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满月，无人问津的黎巴嫩正在崩溃

3月28日，美以伊战争已满一个月。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华盛顿、特拉维夫、德黑兰之间的博弈，热议战争走向、伊朗局势前景、国际油气价格变动。

与此同时，另一个地区国家黎巴嫩似乎又遭忽视，默默承受着不亚于伊朗的冲击与伤害：继3周多的连续袭击后，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越过国境，宣布将控制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领土。

相比于面临空中打击和定点清除的伊朗，黎巴嫩的国家主权正以更直接的方式遭受冲击（蚕食领土）。怎奈黎政府对外无力守土御敌，对内不能将真主党缴械，只能眼看自己充当外部力量与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和背景板。

独立80年来，由于先天不足、内耗不断，昔日的“中东明珠”已沦为地区最令人扼腕的失败国家。在夹缝中生存的黎巴嫩始终难逃被外部势力裹挟、卷入战火的宿命，这一次其和平前景和国运依然不能由己。

被忽视的战场：黎巴嫩的全面危机

3月2日真主党加入美以伊战局，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打破了2024年11月双方停火协议。以色列旋即空袭回击，黎巴嫩就此成为延伸战场。

3月16日，以国防军开始在黎南部边境地区（真主党主要据点）展开“针对性地面行动”。3月22日起，以色列轰炸该地区 利塔尼河上卡西米耶大桥等多座桥梁，意在将这一地区与黎巴嫩其它地区完全隔绝。

3月24日，以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将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直至真主党的威胁“完全消除”。以色列所定义的这片“安全带/缓冲区”延伸至其边界以北30公里，占黎国土面积近10%。

在数千名以军士兵分批进军的同时，以色列多次要求当地数十万居民向北撤离（卡茨表示“哪里有恐怖和导弹，哪里就不会有房屋和居民”）， 物理上将黎巴嫩人“清零”， 将整个“安全带”变成名副其实的以色列实控领土。

对此黎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紧急申诉，称以色列的做法违反国际法、严重威胁黎主权和领土完整。连美联社都看不下去，将以军行动定性为半个世纪以来对黎第5次“侵略”（1978、1982、2006、2024、2026）。

近一个月以来，黎巴嫩失去的显然不只是领土。黎公共卫生部3月26日的数据显示，以军袭击已造成1116人死亡、3229人受伤。在卷入战火的十几个地区国家中，黎巴嫩是仅次于伊朗的“牺牲品”。

联合国难民署和儿童基金会则在3月27日给出了更详尽的数据：

超过100万人（全国五分之一人口）逃离家园，其速度和规模均创下该国历史纪录，波及范围也从南部、东部扩展至首都贝鲁特和北部，影响了全国约15%的地区；

37万儿童流离失所（平均每天1.9万儿童被迫离家逃难），至少121名儿童丧生、399人受伤；

黎南部地区炸桥行动导致多地对外联系中断，约15万人与外界隔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输送受阻；

医院、供水等基础设施崩溃，黎境内已无安全地带；许多人在全国660多个临时避难所集中避难，因而大量征用学校，令15万学生无法正常上学；

持续袭击令不少民众陷入长期恐慌，更给儿童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

此外，以色列的持续袭击正在激化黎巴嫩国内矛盾。

以军强行驱离，迫使不少支持真主党的什叶派穆斯林居民迁移至基督徒和德鲁兹人等教派群体聚居区。黎其它教派与什叶派群体向来不睦，很多人将以黎冲突归咎于真主党执意支持伊朗、连累国家和自己遭受战火。

黎国内不少分析人士担心，随着战争的扩大和继续，什叶派和其它教派群体围绕“真主党-以色列冲突”的教派矛盾可能进一步恶化，酿成1990年内战结束以来该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危机。

与之相应的是黎政府与真主党关系日趋紧张。

1982年由伊朗扶持成立、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真主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极为特殊的存在，兼具政党和武装组织属性：

真主党的政治分支“忠于抵抗集团”是其议会党团，在黎议会128个议席中占有15席，是现任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两人进入内阁，分别担任公共卫生部长和劳工部长）；

真主党的军事分支被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形容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最强大的非国家军事组织”，是西方多国、海湾地区多国和海合会组织共同认定的“恐怖组织”；

真主党军事分支据称有4-5万武装人员和3-5万后备人员，兵力规模不亚于黎政府军。作为“抵抗轴心”的一员，真主党长期获得伊朗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鼎力支持，被视为后者的铁杆盟友和地区代理人之一。

黎政府认为，真主党武装的存在本就意味着“垄断合法暴力”这一国家基础要件（马克斯·韦伯理论）的缺失，其与伊朗密切合作、参与地区暴力冲突除了破坏本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更是以黎和平进程的最大威胁。

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施压下，黎政府此前已承诺“缴械”真主党武装。3月2日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后，黎政府首次公开宣布真主党武装组织非法，再次要求后者交出武器，将武装力量控制权完全收归政府。

只是黎政府并无缴械真主党的实际能力，后者将今日的黎政府视为“投降派”，比作二战时期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法国，显然不可能自我解除武装。真主党官员近期扬言，该组织有能力彻底翻转黎巴嫩。

无法停歇的战火，放大了黎巴嫩的经济与民生危机。

2019年的金融危机（被视为150年来世界三大金融危机之一）令黎巴嫩经济崩溃，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贝鲁特港区大爆炸更加剧了经济危机。自此黎经济急转直下，早已不复昔日“中东瑞士”的风采。

以黎战争前，黎人均GDP在5年内缩水三分之二（2018年9174美元到2023年3477美元），银行业全面崩溃， 超过7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战争的到来进一步摧毁该国基础设施，“黄金时代”的支柱金融业和旅游业失去了安 全发展的根基。如今 黎国家经济积累消耗殆尽，政府债台高筑，大量精英出走，外资持续外流。恶性循环之下，政府和民众只能祈求外援。

当年因叙利亚内战和难民危机不堪重负的黎巴嫩，正在活成自己曾经嫌弃的样子。

内耗与裹挟下的失败国家

面对数次进犯的以军无能为力、只能口头抗议，被国内非政府武装裹挟、卷入对外战争却束手无策，黎巴嫩及其政府的虚弱完全称得上“国已不国”。

遗憾的是黎巴嫩人对此无能为力：建国时的“先天不足”，强敌环伺的地缘位置，注定了该国“内部分裂、外敌裹挟”的常态和失败国家的命运。

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灭亡解体后，黎巴嫩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地。此前“大黎巴嫩”与“小黎巴嫩”两种国家观长期碰撞，特别是在本地马龙派基督徒（最大基督教派群体，约占全国人口25%）群体中。

“小黎巴嫩”指的是独立于叙利亚之外的单一基督教阿拉伯国家，而“大黎巴嫩”则要求建立一个比黎巴嫩山区省更大、包括其它地区和教派的大黎巴嫩国家。基于战略考量、生存能力、叙利亚扩张的威胁，法国和多数马龙派群体更支持建立“大黎巴嫩”。

1943年，黎巴嫩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伊斯兰教）和马龙派（基督教）达成协议，签署国家公约，要求脱离法国独立，并确立了独立黎巴嫩的教派共存、权力分配原则，包括：

黎巴嫩基督徒群体不寻求西方干预，承认国家的阿拉伯属性；

黎巴嫩穆斯林不寻求与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联合、统一；

各教派权力共享——马龙派基督徒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任议会议长，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任议会副议长和副总理，德鲁兹人任政府军总参谋长；议会席次按照基督徒和穆斯林6:5的比例分配。

国家诞生之日起的教派分立，预示了黎巴嫩的“先天不足”和国家整合之难。敏感的地理位置（夹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更注定了该国始终是地区民族、教派、地缘斗争的焦点。

二战后，阿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动荡的主轴。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联合国家观）、大叙利亚国家主义深刻影响着黎境内的逊尼派和基督教派，加上马龙派固有的基督教国家观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什叶派的鼓动，无不挑战着新生的黎巴嫩主权。

1960至70年代，黎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贝鲁特成为中（近）东金融贸易中心和“中东小巴黎”，同时教派矛盾愈演愈烈：

彼时黎国内穆斯林认定马龙派精英（彼时黎总统权力更大）要强行实施基督教国家统治；

马龙派则担心穆斯林与巴勒斯坦人（特别是1970年巴解组织被约旦国王驱逐后，大量移居黎南部为据点，武装抗击色列）、叙利亚结盟，威胁自身统治与生存。

基于不安全感，各教派和政党都组建武装，以武力捍卫自己的生存与国家观，矛盾愈演愈烈，最终酿成1975年至1990年的内战。

15年内战可谓“中东大乱斗”，四大阵营参与其中——政府军（联合国、西方、阿盟支持）、叙利亚、黎全国抵抗阵线（左翼阵营，巴解组织支持）、黎巴嫩阵线（基督教右翼阵营，以色列支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及其支持成立的真主党作为第五方亦加入内战。期间以色列在1978年和1982年两次入侵，更在1982年围困贝鲁特，最终迫使巴解组织离开黎巴嫩。

直至1989年各方签署《塔伊夫协议》，才为15年内战画上句号。根据新协议，黎境内非政府武装解散，叙利亚两年内撤出黎巴嫩，并重新分配权力、增加穆斯林的权重——基督教和穆斯林议员1:1，议长任期延长至4年，削弱总统权力。

该协议还确认黎巴嫩对南部地区的完全主权，并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和黎政府军共同维持当地秩序（各1.5万人）。只是叙利亚直至2005年才完成撤军，而真主党从未依据《塔伊夫协议》解除武装。

“散装”国家的历史，意味着黎巴嫩缺乏最基本的凝聚力和统一权威。时至今日，马龙派、逊尼派、什叶派的利益冲突与摩擦依然威胁着国家政治稳定。例如2022年大选后，各派无法在总统人选上达成一致，以致于该国长达两年没有国家元首。

与真主党尾大不掉相对应的，是这个失败国家的另一个痛点：孱弱的国家武装力量。

根据军事网站“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 Index）2026年各国军力最新排名，黎巴嫩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111位，属于中东和北非地区（政府）军力最弱的国家，近年来排名持续走低。

纵向对比，两大强邻以色列排名第15、叙利亚排名第64，而令黎政府头疼的伊朗排名第16。由于经济崩溃、政治不稳定，黎政府军尽管教派中立，却无法获得必要的财政拨款，甚至军饷都需要外援支持。

作为形式上的国家暴力垄断机器，黎政府军连南部地区的真主党实力都无法限制，对外还得看着后者与以军作战，其权威和生存前景都存在随国家一起崩溃的风险。

在此情况下，政府和军队当然 无力维系曾经的市场经济发展成果， 只能任由国家被常态化裹挟进入内外战争，在失败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国家未来的答案不在贝鲁特

一如2023年哈以冲突连带引发2024年以黎冲突，如今黎巴嫩的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上，而是取决于美以伊战争的进程。

一方面，伊朗政权依然没有放弃抵抗，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跟随真主党加入战局。只要德黑兰的抵抗意志和逻辑依旧，那么真主党不仅不会“去军事化”，反而会在伊朗的支持下继续对以色列北部发起回击，客观上让以色列有理由长期控制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另一方面，无论是基于内塔尼亚胡的个人生存逻辑（规避三项刑事起诉和审判），还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存续需要（按计划以色列将于10月27日举行大选），以政府都需要继续把主要矛盾聚焦于外战，从而给执政集团争取更多支持（甚至可能以战争为由延迟选举）。

如此，将更多地区国家拉进战争泥潭，既符合锡安主义逻辑下的以色列国家观和绝对安全观，又能让战线不断扩大、延长，使得已经思退的美国更难脱身退场，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现实利益服务。

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将要面对的，是全国各地更多的炮弹袭击、更多无人机盘旋，以及再次失去南部地区。而国内各教派的矛盾、黎政府与真主党的摩擦，也将愈演愈烈。

短期来看，这种“内忧外患”将继续如病毒一般折磨着黎巴嫩。恢复和平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外资与精英外流的趋势仍将继续，黎巴嫩非但无望恢复昔日繁荣，反而可能加速成为内战时期的叙利亚。

或许直至可能的“黎巴嫩难民危机”爆发，这个国家才终于得以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只是为时已晚。无奈的是，在那之前黎巴嫩将继续在无人问津的状态下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