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密集减持，“复星系”逃离...

短短一个月内，郭广昌两度出手减持重庆农商行H股，动作干脆利落，打破了此前长期稳健持股的格局。

据香港联交所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这场密集减持始于2026年2月6日，郭广昌以每股6.0979港元的均价，减持472.6万股H股，单日套现约2882万港元。

时隔不足一个月，3月10日，他再度出手，以5.9607港元的均价减持280万股，回笼资金约1669万港元，两次减持累计套现超4550万港元。

减持完成后，郭广昌对重庆农商行H股的持股比例从13%以上逐步降至11.93%，虽仍为重要股东，但持续缩水的持股规模，已然释放出明确的离场信号。

这场资本减持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早已埋下伏笔，一系列关联动作的叠加，让一场资本方与上市银行之间的隐秘博弈，逐渐褪去面纱。

时间回溯至2026年1月23日，复星系派驻重庆农商行的非执行董事彭玉龙，以个人工作安排为由辞去所有相关职务，辞任即刻生效。

彭玉龙于2024年12月才正式获任该职位，履职仅一年便仓促离场，如此短暂的任期在金融机构董事变动中颇为罕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耐人寻味。

作为复星系金融板块的核心人物，彭玉龙的辞任，意味着复星系彻底退出了重庆农商行的董事会，斩断了双方在公司治理层面的直接关联。

而更早之前的2025年12月，这场博弈已初现端倪。彼时重庆农商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两项核心议案，遭遇H股股东的大比例反对。

其中，《公司章程修订议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议案》的反对比例分别高达58.49%和55.60%，过半H股股东集体投出反对票，态度鲜明。

尽管这两项议案最终凭借A股股东的压倒性支持得以通过，但H股股东的集中反对，已清晰凸显出资本方与上市银行在治理理念上的分歧。

业内分析普遍认为，这场反对投票的主导者，大概率正是复星系。作为重庆农商行H股的重要股东，复星系手握足量投票权，且议案内容直接关乎其股东权益。

此次修订的章程与议事规则中，不乏董事会人数调整、股东查阅账簿限制等条款，这些调整或将进一步压缩复星系在银行治理中的话语权。

追溯双方的交集，复星系与重庆农商行的合作曾一度呈现双向奔赴的态势。2018年，复星系抓住重庆农商行H股估值低位的时机，启动系统性增持。

此后数年，复星系持续加码，通过旗下关联主体累计持股比例一度突破13%，成为重庆农商行持股比例最高的H股股东之一。

2024年底，复星系派驻董事进入董事会，实现了从单纯财务投资者到参与公司治理的转变，双方的资本绑定达到顶峰。

这场合作的转向，核心根源在于复星系自身的财务阵痛与战略收缩。2026年3月6日，复星国际发布2025年度盈利预警，预计归母净亏损达215亿至235亿元。

巨额亏损叠加73.2%的高资产负债率，让复星彻底告别全球化扩张路线，全面转向“瘦身健体、回笼流动性”的被动自救模式。

长期以来，复星系依托高杠杆跨界布局多个领域，最终陷入规模与盈利能力背离的困境，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下滑，债务压力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重庆农商行这类流动性优异、与核心业务协同性有限的金融股权，自然成为复星系优先变现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郭广昌的两次减持，均选择在重庆农商行H股股价高位横盘区间进行，这一时机的选择，既体现了其套现的迫切性，也凸显了理性取舍的考量。

从重庆农商行的经营现状来看，其基本面依旧稳健，作为全国首家A+H两地上市农商行，深耕成渝双城经济圈，资产规模稳居农商行首位，盈利表现也保持稳定。

业内人士指出，郭广昌的减持，并非否定重庆农商行的投资价值，而是复星系基于自身财务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

目前，郭广昌及复星系仍持有重庆农商行约11.93%的H股股份，不排除后续继续减持的可能，双方的博弈或许尚未落幕。

这场从战略入股、深度共治到逐步离场、暗中角力的转变，不仅折射出复星系转型的阵痛，也勾勒出资本方与上市银行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

对于重庆农商行而言，复星系的退出或许会带来短期的股东结构调整，但如何平衡各方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将成为其后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而对于复星系来说，减持重庆农商行只是其资产处置的一个缩影，如何通过“瘦身”化解债务压力、聚焦核心主业，仍是其亟待解决的难题。

这场隐秘的博弈，最终走向何方，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的逐利性与企业的发展诉求，终将在这场角力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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