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利国利民的 “改稻为桑”，为何沦为严党掠夺百姓的工具？

问严嵩严阁老一件事，为什么看似利国利民的 “改稻为桑”，最终沦为你们严党掠夺百姓的工具？

严嵩这老匹夫只会扯一些，大明国库空虚，东南倭患猖獗，北边鞑靼作乱，没有银子，拿什么养兵作战？拿什么供养皇上修道炼丹？拿什么维系大明两京一十三省？

丝绸出海，利市百倍，改稻为桑成型，大明江山永固。

严嵩肯定不会说，改稻为桑的过程中，他严党丧心病狂的“毁堤淹田”，造成数千人死亡，30万百姓流离失所。

严嵩更不会说，正常年景40担到50担谷一亩的土地，被严党以10担谷一亩的超低价格收购。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聊，改稻为桑是如何推动的，嘉靖帝、严嵩、胡宗宪、杨金水这些人，又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搞清楚为何要推动改稻为桑，就要知道此事的前提条件。

财政会议时，徐阶、高拱提到，大明去年税银总额，为四千五百三十六万七千两，但严世蕃昨天送过来的开支账单为五千三百八十万两，也就是说，大明去年财政超支1400万两，财政亏空八百四十万三千两。

由此，揭示了大明国库空虚，户部库银一干二净。

但是，内阁预备成员张居正的一句话，引起了嘉靖、严嵩等人的注意。

“可是我们的商船，我们的丝绸、茶叶、瓷器竟不能出海，光这一项损失一年至少在千万两以上。”

丝绸、茶叶、瓷器的出口，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明朝。

明朝初期的时候，丝绸、瓷器等物品是赏赐藩属、外邦的核心物品。

朱棣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丝绸、瓷器、茶叶，郑和以官方贸易与赏赐形式对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国家大规模输出。

所以说，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认可程度高，外销利润价值大。

无论是严党势力还是清流势力，只要能为嘉靖帝搞到银子，他就是嘉靖帝的好臣子。

所以，嘉靖帝出了精舍后，看着剑眉星目的张居正露出了赏识姿态：

"朕刚才在里面听你算账也算得很透彻嘛。你说只要海面的商路畅通，我大明的商船能把货物运到波斯印度一带，每年就可以开源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朕想听你说说这个思路。”

相较于剧中，张居正神情不变，不慌不忙的应答。

原著中的描写更加细致：

张居正显然有些激动，但尽力平静心态。

那么，身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出身，谥号文忠的张居正，为何嘉靖帝只是露出赏识姿态，他就要“尽力平静心态”。

因为端坐上方的，是手握生杀大权、亿万百姓福祉于一身的皇帝。

就像大家在现实中，碰到一个大人物，对方语气温和的问你，家里猪崽下了几个，孩子读书成绩好不好？

谁又能淡然自若的回答呢？

如果说，嘉靖帝的赏识只是让张居正激动不已，严嵩的接话，直接让张居正方寸大乱。

严嵩："这个想法张居正和臣商议过。”

剧中的张居正立刻抬头，往徐阶、高拱等人的方向看过去，似乎是在解释自己没有和严嵩接触。

原著中这一段内容，则是写：“徐阶、高拱也立刻下意识地望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开始是一愕，接着像是向徐阶、高拱表白般轻轻摇了摇头。以示自己并未和严嵩有过什么商议。”

无论剧中还是书籍描述，都说明了，张居正很抗拒与严嵩扯上关系。

徐阶、高拱不愿意张居正和严嵩扯上关系。

从关系上算，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时，徐阶就是他的老师，不光如此，徐阶还是张居正的政治引路人与最大靠山。

清流势力中，最出彩的官员也是张居正。

如今严党势大，如果徐阶、高拱最看中的晚辈，私下里和视若仇敌的严嵩站到了一起，清流势力会怎么想。

所以说，浓眉大眼的张居正不仅不能和严嵩有接触，连正常交流都不应该有。

镜头转回剧集，本剧中最大的转折，“改稻为桑”正式出炉。

严嵩：“只要海面货商之路畅通，接下来就是运什么。比方江浙的丝绸。一匹上等的丝绸，在内地能卖到六两白银，如果销到西洋诸国则能卖到十两白银以上。现在江苏是一万张织机，浙江是八千张织机，能不能增加织机，多产丝绸？”

我们提炼一下严嵩的话。

大明本土丝绸价格为六两白银，外销价格为十两白银以上，这样算，一万匹丝绸的销售额为十万两白银，毛利润四万两白银。

即使扣除船费、水手工资、伙食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最少也有一万匹丝绸也有两万三千两白银的纯利润。

说完丝绸利润，再聊聊严嵩第二段话的内容。

江苏有一万张织机，浙江有八千张织机。

浙江丝绸巨商沈一石，他有25个丝绸作坊，一个丝绸作坊内，摆着120架织机，织工们12小时两班倒的织丝绸，一年时间也只能织出八千匹丝绸。

打通海上商路后，就不能光靠一万八千架织机生产丝绸，但增加了织机，蚕丝数量也得跟上。

嘉靖帝对于这个问题也很关注，所以他紧接着严嵩的话询问：

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以为“改稻为桑”是临时起意，其实，这件事情嘉靖帝和严嵩都通过气了。

把浙江的农田划分一半，改为桑田，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民以食为天，浙江农田没了一半，如何满足浙江百姓吃粮需求。

严嵩回答：“从外省调拨，历年都是从外省向浙江调拨七百万担粮食，增加了桑田，再增调粮食就是。”

原著中的描述则是，“以往每年外省都要给浙江调拨一百多万担粮食。”

剧中这一块剧情改成七百万担粮食，则是对应了后续剧情中，浙江改稻为桑掀起的滔天恶事。

严嵩说完粮食供应问题，嘉靖继续询问粮食价格问题。

严嵩回答说，“每亩桑田的收入比每亩粮食的收入高”

严嵩的回答看似没有问题，其实埋着一个巨大隐患。

浙江是 “七山二水一分田”，耕地本就稀少。一旦朝廷旨意下达，浙江农户大面积改稻为桑，那么本地粮食产量久会断崖式下跌。

虽然百姓可以用卖丝的钱买粮，但如果所有人都去种桑，谁来卖粮？

做个假设，如果遇到灾年或者战事，外省的粮食调拨，进不了浙江，当地百姓手里的白银就是废铁。

也就是说，严嵩只算了亩产收益，对于粮价波动的问题，他根本不考虑。

改稻为桑的规模越大，粮食需求就越依赖进口。谁能保证，粮商会不会因为粮食稀缺而坐地起价。

古代百姓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饱，如果按照严嵩的预想走，农民赚的丝帛利润再高，最终也会被飞涨的粮价吞噬。

所以，改稻为桑一事，看似国库增收，实际情况却是百姓破产。

把 “权力平衡术” 玩到极致的嘉靖帝，难道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的危机吗？

嘉靖帝自然知道，所以他为浙江百姓上了一道安全锁：

“再加一条，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许增加税赋。”

原著中则是描述为，嘉靖不再问了，终于说出了下面这句应该由自己说的话。

什么是嘉靖该说的话？

身为天下臣民的君父，嘉靖帝的第一责任是让百姓有饭吃，不是搞钱修道，身为君父，嘉靖帝最该说的是百姓安危，可他想听的，只有金银丝绸。

为了推动改稻为桑，嘉靖帝又上演了极致的权力平衡。

他把差事交给了代表皇权势力的司礼监、代表严党势力的工部，为了堵住清流势力的嘴，嘉靖帝又把丝绸利润交给了户部。

嘉靖帝的驭人之术，到这里才算真正显形。他看似让司礼监和工部一起办差，实则早已画好了各方势力的工作范围。

司礼监只负责传旨和监管，站在安全区不担责；

具体的征地、改田、得罪百姓的脏活，由严嵩父子去做。

现代社会中，我们把这一招，叫作权责分离。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嘉靖帝拿捏了清流的命门。

徐阶、高拱天天喊户部没钱，军饷发不出来，西北、东南都需要做部署，全都是必要开销。

现在，嘉靖帝通过丝绸贸易搞到了银子，等于捏住了大明的钱袋子。

这时候，徐阶和高拱还能硬拦吗？

自然不能。

一旦徐阶死谏阻止改稻为桑，就等同于断了国家的财源，坐实了 “清流误国” 的罪名。

嘉靖正是算准了这一点，用国库的窘迫，绑架了清流的立场。

于是，在严党的推动下，在清流的沉默中，改稻为桑，最终成了大明的国策。

一场看似利国的改革，就此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合法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