式确认，而朱文立也成为遗址的命名者。

▲朱文立进行古瓷片研究对照

2005年，他根据出土瓷片，在不断试验后成功复烧出张公巷北宋官瓷，再次填补了陶瓷史上的空白，其复烧作品釉质细腻，近似美玉。此后，他先后发现了将台柴窑遗址（2012年）、唐代风穴寺窑址（2013年）和宋代汝州新窑器遗址（2018年）。

至此，朱文立一举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汝窑、北宋官窑、柴窑”三大悬案，为北宋陶瓷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样本。提到同样失传已久的柴窑，朱文立也有亲身发现的故事。

▲古柴瓷残片

“有一次我在寻找汝官瓷窑址时，发现了一片色泽明亮、质地独特的瓷片。当时在现场没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直到将台柴窑遗址确认以后，才知道那片柴瓷残片有多么的珍贵。我对柴窑的样本瓷片特别珍惜，因为这是今后研究的难得依据。”

▲朱文立收藏的古瓷片样本

年复一年的田野调查，也让朱文立拥有了可观的瓷片样本收藏。他说他的收藏并非追求“拥有”，而是为了研究和破解工艺奥谜。他说：“我主要收藏的瓷片是汝瓷,每一片对我来说都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比如之前说到的那片确定了汝官窑存在的弦纹尊瓷片。”

朱文立强调：“我的汝瓷研究，最根本的切入点其实是釉质。汝官瓷的釉色与今日以化学原料调制出的釉色迥然不同。”在探究汝瓷工艺复原的过程中，他引用了大量史籍与传说。

▲汝窑天青釉鸡心碗，朱文立作品

例如，他特别提到汝瓷柴窑的典故：

“当时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我寄了一本《名窑资料汇编》，是一部手抄本的资料，其中就讲到了对柴窑的探索。柴瓷是五代十国皇帝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柴荣继位后下了一道圣旨，要求瓷器需达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圣旨颁布以后，连续两任督窑官皆未能成功，因而丢了性命。第三任督窑官烧了几窑也烧不成，忧心忡忡。年仅七岁的女儿问父亲为何郁闷，督窑官说朝廷让我烧天青色瓷器，如果我再烧不成，也难逃一死。女儿提醒他，父亲可曾听过民间传说怎么能烧成天青色吗？督窑官说，听闻有人要跳入窑中才能成色，但我怎么能害无辜的百姓呢？最终，在烧第三窑的时候，年幼的女儿为了救父亲，乘人不备跳入窑中，窑器崩裂，光怪陆离，自此片瓦值千金。”

▲汝窑天青釉细颈瓶，朱文立作品

朱文立多次分析这一传说，推测骨头中的磷和钙可能起到了作用，于是也曾用各种动物骨骼来烧瓷，却始终没烧制出理想色泽。但这段探索为他后来真正解决汝瓷的成分配比问题打下了实验基础。

▲窑变火照图

真正的突破来自科学实验中。他发现汝瓷色泽真正的奥秘并不在于配方本身，在于“二次窑变”。“瓷器从低温到烧制结束成瓷，这是一次窑变，是化学变化。所谓二次窑变，就是它在窑中冷却的过程中进行，瓷器逐渐由豆青变为天青，这是充满奥妙的一个变化。汝瓷一般停火后是豆青色，然后需要控制冷却的速度，过快或过慢皆不可，必须冷却得恰到好处，才能逐渐由豆青变成天青。”

▲汝窑天青釉大圆杯，朱文立作品

当然，“二次窑变”的发现并非一蹴而就。“1982年，汝瓷的化学组成向世界公布，很多人以为只要配出一样的化学成分即可复现，其实不然。我配了328种才发现了二次窑变的这个秘密。”

▲朱文立与女儿在开窑时挑选瓷器

在采访的尾声，朱文立向瓷器的专业收藏者和瓷器艺术的青年从业者寄语：“做瓷器要学好物理、化学。汝瓷的烧制过程，是化学变化加上物理变化。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把瓷器做好。”

▲汝窑天青釉葵口杯，朱文立作品

谈及未来，他也乐观地坚信：“汝瓷像雨过天晴的天空，色彩奥妙宛如美玉；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各界高度重视，汝瓷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也不断被挖掘。无论是茶具还是酒具，皆能提升品饮体验，让古老的艺术融于生活之中。所以我认为，汝瓷在今天也依然大有前途。”

最后，他援引乾隆皇帝的诗句，寄托对汝瓷传承创新的敬意：“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

《收藏/拍卖》杂志独家稿件

刊载于《收藏/拍卖》杂志冬季刊

作者：缪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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