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老干部，同样爱收藏，王一平比南博那些人强多了

近期南京博物院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往事也被牵扯出来，最令人唏嘘的是80年代的南博前院长姚迁之死。

据其好友冯其庸在口述自传中所述，很多老干部会向博物院“借”走字画。但姚迁去催还时，东西要不回来不说，还惹得对方不高兴。后来姚迁的死，跟这方面有很大关系。

此事让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位老干部王一平，他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同样位高权重，同样爱好收藏，但他从未以公谋私，反而不断以私奉公，将自己所购的字画捐献给组织。

并且他对爱人、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爱人几十年级别都没往上提，五个孩子没有一人从商从政，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才能称得上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一、为革命，遇上了爱好

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东荣成，1932年考入文登乡村师范学校，在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经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谷牧介绍入党。

1935年11月，胶东特委在文登、荣成等地领导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王一平在行动中表现积极。可惜敌众我寡，起义以失败告终，王一平也因此遭到通缉。

山东难以立身，王一平前往北平开展地下工作。或许是缘分使然，他在北平时住在琉璃厂附近，出街入巷都能看到古玩字画，渐渐地，他对这方面也有了兴趣。

当然，王一平从未因私废公，“西安事变”后奉命到延安学习，陆续于抗大、中央党校深造。等他毕业，山东正好急缺干部，便安排他回老家工作。

因为本就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再经过中央系统性培训，王一平在山东很快崭露头角，到抗战即将结束时已是山东军区4师政委。解放战争则更加出色，担任过华野8纵政委、三野26军政委、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本来按照王一平的资历，要成为开国将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为胶东子弟、接替他担任26军政委的李耀文就是开国少将。

1952年，组织对行政系统和军队干部进行了一次定级，王一平是行政八级，对应的军队级别为正军级，该级别可中将可少将，按照王一平担任过副兵团职的历史，有很大概率会被授中将。

奈何上海解放后，组织需要经验、能力都足够的政工干部来发展建设，王一平就被陈老总点将到上海市委任职，渐渐脱离军队，因而无法参与授衔。

当初还有一段往事，第八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觉得王一平对兵团很重要，舍不得放人，就打电话给陈老总求情，但陈老总只说了四个字：这是命令。

只有能人，才会被抢着要。王一平随即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为这座国际大都市添砖加瓦。

二、敢坚持，自摘“乌纱帽”

进入地方工作后，王一平始终保持正直的作风。195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陷入“胡风案”，王一平检查过材料后，发现彭、胡并无关联行动，便坚决不同意定性。

彼时政治高压，有人指责王一平右倾，他也没有争辩，只是说：

“我是不是右倾，自己不好评价，以后再看吧。但是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份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

随后王一平离开了专案组，并且主动辞去市委组织部长职务。这件事让彭柏山及家人非常感动，2007年王一平去世时，彭柏山之女彭小莲专门撰文《骄傲的灵魂——怀念王一平叔叔》悼念。

因为喜爱字画，王一平在离开组织部后申请去上海博物馆当馆长，这是明显的自请降级，他却异常高兴。

1957年“反右”时，文化单位很容易被当成是“牛鬼蛇神”扎堆的地方，但王一平顶住压力保护了上海博物馆的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没有揪出一个“右派”，这在当年极其罕见。

不过他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有时候需要与文物商人打交道。有干部就写信反映，说这样影响了党的干部形象。

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听说后很生气，当场说这是玩物丧志，并且叫人马上通知王一平来市委报到。这样，王一平才重新到市委上班。

返回核心岗位后，王一平也始终坚持原则，后来的历次运动，只要他觉得对的事情，哪怕明知会挨批也会去做。

原上海市副市长石英的儿子石鼎说过这样一件事，大运动时期石鼎因是干部子女，被拉去参加批斗大会“受教育”，大会上王一平是重点被批对象。

其他人被污蔑，或是怕反驳引来更严厉的处罚，或是抱着早完早了的心思，都不出声。只有王一平坚决还击，把那些“帽子”都顶了回去。石鼎谈及此事，感叹地说王一平“高大的身躯很威武”。

被打击时不低头，重回领导岗位也不报复，1976年10月以后，王一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他没有去翻那些自己的旧账，只是致力于恢复社会稳定。

包括后来的“大讨论”，他也认为关键是统一思想，而非上升为路线问题。

最终在1980年，王一平功成身退正式离休，不在政坛后，他在收藏界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三、爱字画，更懂得取舍

王一平是懂艺术、爱收藏的人，从50年代开始，他就经常会用自己的工资去买字画。建国初期，文化收藏界是很迷茫的，业内基本是资本家、旧官僚、旧知识分子等被打击的对象。而大家发现王一平也热衷此道，就安下心来了。

毕竟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在搞收藏，那还有什么害怕的呢，上海的文化收藏市场及文物商店字画价格又出现了一阵繁荣。

彼时王一平也是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每个月300多元工资，除开党费、水电等开支外，全部用来买画。一家人生活，就靠妻子张梅修的140元工资。

目前已知他经手过的字画藏品有赵孟頫行书诗、元代倪瓒《汀树遥岑图》、明初林良《纸本花鸟画》、清代“扬州八怪”、近代齐白石和徐悲鸿、解放后的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等大师字画百余件。件件为珍品。

80年代后，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开始升温，许多原先卖不出价格的书画迅速飞涨。王一平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了很多上海的书画家，只要他开口要，这些老朋友一定愿意将作品相赠。

但他觉得现在书画值钱了，再去要字画就相当于要钱，这不符合组织规定。如有老友想表示谢意，他就希望对方捐赠给博物馆。比如林风眠移居香港前，听闻王一平的建议，就将留在上海的书画作品，悉数捐赠上海博物馆。

而王一平发现自己的工资已无力在市场上购买字画后，决定停止收藏，并逐步向外捐赠字画。他的藏品，大部分捐给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捐给距离老家很近的青岛博物馆。

包括他跟当代书画名家交往时获赠的一些题款作品，本想留给子女做纪念。但听闻上海博物馆在征集这些名家的作品后，他也愿意挑选精品捐赠。

捐赠时，他与博物馆约定“三不”：不要宣传、不要捐赠仪式、不要证书。对方问，那如何署名？他回答：“你们看着写吧，但一定不要写我的名字。”

所以，王一平所有捐献给博物馆的藏品，都没有留名，也没有收取任何收条或凭证。

四、己清廉，严约束家人

王一平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特别严格。

他复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之际，市委正在筹组市纪委，考虑到他的妻子张梅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级别等各方面也够，就想把张梅修调过去，但王一平不同意。

妻子询问原因，答曰：我分管的部门，你是不能去，以免别人说我徇私。张梅修本来自己也很想去市纪委，但因为王一平的坚持只好作罢。

后来还有一次，市园林局党委拟提张梅修等两位同志担任局党委副书记，王一平看到名单后，又将妻子的名字划掉了。

这几件事让一些同事都忍不住说：王一平对家人也太过分了。正因为他的“过分”，妻子在60年代已是正处级，可到离休都还是正处级。

王一平对孩子也是一样，大儿子参军后复员，回到上海的一个工厂工作，大儿子很上进、工作能力强，所以组织把他送进干部培训班准备好好培养。

然而王一平知道后将儿子叫到身边，跟他说：你进训练班没有走后门，但如果你不是我儿子，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机会吗？我看你还是不要当官，就老老实实的当工人吧。

儿子虽然无奈，但知道父亲的性格，只好退出培训班，直到退休依然是普通工人。

王一平的二女儿参军后与一位军人组成家庭，本来是可以从部队转业回上海的，张秀梅也想女儿回来，但王一平阻止了。

他说自己曾分管过上山下乡工作，上海的百姓家家都有子女在外地，自己怎么能把所有孩子都叫回身边，这是搞特殊化。因此二女儿一家只能在南京生活。总之，在王一平的教诲下，五个子女无一人从政当官，不是工人就是农民！

人们常说隔代亲，放在王一平身上也是不成立。

王一平的孙女考进了上海市重点南洋模范中学，他担心孙女啥被照顾入学，还特地派人去南模中学暗地调查，得知确实没有“走后门”才放心。

他的这些举动并非不爱自己家人，只是将“公”放在了“私”之前。这批无私的老革命，才是共和国的底色，才是新中国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