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进入“小常春藤”名校，是为了学习“劝退专业”？

从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东方CEO周成刚老师2025年的全新力作《从此，世界在我面前》，书中收录了30个打破常规、向光而行的成长故事。

我们将在公众号持续分享，与您一起见证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轨迹。本期，我们来讲述自幼怀揣考古学梦想的黄培珊的故事。

黄培珊

2005年出生，湖北人

高中毕业于美国宾州某寄宿高中

2024年进入美国阿默斯特学院

学习人类学本科课程

我说想考古他们都觉得很酷，但不可思议。

——黄培珊

01

跨时空的伏笔

与19岁的黄培珊对话时，她言语间的笃定与热忱，竟意外地激起了我内心的澎湃。脑海中不时浮现这样一幅图景：未来某刻，已是青年学者的她在研究室拾起一片考古陶片，指尖抚过那些模糊的纹路，望向陶片延伸的方向，看到的是1926年那个30岁的背影——李济正站在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上，望着一片待垦的土地，为中国考古事业推开了第一扇门。两个身影跨越近百年，在时光里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

黄培珊很小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与考古相关。2024年，结束三年美国寄宿高中生活后，她如愿进入阿默斯特学院人类学系。“这里的人类学专业全美前三，还有12个考古田野合作项目，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田野实践。”她语气轻快，眼底却藏着认真。

“我计划未来继续深耕人类学或亚洲研究，中国地大物博，地下一定还有很多未知的宝藏等着被挖掘。”

谈及对考古的兴趣，她总会不自觉地提起与外公外婆共度的童年。在那个被阳光晒得暖暖的客厅里，藏着她对历史最初的认知。外公是个十足的历史迷，在她的记忆里，外公不是捧着泛黄的历史书细读，就是守着电视看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里的航海地图、《探索发现》中的考古现场，是她童年最熟悉的画面。所以，当其他孩子还在为动画片里的情节欢呼时，黄培珊已经在纪录片里认识了“周吴郑王”，听着那些与王朝兴衰、文明更迭相关的故事。

纪录片里的考古场景总带着“未解之谜”，天然勾着她的好奇心。“小时候看纪录片里的木乃伊、千年古尸，吓得躲在沙发角落，手指紧紧攥着外婆的衣角，简直是童年阴影！”她笑着摆手，眼里却闪着光，“可每次都忍不住从指缝里偷看，就是觉得神秘、刺激。尤其是最后揭秘的时刻，比如考古学家通过骨骼鉴定出墓主人的身份，或是用科技手段还原出青铜器的原貌，像解开了一个藏了千年的密码，特别有趣！”

▲黄培珊参与的考古项目集体合影

外公对历史的热爱，不仅为她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在无形中成为了她的榜样。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曾说，观察与模仿是人类重要的学习方式。孩子会在无意识中模仿身边人的行为，这种影响往往比刻意教导更有效。这也是教育中常说的：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要成为那样的人。外公日复一日与历史为伴的样子，悄悄在她心里种下了亲近历史的种子。

在这份童年的文化浸润里，外公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而外婆的一段往事，则让这份兴趣多了几分命中注定的意味。外婆曾说，文革时期她在武汉周边的小镇劳作，当时镇上正在发掘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便出自这里。因为工厂离发掘现场不远，外婆常和同事下班后去围观，亲眼看着一件件文物从泥土中被小心取出。

半个世纪后，上初中的黄培珊陪外婆逛湖北省博物馆。展馆里光线柔和，玻璃展柜将文物与观众隔开，却隔不断历史的气息。路过一个展柜时，她莫名地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只漆木首饰盒，长约二十厘米，表面的彩绘虽有些模糊，凤鸟纹样却依然能看出灵动的轮廓，透着一股沉静的光泽。她凑过去，鼻尖几乎碰到玻璃，仔细读着展签上的发掘故事，忽然愣住了——那“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水封保存”“器物出土时漂浮于墓坑积水”的描述，竟和外婆年轻时在小镇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

那一刻，时光仿佛在展柜前打了个结。这只曾侯乙家眷的首饰盒，2400多年前被亲手放入墓穴，深埋千年后重见天日，外婆或许曾亲眼看着它浮出水面，而此刻，她和外婆正一同站在这件跨越时空的文物前。外婆的手指轻轻点在玻璃上，“你看这纹路，和我当年远远看见的那个盒子多像。”更巧的是，外婆围观发掘的那个下午，腹中正孕育着黄培珊的母亲。

或许从那时起，祖孙三代便因这件器物，与春秋战国的那个家族有了隐秘的交集。外婆那次意外的“见证”，也悄悄为黄培珊的人生埋下伏笔——“从那时候起，我就很确定，未来要做考古相关的事。”她低头笑了笑，“好像冥冥中，有根线把我们和千年前的人连在了一起。”

02

一片陶片

初中毕业后，在父母的支持下，黄培珊远赴美国滨州的寄宿高中，开启了新的求学旅程。美国高中的社团和课程丰富得像个万花筒，戏剧社的排练、机器人队的编程、辩论社的唇枪舌剑，几乎能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兴趣，唯独黄培珊钟爱的考古是个例外。“很多学校会设戏剧课、编程课，却很少为考古这种小众方向开专门的课程。”她略带无奈地笑了笑，“同学们聊起未来，不是想当医生就是想做工程师，我说想考古，他们都觉得‘很酷但不可思议’。”

转机出现在一节拉丁语课上。她的拉丁语老师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曾在大学主修考古与古典学。一次闲聊中，黄培珊偶然提起自己对考古的痴迷，说起纪录片里的埃及金字塔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老师眼睛一亮，立刻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考古项目网站的网址：“这个网站上有世界各地的发掘项目，你可以试试申请。”

黄培珊立刻把网址存进浏览器收藏夹，每天睡前都要刷一遍。网站上的项目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埃及卢克索的神庙遗址、希腊雅典的古城墙、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玛雅村落……但所有项目都有个硬性要求：年满18岁。

“我从高一就开始刷那个网站，把心仪的项目存在收藏夹里，像盼着长大的孩子数着日子。高三暑假第一天，刚满18岁的我立刻填了申请表，申请了罗马郊区的一个考古项目。”

▲黄培珊和朋友们的合照

说起这段经历，黄培珊难掩兴奋——这是她第一次跳出纪录片和书本，亲身参与热爱的事业。项目持续五周，成员们住在罗马市区一栋老公寓里，清晨六点就要起床，挤着复古的有轨电车去郊区。“电车哐当哐当响，窗外的梧桐叶扫过玻璃，像在为我们伴奏。”她记得第一天下车时，泥土的腥气混着野草的清香扑面而来，发掘现场已围起白色的隔离带，几个戴着草帽的队员正蹲在地上清理泥土。

白天，他们蹲在烈日下，用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生怕碰坏地下的文物；用软毛刷拂去陶片上的浮尘，指尖能感受到陶土的颗粒感；傍晚回到住处，项目组的教授会搬来投影仪，在客厅的白墙上讲授基础的考古学、古典学或艺术史知识。而她，是当时项目里唯一的高中生，“大学生们会开玩笑说我是‘考古界的小实习生’，但都会耐心教我怎么分辨土层、怎么记录出土位置。”

“我们挖掘的是罗马附近一座小城的废墟，它藏着三个时代的密码：最早是两三千年的部落时期，还没形成城市，只有零散的聚居点，出土的多是粗糙的陶片和石制工具；接着是一千多年前的城邦时期，和罗马共存，能看到很多罗马特征，比如带花纹的地砖、陶瓶的样式，这也是我主要负责的阶段；最后，这座小城被罗马吞并，渐渐消失在历史里，只留下城墙的残垣。”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文物背后的故事格外敏感，总能从碎片里读出时光的痕迹。有次她挖到一块带葡萄纹的陶片，立刻想起老师讲过的罗马酒神文化，“仿佛能看见两千年前，有人捧着这只陶杯，在宴会上唱着颂歌。”

日复一日的发掘中，一位沉默寡言的专家渐渐走进了她的视线——他总能凭一片刚出土的陶片，精准分辨出陶器的种类、形制、材料、工艺，甚至来源地和年代，像在和古人对话。有次出土了一块巴掌大的红陶片，他只看了一眼纹路，就说“这是公元前1世纪的双耳罐碎片，产自坎帕尼亚地区”，后来比对数据库，果然分毫不差。黄培珊觉得奇妙，便主动上前申请做他的助手。专家笑着点头，带她到工作台，让她从绘制陶片纹样学起，还给了一份厚厚的陶器参照图例，里面印着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陶器纹样，按地区和年代分类，像一本“陶片字典”。

“太有意思了！”黄培珊的语速快了起来，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一片刚出土的碎片，你根本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子，但只要纹样能和参照图对上，它就有了具体信息——年代、产地、风格。比如几何纹常见于早期，卷草纹多见于帝国时期；带橄榄枝图案的，可能和祭祀有关。从这么一小块碎片，能推演出它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社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像从一片落叶里看见整个秋天，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黄培珊亲手挖出的一块碎片

这就像她亲手从土里挖出了一块历史的多米诺骨牌。单独看，它只是块被历史淘汰的碎片，陈旧、普通，甚至毫无价值。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追寻的，正是无数碎片间的联系。哪怕再微弱，一旦连缀成图景，被尘封的时代便会破土而出，徐徐展开。

她忽然想起读过的历史、见过的古建与文物，瞬间理解了那些投身历史的人——他们站在烈日下的土地上，或埋首于万千古籍中，在无数考古碎片上拂去细尘，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追问，用日日夜夜还原真实的过往。就在那一刻，她对考古不再只是纯粹的兴趣，而是生出了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坚定了要投身其中的决心。

03

与历史的对望

站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图书馆里，黄培珊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回到中国西南地区从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已经很成熟了，但脚下还有很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揭秘。”

她提起三星堆时，语气里满是向往，“那些青铜神树、纵目面具，至今没人能完全说清它们的寓意；还有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背后藏着古蜀人怎样的宇宙观？”她更想知道，帝王将相的史书之外，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比如他们用什么器具做饭，孩子玩什么玩具，这些琐碎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实的历史。她也好奇文明交汇的角落里，比如丝绸之路沿线的古镇，中原的瓷器与西域的织物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

在勾勒未来蓝图时，有一位前辈的身影始终在她心中矗立——中国现代考古之父李济。“李济从哈佛毕业后回国，1923年创建了南开大学人类学系，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搭建起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科雏形。”黄培珊的语气里带着敬意，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李济的《安阳》，扉页上写着“考古者，叩问文明之根也”。

“他一手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南渡北归》里写他的故事，看得我热泪盈眶。抗战时期，他带着殷墟的文物辗转南迁，箱子上写着‘人在物在’，那代人真的是凭着情怀做事。”

“通过野外发掘获取实物，是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这在以前的中国从未有过。”黄培珊的话不假。传统观念里，考古曾被等同于盗墓，直到上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西北掠夺式挖掘、带走大量珍贵文物后，我们才猛然意识到，国家的考古事业必须自己来做。于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开展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专业考古，用小铲子和毛刷，为中国考古学铲开了第一捧土。

李济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更将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等传说，变成了确凿可考的史实，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八百多年，也确立了商文明在东亚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他一直有个宏愿，想走遍大江南北，找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可全面抗战爆发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断；1948年，他不得已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直到84岁在台去世，再也没能回到殷墟看看。”黄培珊轻声说，“书里说，他晚年常对着殷墟的照片发呆，说‘那些陶片还在等我整理呢’。”

黄培珊静静讲述着李济的故事，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她对考古的热爱——想从遗迹与文物中揭开历史真相，让我们回望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想和其他考古人一起，搭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但对她而言，最有意义的，或许是终有一天回到中国这片藏满故事的土地，用那把能拂去岁月尘烟的刷子，延续前辈们耗尽一生点燃的考古火苗。

李济的故事让她看到了考古事业的重量，而现实中的声音，则让这份选择更显珍贵。采访前，我翻看过近年的考古新闻：标题里满是“千年文明”“文化传承”的宏大词汇，评论区却充斥着“又苦又累月薪6000”“冷门专业劝退指南”的现实感慨。甚至2020年，高考678分的钟芳蓉选择北大考古专业时，成了新闻焦点——在现实主义笼罩的社会里，比起高薪的金融、计算机，学考古被认为是“浪费分数”“自毁前程”。

“但你想过吗？考古是苦差事，未必能带来金钱和地位。”我忍不住问她。

“我知道呀，”黄培珊的回答带着一份孩子气的天真，却格外珍贵，“我本来就不追求这些，而且爸妈也支持我做喜欢的事。”她记得高三选专业时，妈妈特意找她谈过：“钱够花就行，做自己热爱的事，每天醒来才会觉得有劲儿。”这份天真源于纯粹的热爱与理想的意义。她能接受“又苦又累又挣不到钱”，因为对考古的追逐，早已超越了金钱、地位与名利。这也是黄培珊与钟芳蓉能剥离世俗定义的“好坏”，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

我常想，我们为何会被这类关乎“热爱”“追求”“梦想”的故事打动？或许是因为，多数人活在社会规则里：必须上某类大学，必须做某类工作，必须赚够某数目的钱，必须拥有某等级的地位。可这些“必须”中，有多少源于自己的内心？当发现热爱与世俗期待相悖时，我们有勇气挣脱既定的期待吗？正因为多数人没有这份勇气，才会被这些“逆行的理想主义者”深深触动。

▲黄培珊与朋友们的合照

时间回到黄培珊第一次参与考古的那个夏天，罗马郊区的阳光把陶片晒得温热，她捏着自己挖出的那片陶片，指尖传来的历史触感，带来一种不寻常的感动——就像李济在殷墟第一次触碰到华夏文明根脉时的震颤。我相信，当黄培珊因兴趣走进考古，当她终有一天在研究所回望中国考古史时，一定会迎上一双炙热的眼睛——那是李济站在战乱时代的殷墟废土上，望向中华民族考古学未来的目光。

考古从不是“挖旧东西”的猎奇，更不是对尘封历史的无意义打扰。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物质对话”——通过小心翼翼地拂去泥土、拼接碎片、解读纹饰，让沉默的陶片、锈蚀的兵器、残破的建筑基址重新“开口说话”。这些“物质遗存”不是冰冷的古物，而是人类文明的“活档案”：一片仰韶彩陶的几何纹，藏着先民对自然秩序的最初认知；一座汉代冶铁作坊的炉渣，记录着古代手工业的技术突破；一页敦煌写本的梵文经卷，见证着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

考古的终极意义，在于让过去照亮现在——它不仅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更通过解读历史的物质密码，指引我们“向何处去”，让当代社会的发展始终扎根于文明的深厚土壤，既不失本源，又充满前行的底气。

黄培珊，就是这样一位废墟里的守望者。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的模样：不被世俗的浪潮裹挟，用热爱为文明的长河护航，让那些沉睡的历史，在时光里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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