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停车坐爱枫林晚”贴在首尔地铁站，杜牧与韩国人有什么奇妙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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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首尔的地铁站里，不少中国游客发现屏蔽门上张贴着唐诗宋词，有李白的《山中问答》、杜牧的《山行》、辛弃疾的《丑奴儿》……一些网友甚至惊呼：“辛弃疾欧巴你是真火了，火到韩国地铁站了！”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韩国地铁站为什么要张贴中国的唐诗宋词？是事出偶然，还是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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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唐诗宋词

韩国地铁站张贴的古诗。来源/中国新闻网

首尔地铁四号线明洞站的屏蔽门上，贴着：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前标注着“山行 杜牧”，中文原版后还附上了韩文的翻译版。距此不远的弘益大学站，地铁站屏蔽门则张贴着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大林美术馆附近的大林地铁站，屏蔽门上同样张贴着中文诗词，那是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

事实上，张贴中文诗词并非最近手笔。就在2024年，为了表示对外国游客的欢迎，打造多元文化氛围，首尔市政府就启动了地铁屏蔽门诗歌张贴项目。他们统计了赴韩旅游最多的十三个国家。通过专家评审及各国驻韩大使馆的推荐，筛选出二十四首诗歌，将其张贴在首尔站、市厅站、明洞站等地铁站的屏蔽门上。其中，有三首来自中国，分别是李白的《山中问答》、杜牧的《山行》、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当然，选择以上三首诗词，也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文化。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的文人士大夫就极其崇拜李白、杜牧、辛弃疾，常常选用他们的诗词次韵作诗，又往往将本国优秀诗人与其相提并论。朝鲜的大诗人申纬称颂李白曰“唐李太白诗家仙，汉董仲舒儒宗匠”，学者洪奭周称颂杜牧曰“文章衡鉴欧阳子，粉黛风流杜牧之”。反金归宋的辛弃疾，更是朝鲜人效慕的榜样。洪直弼曾批评许衡事元，将其与辛弃疾相提并论，说：

“衡，家世宋民也。神州陆沉，百年为戎，则当身元而心宋，倡起天下义士。攘除犬羊，廓清中原，兴复宋室，还于汴京可也。非其力之所能及，则脱身而归临安，当如辛稼轩之为。”

选择以上三人的诗词，或许更多体现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共鸣与尊崇吧。

其实，朝鲜半岛对中国诗词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历史上，他们不仅诵读中国诗词，还模仿中原文人笔法，创造自己的诗词歌赋。朝鲜王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女性诗人，名叫许兰雪轩，号称“朝鲜女流文坛第一人”。她的诗歌中就有不少化用中国诗词的地方。比方说，兰雪轩有一首《采莲曲》：

秋净长湖碧玉流，莲花深处系兰舟。逢郎隔水投莲子，或被人知半日羞。

而唐代诗人皇甫松有一首《采莲子》，诗称：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白玉莲瓣纹饰，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采莲曲》的后两句完全是化用的《采莲子》。这无疑反映出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国诗词，乃至中国文化的热爱。

诗词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兴起

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汉诗为《箜篌引》（又称《公无渡河》），作者乃津卒（管理河流渡口的吏员）霍里子高之妻丽玉，大约成于汉代时期。据说，霍里子高早上撑船，见一白发老翁渡河，其妻在后劝阻，老翁不听，终被淹死。老翁妻子弹起箜篌，高歌“公无渡河”后，也投河而死。霍里子高将此事告知丽玉，丽玉闻之哀伤，遂弹箜篌，吟咏“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从此，这首《箜篌引》便在朝鲜半岛世代相传。这首诗为四言，是模仿《诗经》的作品。

象牙雕仙人松蓬船，明。来源/故宫博物院

统一新罗时期，随着学问僧和遣唐使的派遣，朝鲜半岛诗赋之风日盛。诗坛涌现出崔致远、朴仁范、朴寅亮三人，史称“我东人之以诗鸣中国者，自三子始”。崔致远最为知名，其《蜀葵花》《春晓偶书》都是争相传诵的名篇。崔致远在唐朝登第后，友人顾云曾称赞其才华，曰：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高丽王朝建立后，朝鲜半岛的诗风逐渐由尊唐转向崇宋。高丽初期，诗坛仍以唐风为主。“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也就是说，除《文选》外，当时朝鲜人几乎只学习或引用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其余各家均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青瓷镶嵌菊花纹托盏，高丽时期。来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中期开始，崇尚宋诗之风兴起。高宗时期，崔滋《补贤集》记载，“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弘”。苏轼诗文东传朝鲜后，因其文辞、意韵豪迈恢弘，引起了知识分子广泛共鸣，对苏诗的喜爱推动了高丽王朝诗风的转变。当时，宋朝使臣出使高丽，高丽学士权适赠诗曰“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为之叹服。
朝鲜历史上有四大汉诗人常被后世并称，分别为新罗的崔致远、朝鲜王朝的申纬，其余两人为高丽王朝的李奎报和李齐贤，后两者均崇尚苏诗。李奎报曾对友人表示，“东坡，近世以来，富瞻豪迈，诗之雄者也”，丝毫不掩饰对苏诗的喜爱。

《李齐贤像》。来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朝鲜王朝前期，诗坛宋风强势。刊刻的各类诗文集，均以宋人为主。在诗歌理论上，诗人们也上承宋朝遗绪，追求“无一字无来处”。朝鲜文人许筠曾评价本朝初期诗坛道：“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盛唐之音，泯泯无闻。”苏轼、黄庭坚是朝鲜文人作诗效仿的榜样，唐代诸家则为其抛之脑后。

明晚期，唐诗之风复兴，诗人们不再追求外在的声调法度，而是强调内在情感，追寻真实的精神世界。受此影响，朝鲜宣祖时期，朝鲜诗坛开始由崇宋转向尊唐。当时有一部名为《百联抄》的童蒙诗词教材，其中诗句大多出自唐代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人，宋代诗人只有苏轼、王安石、胡宿三人入选。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宋人作诗忽略“意兴”，又夹杂佛家语言，诗坛评价标准自此一依唐朝故事。作诗如有宋风，则会被批评为“格堕宋”。

英祖、正祖年间，朝鲜诗坛逐渐在唐宋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实现了唐宋兼宗。朝鲜后期的大诗人申纬就能博采众长，“诗以苏子瞻为师，旁出入于徐陵、王摩诘、陆务观之间”。近代朝鲜诗人金泽荣也自我评价道：“为文章好学韩愈、苏轼、归有光，作诗则专尚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王士祯。”其实，无论尊唐，抑或崇宋，纵观朝鲜半岛汉诗发展史，其都受到中国诗歌的深刻影响，这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力。

古代诗赋外交

所谓诗赋外交始于中国春秋时期，最初只是诸侯国间交往的方式。唐朝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日渐频繁，诗赋外交成为双方往来的重要手段。明朝建立后，将诗赋外交发扬光大，无论明朝遣使入朝，抑或朝鲜贡使入明，双方都要进行诗文唱和。

明朝洪武末期就有过一次诗赋外交。当时，明太祖认为朝鲜进献的贺表语带讥讽而不满。为了化解外交危机，朝鲜文臣权近自请入明，奏辨表笺之祸。明太祖命权近作应制诗二十四首，权近在诗中历叙本国兴废之由、道路途经之所，并诚挚表达了朝鲜的向化之心。明太祖览之大悦，嘉叹不已。不仅肯定了朝鲜的事大之诚，还御制三首诗，赐予权近，以示荣宠。此外，明太祖特命权近与刘三吾、许观、景清、戴德彝、张信等翰林院文臣唱和，游览京师南北市、醉仙楼等地。历史上这场朝鲜文臣与明朝皇帝的赋诗相赠，成为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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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名叫曹伟的朝鲜使臣，进入京师后拜谒文天祥祠，留下《谒文丞相庙》五首，其中一首曰：

曾于青史仰遗芬，今拜英姿耸旧闻。漠漠凝尘栖黼衮，峨峨古碣湿苔纹。

怀乡堪笑庾开府，识字那论杨子云。正气不随黄土尽，至今昭晢揭人文。

另有朝鲜使臣高敬命在拜谒三忠祠（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后，也赋诗曰：

风雨柴城叫百灵，老天无语昼冥冥。血藏黄壤三年碧，心照遗编万古青。

燕狱孤魂应不泯，崖山余愤几时平。行厨絮酒知难亵，上巳诗中只涕零。

《天使词翰真迹》是收录朝鲜文人徐居正与明朝使臣祁顺书迹的册页。来源/韩国京畿道博物馆

可见，中国的忠臣义士常常引起朝鲜诗人的精神共鸣。朝鲜也常与明朝使臣进行诗文唱和。正统年间以后，明朝不再用宦官开展外交，转而派遣翰林院文臣出使朝鲜。完成外交任务之余，明使还往往与朝鲜文臣进行诗文唱和。朝鲜向来重视与明朝使臣的诗文唱和，在文人士大夫眼中，“解纷多赖于词命，华国亦由于风谣”，诗词歌赋是能够展现本国文化优越性的重要方式。因此，朝鲜常将与明使的诗文唱和汇为一编，取《诗经·小雅》“皇皇者华”之意，称为《皇华集》。

正统十四年（1449），明代宗遣翰林院侍讲倪谦颁即位诏于朝鲜。入朝后，倪谦与朝鲜文臣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唱和无虚日”。他将路上所作数十首诗题写在太平馆墙壁之上，又将自己最得意的《登楼赋》悬于高楼之上。

天顺年间，礼科给事中张宁奉使朝鲜。相同的文化背景与知识水平，让张宁与朝鲜文臣相见恨晚，引为知己。张宁曾作《登汉江楼》十首，申叔舟次韵道：

西山帘卷莫，列岫叠层层。不觉肤生栗，俄惊骨欲冰。

江山兴未极，诗酒乐相仍。四海皆兄弟，交游此可凭。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皆成文化交往史上的佳话。

《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来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参考文献：

1.刘凤琴：《朝鲜三国和新罗时期的汉文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2.张伯伟：《朝鲜古代汉诗总说》，《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3.王克平：《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4.毛翰：《被邻国抄袭的中国古诗》，《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5.王克平：《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王准：《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学术探索》2014年第11期。

7.张景昆：《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8.赵季、陈前：《“文天祥”题材咏史汉诗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接受》，《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