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案件背景
2020年11月X日，福建省某镇行政机关对刘先生（化名）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该行为后被法院确认为违法，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行政赔偿范围与标准的诉讼。
王先生不服一审判决，委托圣运征地拆迁律师提起上诉，案件最终由福建省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本案集中体现了在征收拆迁类案件中，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在赔偿标准、损失认定等方面的典型争议。
维权焦点与律师说法
房屋面积认定：合法证明与实际使用的冲突
圣运律师观点：
涉案房屋虽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面积为175.5平方米，但实际建筑面积为354平方米，超出部分系上诉人于1999年扩建。当时《城乡规划法》尚未出台，扩建行为得到村委会允许，且同村存在大量类似情况。至今无任何行政机关认定超出部分为违法建筑。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精神，赔偿应保障被拆迁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直接按证载面积补偿将导致安置面积减半，显失公平。上诉人要求按实际面积安置，且不缴纳扩购费，符合情理与法律原则。
镇行政机关答辩：
一审法院依据《房屋所有权证》认定房屋面积并无不当。对于二楼加盖部分，法院已作相应认定，不存在完全不予考虑之情形。产权证明是认定合法建筑面积的法定依据，超出部分缺乏合法手续，不应与合法面积等同对待。
屋内财产损失：举证责任与数额认定
圣运律师观点：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未依法制作证据清单，导致原告举证困难的，若原告已提供照片、视频、清单等初步证据，法院应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认定。上诉人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屋内物品与居住情况相符，具备较强证明力。在镇行政机关未清点物品的情况下，一审仅酌定6万元损失明显过低，应结合市场行情、照片视频等材料，按照有利于上诉人原则确定赔偿数额。
镇行政机关答辩：
拆除过程中已退还绝大部分生活物品，其余未返还物品，一审已综合考虑市场价值与折旧作出认定，数额合理。上诉人主张的损失缺乏充分证据支持。
搬迁奖励与补偿标准：十年变迁下的公平性质疑
圣运律师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赔再4号判例，行政赔偿中的“直接损失”应包括被征收人可能享有的全部安置补偿权益，如搬迁费、过渡费、奖励费等。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已被征收，因违法强拆导致补偿被赔偿吸收，应坚持“赔偿不低于补偿”原则。同村其他被拆迁户近年所获搬迁奖励约为27.5万元，而一审仍按2010年标准判定15万元，明显不公。搬迁补助、临时安置等费用亦应随经济发展适时调整，否则无法保障被拆迁人长远生计。
镇行政机关答辩：
搬迁奖励标准依据的是狮政综〔2010〕X号安置方案及相关片区标准，一审认定有据。上诉人所谓同村人员获27.5万元奖励并不属实，政府执行的是统一标准，不存在个别偏高情形。
律师费应否赔偿：直接损失的界定之争
圣运律师观点：
上诉人因诉讼聘请律师并支出代理费，该费用系因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中的直接损失范畴，应予赔偿。
镇行政机关答辩：
律师费不属于国家赔偿法定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
法院裁定与启示
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强制拆除发生于2020年，若仍参照2010年的补偿标准进行货币赔偿，价格明显偏低，可能违背公平合理原则。一审直接沿用旧标准认定房屋损失、搬迁补助、停产停业补偿等，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外，涉案房屋附属物、屋内动产等事实双方争议较大，需进一步核实。据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建议重审法院可就相关酌定款项组织双方协商。
本案凸显了在征收拆迁行政赔偿案件中，如何确定“不低于补偿”的赔偿标准、如何认定历史遗留建筑的面积、如何把握动产损失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仍是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亟待统一的难点。
法院在发回重审裁定中体现出的“照顾权利人实体权益”“参照标准不应明显脱离现实”的司法导向，也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文章 | 圣运律师 | 视觉 编辑 | 圣运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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