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起了个非常俗的标题，赵老师也是俗人，大家见谅见谅。
信托法是复杂的，连委托人的法律地位这样的简单问题，也有着复杂的内涵。
1.
理想中的委托人，是在信托设立之后，委托人就不在对信托有发言权。
代表性的案例是：。本案的委托人兼上诉人鲍登夫人是一位寡妇，她决定去修道院修炼，并发誓过贫穷的生活。她将财产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包括她的女儿赫伯特夫人。信托目的是造福她的子孙后代。
后来，鲍登夫人发现尘缘未了，决定还俗。离开修道院的鲍登夫人决定收回财产，并辩称信托无效。然而，包括赫伯特夫人在内的受托人都反对鲍登夫人的主张，称她无法撤销信托。鲍登夫人辩称，她的意图已经改变，并且，在设立信托时，她并未完全理解信托的含义。
但法院仍然认为，信托设立之后，委托人和信托不再有关联，不可撤销信托。
2.
但在现实中，委托人大多会在信托文件中为自己（或为自己信任的保护人等）保留各种各样的权利甚至撤销信托的权利。
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保留各种指示权，变更权，都是可以的。只要委托人保留的权利不过分，信托甚至不会被“击穿”。
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在中国有没有委托人没有保留任何权利的家族信托？。
即使不能说没有，也会非常少。
如果信托文件中有约定的根据，委托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可以行使各种权利，包括变更的权利。
3.
而且，我国的信托法还为委托人保留了很多法定的权利。这更是给我国的委托人带来了很多虚幻的权力感。
可以再读一下信托法第20条到第23条，看一看这些法定权利的性质。
4.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委托人没有在信托文件中保留这些权利（委托人的法定“权力”多是保护性的监督性的权力），他能不能对设立后的信托施加积极影响？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典型的案例是默多克的家族信托。前年（2024年）12月9日，内华达州的一位遗嘱认证专员（probate commissioner）驳回了鲁珀特变更信托的请求，保留了原有的结构。精明如默多克，若没有保留变更信托的权利，也不能对信托为所欲为。
5.
昨天的博文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信托设立之后，当事人通过约定，能否对信托的重要要素进行变更。
信托设立之后，谁能变更信托的要素？要看法律的规定或者信托文件的约定。
信托法没有规定委托人有可以自我变更的权利。
若信托文件没有保留这种变更权，委托人、保护人、受托人、受益人都不能对委托人进行变更。
但是，正如我上一篇博文所探讨的，如果全体信托关系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取得授权的人，能达成合意，终止信托再设立一个新的信托都是可以的，就不用说变更委托人这种小事了。
需要注意，取得全部受益人的同意，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上一篇博文说的明白，这是一个信托的更新（借用债法的语言）问题。
6.
部分委托人出于对信托制度和信托法的误解，非常重视委托人的地位。
为了保持对信托的影响力，会在信托设立之后争夺委托人的资格。
这是很奇怪的想法。
要保持对信托的控制权，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这正是我为什么在上一篇博文中说——“怕不是对信托委托人的地位有啥误解？”
小书《中国信托法》出版，对大多数困扰我国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信托法问题——家族信托、商事信托和慈善信托，都给出了可信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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