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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的一场辩论，把长期维持的体面直接掀翻在地。
瑞典议员查理·威默斯站出来，提出了一整套几乎不留余地的主张。他说，伊朗人民的勇气已经点燃了街头，欧盟如果还想继续谈“价值观”，就必须用行动去匹配这股火焰。宣布伊朗现政权非法，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像对俄罗斯那样执行真正的石油禁运，扣押该政权在欧洲的全部资产，切断其在欧洲的宣传网络，关闭所有伊朗大使馆——不是谴责，不是“关切”，而是实打实的切断生命线。
欧洲议会议员查理·威默斯
他甚至提到了伊朗街头出现的口号，“国王万岁”，并公开呼吁欧盟邀请伊朗前王储雷扎·巴列维访问布鲁塞尔，承认其反对派领袖地位。这番话刚落音，立刻有人跳出来指控他是在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行动背书，质问“民主是否能建立在炸弹和侵略之上”。
威默斯的回答没有任何修辞空间。他直言支持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层进行定点清除，因为这是一个屠杀了成千上万伊朗人的组织。随后他把问题抛回去：“你为什么要保护这些杀人犯？你为什么不能像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样，去同情伊朗人民？”
这段交锋真正刺痛的，并不是伊朗政权，而是欧洲政治中那层早已发黄的人道主义外衣。许多自诩进步、反战、关怀弱者的左派政治人物，在面对共产主义政权或伊斯兰神权体系时，常常突然失语，甚至开始为压迫者寻找理由。他们的同情心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只对“政治上安全的受害者”开放。
于是，“反战”变成了一种选择性道德：可以反对西方的任何军事行动，却对长期的体制性屠杀保持克制；可以为抽象的和平高喊口号，却拒绝承认被压迫者有摆脱暴政的权利。当伊朗人民在街头被子弹和绞索回应时，这种反战，听起来更像是在替刽子手争取喘息时间。
问题或许不在于天真，而在于立场。当一种意识形态无法直视极权的存在，它最终就只能学会为极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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