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生生的二战地狱：女人受尽非人折磨，裸体点名，活体实验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当苏联红军的坦克碾过德国北部冻结的泥土，驶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让那些经历过斯大林格勒血战的士兵们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围墙内，活着的人已经不像人了。

她们的眼窝深陷如枯井，肋骨根根可数，皮肤紧贴在骨架上，散发着腐烂与恶臭的气味。

有士兵当场呕吐，有人摘下军帽，红着眼圈把自己的干粮递过去。

医疗队冲上来抢救，但对许多人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她们的内脏已经衰竭，身体早已被摧残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里是拉文斯布吕克，纳粹德国唯一一座专门为女性建造的集中营。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超过十三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被关押于此，其中约九万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劳累、毒气室和人体实验。

当苏联红军到达时，幸存者仅剩三千余人。

而这一切的起点，看起来却如此“岁月静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纳粹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在柏林以北九十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村附近建造一座集中营。

选址颇有讲究，营地紧邻施韦特湖，周围森林环绕，如果不看围墙和岗楼，这里几乎算得上是风景宜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一批九百名女囚从萨克森州的利希滕堡集中营被转移至此。营区大门上挂着一句嘲讽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

讽刺的是，这座专门关押女性的集中营，最初的条件确实让一些来自贫民窟的囚犯感到惊讶，整齐的草坪、花坛、甚至还有一个养着孔雀的鸟舍。

但这种“好日子”连影子都不曾存在过。

随着战争扩大，囚犯数量激增。为二百五十名妇女建造的营房，很快塞进了一千五百人到两千人。

有人估计，这里一度关押着五万名囚犯，而设计容量最多只有六千人。

一张床上躺着三四个人，更多的人连床都没有，只能挤在地上，有时连一条毯子都分不到。

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五百名从匈牙利押送来的犹太妇女被安置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地上只铺了一层稻草。

拥挤和恶劣的环境很快导致虱子泛滥、瘟疫横行，成批的囚犯死去。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德国北部遭遇了罕见的严寒。

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寒风如刀，能穿透一切衣物，直刺骨髓。

但对于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来说，衣服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纳粹发明了一套“点名制度”。每天凌晨天还没亮，囚犯们就被吆喝着赶到广场上，站立几个小时，任凭风雪肆虐。

更残酷的是，新人进门的第一课是“消毒”，所有人被赶到空地上，无论你是十几岁的少女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妇，都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所有衣物。

纳粹说这是为了防止传染病，但谁都清楚，这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从踏入营地的那一刻起，她们就不再是人，而是牲口、是编号、是等待处理的“物品”。

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赤裸的身体很快失去知觉。有人站着站着就没了呼吸，身体冻得僵硬，直挺挺地倒下去。

但只要还有人站着，点名就不能结束。

岗楼里的纳粹军官端着热咖啡，隔着玻璃窗欣赏这一切，就像观看一场免费的冬季演出。

那些看守中，还有许多女性和纳粹专门招募来的女看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女人下手往往比男看守更狠，丝毫不留情面。

拉文斯布吕克同时也是纳粹培训女性狱警的基地，二战期间，超过三千名女性党卫军主管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被派往各个集中营。

即使熬过了点名，等待她们的依然是地狱般的每一天。女囚们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她们推料车、运砖头、修路，有时像牛一样被套上绳索，拖着巨大的滚筒碾压路面。

更多的囚犯被送往集中营旁边的西门子工厂，为德国的战争机器制造V-1和V-2火箭的电子元件、飞机部件、武器弹药。

讽刺的是，西门子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电力公司，而当年正是这些女囚的累累白骨，为它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除了西门子，AEG、戴姆勒·奔驰等德国知名企业，也都在享用着拉文斯布吕克提供的“奴隶劳工”。

但比苦役更恐怖的，是“医务室”。

一九四二年夏天，党卫军的医生们开始在拉文斯布吕克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实验的对象，是一批年轻力壮的姑娘。纳粹给她们起了一个外号“兔子”。

这个称呼有两层含义：一是她们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生死无人过问；二是实验后许多人的腿部肌肉萎缩，只能像兔子一样单脚跳着走路。

这些实验的直接推手，是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卡尔·格布哈特。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密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受伤，格布哈特负责治疗，但海德里希最终还是死于伤口感染。

希特勒迁怒于格布哈特，认为他没有使用磺胺类药物抗菌。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格布哈特决定用活人做实验，论证磺胺药对战场伤口的效用，或者说，论证即使用了药也治不好，所以他没错。

实验的过程令人发指。起初用男囚，但男囚惨叫着剧烈反抗，影响了实验的“精度”。

于是，医生们转而挑选了一批“更温顺”的实验对象，七十二名来自波兰的少女，她们是基督徒，年纪只有高中生那么大。

没有麻醉，医生们用手术刀切开姑娘们的小腿肌肉，往伤口里塞进各种东西：生锈的铁钉、碎玻璃渣、木屑、甚至专门培养的致命细菌。

缝上伤口后，医生们就坐在一旁掐着表记录：几天化脓、几天高烧、几天死亡。为了模拟战场环境，他们还会切断肌肉，甚至敲断骨头。

手术室里的惨叫声能穿透厚墙，传遍整个营区。

每个人都被迫接受了至少六种不同的实验，伤口腐烂、肌肉萎缩，有的直接死在手术台上。

而格布哈特医生看着那些痛苦挣扎的女人，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像在观看一组冷冰冰的数据。

幸运的是，在纳粹执行完所有“实验计划”之前，第三帝国就垮台了。

这七十二名少女中有五十八人活了下来。但她们的身体已经残缺不全，余生都将背负着这段噩梦。

拉文斯布吕克的残酷，并未放过最无辜的生命——孩子。

起初，怀孕的妇女通常在孕期八个月内被注射药物强行堕胎，或者在生产后看着新生儿被闷死、淹死、烧死。

囚犯们因为害怕被送进“医务室”——那里意味着医疗虐待和选择性处决的代名词——而拼命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

波兰女子瓦莱里娅·派奇在一份证词中写道：“尽管我已怀孕数月，但没有一个看守会考虑我的身体状况。我多次遭到拳打脚踢。”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她生下了儿子米科拉伊。

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新生儿被集中到“儿童房”。那里的环境惨不忍睹，幼儿的手指晚上会被老鼠咬掉，因为他们独自被关在里面。

几乎所有儿童都被饥饿、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痢疾、斑疹伤寒夺去性命。

母亲们每天要劳动，只能五次探视。奶粉严重短缺，两奶瓶的量要分给20到40个婴儿。

保育员玛丽-若泽·雄巴尔·德洛弗描述，婴儿们很快就像“小老儿”，皮肤皱巴巴、肚子鼓胀、脸呈三角形，还患有脓肿和腹泻。

一名捷克幸存者保存的登记记录显示，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间有五百二十二名婴儿出生，其中只有三十名婴儿没有死亡记录。

但即使在如此绝境中，女性的集体意志仍在闪光。女人们偷来碎布做尿布，偷来食物和小瓶子做奶瓶，还偷了医生的手套，用手指部分来做奶嘴。

一名法国人让-克洛德·帕斯拉-帕尔姆巴赫回忆：“妈妈没奶了。一名罗马尼亚吉普赛女子和一名俄罗斯女子给我喂奶，她们刚刚失去自己的孩子。”

一九四五年四月，囚犯们不得不把西尔薇·艾尔默和她在集中营里的“哥哥”居伊·普瓦罗藏在裙子里，才登上一辆瑞典红十字会的汽车，得以逃生。

这些在绝境中出生的孩子，后来大多带着一生的创伤活下去。

有人患上厌食症，有人与母亲关系疏离，有人直到四十二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一名幸存者的女儿于二零一九年去世，终年五十岁，最后的推测诊断是“代际创伤”。

一九四四年底，战局逆转。苏联红军从东线逼近，远处偶尔传来重炮的轰鸣声。

这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原本麻木的眼神里总算燃起了一点希望。但对纳粹来说，这是催命符。

在此之前，拉文斯布吕克并没有毒气室，大规模的处决通常送往奥斯维辛。

但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奥斯维辛已经无法“处理”其他集中营的需求，拉文斯布吕克开始仓促建造自己的毒气室。

这个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在一九四五年初投入使用，共杀害了三千至五千名妇女。

与此同时，纳粹疯狂销毁文件，医务室里的实验记录一箱箱搬到空地上烧掉。那些还没死、腿烂得不成样子的“兔子”，也成了他们急于处理的“麻烦”。

一九四五年三月，党卫军开始“撤离”集中营。说得好听是撤离，其实就是把囚犯往死路上赶。

三月下旬，约五千六百名女囚被运往毛特豪森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四月，党卫军强迫约两万名女囚和大部分男囚徒步向梅克伦堡北部转移。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死亡行军”。

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按理说春天已经来临，但德国北部的夜里依然冷得要命。几万名虚弱得站都站不稳的女人，被刺刀逼着走出营地大门。

没车没马，全靠两条腿。身上是单薄的囚服，很多人连鞋都没有，脚上裹着破布，踩在冰冷的雪泥地里，一步一个血印。

纳粹的算盘打得很精：把这些活证据转移到更靠西的地方，绝不能让苏联人看见这些瘦得只剩骨架的人，带不走的，就直接毁掉。

队伍拉得老长，旁边是端着冲锋枪的党卫军。谁走慢了、掉队了，二话不说就是一枪，尸体滚到路边沟里，队伍继续往前走，连头都不许回。

路边树皮被啃光，有人抓雪吃，结果拉肚子虚脱，直接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

几十公里的路，正常人徒步一天也就到了，但对这些长期营养不良、受尽折磨的女人来说，每一步都是在跟死神拔河。

直到有一天早晨，押送的纳粹看守突然不见了。

紧接着，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坦克声，这次不是德军的坦克，车身上刷着红色的五角星。苏联红军到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他们发现约三千五百名囚犯还活着，而在这座集中营存在的六年里，超过十三万名女性曾从这里经过，约九万多人死亡。

幸存者丽贝卡后来在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去了美国。可身体上的伤好了，心里的疤这辈子都消不了。每到冬天，只要一听到风声，她就浑身发抖。

为了对抗噩梦，她成了一名心理创伤专家，专门帮助那些跟她一样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那个丧心病狂的医生格布哈特，最终被推上了被告席。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英国军事法庭审判了多名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包括党卫军军官、看守和一些囚犯职能人员。

十名党卫军人员和集中营职能人员被判定有罪，其中九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十年监禁。

格布哈特于一九四八年被送上绞刑架。女看守玛丽亚·曼德尔被波兰法庭判处死刑。

集中营指挥官弗里茨·苏伦起初逃脱，但最终被抓获，由法国军事法庭审判，一九四九年被判处死刑。

其他看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继续受到东德法庭的起诉，最后一次拉文斯布吕克审判于一九六五年至一六六六年在东德举行。

而那些被称为“兔子”的波兰少女，在很长时间里无人知晓。

直到一九五七年，美国贵妇卡洛琳·菲芮戴听说了她们的故事，开始四处奔走，帮助她们到美国接受治疗，并将她们的故事公之于众。

卡洛琳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接待了许多“兔子”女孩，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们。

如今，拉文斯布吕克早已没有当年的喧嚣。

曾经的广场长满荒草，湖风还在呼呼地吹着，像是在诉说当年的苦难。高墙仍然矗立，焚尸场还在，那个曾用来枪决囚犯的墙也还在，附近的湖泊仍然搅动着遇难者的骨灰。

那些纳粹费尽心思想掩盖的罪行，最后就像地上的石头，硬邦邦地摆在那里，谁也搬不走，谁也赖不掉。

一名拉文斯布吕克幸存者在多年后回到这里时说：“是女性的集体意志让我们挺过难关。”

那些女人中有医生、律师、农民、家庭主妇、学生。她们来自波兰、苏联、德国、法国、匈牙利……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信仰，却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用彼此的温度支撑着活下去。

她们曾经在饥寒交迫中偷来碎布做成尿布，曾经在苦役间隙悄悄传递食谱，曾经在死亡阴影下举办地下读书会，曾经在点名广场上互相搀扶。

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个清晨，当第一辆苏军坦克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对身边的同伴说：“你看，天亮了。”

那些没能等到天亮的人，永远留在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冻土里。

而那些活下来的人，用余生证明了一件事：纳粹可以夺走她们的衣服、头发、健康、尊严，甚至可以夺走她们的生命，但永远无法夺走她们作为人的最后一丝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