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8年末，北平即将解放之际，北大胡校长乘机逃离北平，他的学生，那位后来很著名的季先生面对此情此景，脑海里突然闪出了几句词:“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在这里，季先生用了一个很准确很传神的词语:仓皇。道出了以胡校长为代表的那些旧文人在旧政权即将倒塌之时仓皇出逃时的狼狈情形，也道出了那段历史的本质。
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以及评价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必须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在那个历史当口跟随旧政权一起逃亡的那些旧文人们，他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少数利己主义者，他们抛弃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选择了维护自身所在的少数精英阶层的私利而与人民大众相对抗。
这就是对他们最本质的注脚，无论现在的某些人如何刻意渲染他们的伟岸和光辉形象，同时又夸大留在大陆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境遇是如何如何悲惨如何如何坎坷，都无法掩盖和改变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无法抹掉他们的真实嘴脸。某些人故意把他们的仓皇逃离用春秋笔法美化成未卜先知从容而行，说到底就是在掩盖和淡化一群失败者的狼狈和沮丧而已。
就好比秦桧，无论他怎么得以善终怎么享尽荣华富贵怎么权倾朝野，都无法抹杀他出卖国家陷害忠良的种种罪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八百年下依然如此。
当然，即便如此，还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既然跟随旧政府仓皇南渡的那些人属于失败者，可为什么他们的结局看起来似乎比那些投向胜利的人们要好很多呢？拥抱胜利的人们的结局却如此不堪，怎么能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评判的标准。究竟是要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还是要站在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评判；究竟是要站在大部分人利益的角度还是要站在少数人利益的角度来评判——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屁股歪不歪。
但，一个令人扎心的现实却是，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个人的层面来分析，都是能够证实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是不是让人很意外呢？
首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用我们网友们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来阐述，那就是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吃了三代人的苦，最终让一个一穷二白、文盲遍地的国家脱胎换骨有了今天的成就今天的强大，就凭这些，无不印证了当初那些知识分子们选择的正确性。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虽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各种运动中遭受了很多的冲击和坎坷，甚至身陷囹圄，但他们身上都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旧政权的深恶痛绝毫无一丝留恋。即便是现在有些人整天不余遗力的强调那些南渡而去的旧文人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好是如何如何的优越，都不会激起大多数知识分子对那个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残的旧政权有什么留恋和不舍，这是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判别对与错的唯一标准并非单单是个人利益的体现，还有理想和信仰的执着，还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热爱。
当下，当现在很多人拿着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遭遇来评判他们选择的对与错的时候，无不体现出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和爱国主义、唯物主义的对冲和差距，高下立判。
所以，他们后悔自己的选择了吗？所以，他们的选择错了吗？
他们有可能会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慨感到不公，也有可能对某些事某些人有意见有怨言，但如果让他们跨越海峡回到那个旧政权里面去，他们会乐意吗？大概不会，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毕竟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热爱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强国梦。即便他们在国家的进程中受了些委屈遭了些罪，但看到国家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逐渐强大起来，他们的内心还是非常欣慰的。而这些，是那个腐朽的旧政权永远给不了也实现不了的。
可以这么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重新回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我相信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选择。
所以，现在某些人一厢情愿的通过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去嘲笑这些老先生们是选择错了，我想恐怕老先生们听到这种话也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因为，他们本就不是同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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