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纸上的魏晋风度

当王珣把笔放下的那一刹那，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只是把这封墨迹未干的书信封好，交给驿卒，便又飞身上马，去处理军队的各种琐碎事务——那些事，在当时要远比这封信重要得多。

这封信是写给远方一位朋友的，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位朋友的姓名。信中王珣不及寒暄，便提到了另一位名叫伯远的朋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这位伯远究竟是谁，已不可考，从信中可以看到，他志向高洁，常年在山水之间优游。

王珣随即感慨道“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原来，伯远不幸英年早逝，离别仿佛就像发生在昨日，音容笑貌还在眼前，朋友却永远成为古人！山河阻隔，不能前往吊唁。读到这里，这封信却戛然而止，剩下的内容都没有保留下来。

然而，能保留这数十文字，已然是千年未有之奇迹。这封被后世命名为《伯远帖》的书信，是东晋唯一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江左烟雨，皆在纸上。

其实，王珣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不是在写书法。他只是在写信，用的是当时江南寻常的纸张，墨也蘸得太浓重，以致起笔的“珣顿首”三个字差点把纸浸透，字也写得随意，甚至有些匆忙潦草。且王珣虽是琅琊王氏的子弟、书圣王羲之的侄子，但他自己又何尝想过做书法家呢？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名臣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生于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他的叔叔王羲之在兰亭和朋友们雅集的时候，王珣才是四岁小儿，无缘盛会。待他成年，遭遇的不再是文采风流，而是金戈铁马。

那是太和四年（369年），二十岁的王珣正在荆州桓温幕府之中，担任主簿，为温所重。幕府中流传一句谚语：“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其中“髯参军”指的是郗超，因为他有一副大胡子；“短主簿”便指王珣，因其身材矮小，故有此称，二人深得桓温信任，被倚为左膀右臂。当时，桓温正在酝酿第三次北伐，王珣参与军事大计，后来又直接参与了平定袁真叛军的战役，因军功被封为东亭侯。他这个侯爵不是靠琅琊王氏的余荫，而是来自于关山万里的戎马生涯。他的为人亦不同于士族子弟的浮夸奢华，而是稳重谨慎、干练成熟。

《晋书》记载了喜欢臧否人物的晋人对他的评语：“神情朗悟，经史明澈，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他做事甚至不避嫌疑诽谤，也要尽心尽力，这在那个务虚的时代简直是另类。

比如他对待恩公桓温的家属，尊重却不逢迎。史书记载，桓温世子桓熙外出狩猎，幕府官属均快马加鞭紧随世子，唯独王珣独自骑马从容地走在后面；返程路上，众人皆疲惫不堪，王珣却又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这种风度得到世人赞赏。

东晋孝武帝也很尊重他，有一次孝武帝在宫中饮酒微醺，忽然想起王珣，立即要召见他，身边的大臣进言：饮酒之后召见王珣这样的贤者，似乎不太礼貌。孝武帝闻言，点头称是，于是作罢。

当然，王珣在《世说新语》的世界留下的最动人的一幕，不是他的万里封侯的军功卓著，也不是令人尊重的优雅风度，而是其深情。

《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谢公便是谢安，王谢二族交恶，王珣亦难免受累，与谢安关系不好。然而，当他听说谢安去世的消息，立即前去吊唁。谢安的部将见到他，拒绝让他进去。王珣也不说话，直接走上前去痛哭。他哭得很伤心，以致都忘记了礼节——没有握一握谢安少子谢琰（小字末婢）的手，便离开了。那一刻，王珣把王谢二族的私怨抛在脑后，他想起的只是谢安在淝水之战击败前秦的历史功绩，以及谢安的知己之言。有一年，谢安曾经对妻子说，他见到了王珣，虽无交往，却让人念念不忘，说这句话的时候，谢安还亲切地称呼了王珣的小名，叫他阿瓜。在谢安生前，王珣虽然谢绝了他的举荐，在其故后，却深情凭吊，为他痛哭。

这种深情，在《伯远帖》中也挥洒得淋漓尽致。后人评价此帖“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

字如其人。他的字也不像他的叔叔王羲之、堂兄王献之那样精致，而是在从容之中有着豪放的精神，顾盼之间，神采飞扬！——也许只有经历过沙场生死的人，下笔才会如此。

王珣从来都不是一个书法家。

然而，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他一生的全部军功、风度、深情都被遗忘在故纸堆里，他随手写的字却被小心翼翼、奉若神明地供进了书法的圣殿。

《伯远帖》到了收信人的手中之后，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六百余年之后的宋徽宗时代，才重出江湖。那位喜欢写字的书法家皇帝赵佶把它藏入内府，记载于《宣和画谱》之中。靖康之难，风流云散，《伯远帖》也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很多人猜测它是被掳掠到了极北苦寒之地，或许已经被当做燃料烧掉。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冬至，京师漫天飞雪之中，消失了四百余年的《伯远帖》又神秘地重现人间。

晚明最伟大的书法家董其昌被某位神秘的收藏者邀请来鉴赏此帖，仔细鉴定之后，他认定这是真迹，激动地说“东晋风流，宛然在眼”。透过薄薄的纸张，看到的是厚重而悠长的历史。纸是最脆弱的，一点火星，几滴雨水，便足以毁灭它，漫长的岁月里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险境。董其昌认真地在帖旁的绫子上写下“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题。”其中“米南宫”即北宋书法家米芾，“大令”即王献之，在米芾的时代，王献之的作品已经很稀有，一幅便可当其父王羲之的五幅，王珣的作品比起王献之更是珍贵。董留在《伯远帖》上的题跋后来亦成为书法精品。

当时董其昌没有记载收藏者的姓名，后来在其《画禅室随笔》中透露，“用卿得此，可道作宝晋齐矣”。“用卿”，即吴廷，字用卿，被书画收藏界称为吴江村、吴太学，出身于徽州人家，热爱书画收藏，遇见喜欢的古代书画，不惜倾家购置。他也是董其昌的朋友，二人因“江南半幅董源真迹”（《溪山行旅图》）结缘，从此常常一起品鉴书画。董其昌引其为知己，几月不见吴，便觉想念，写信给其友人，“若见吴江村，幸拉之偕来，过岁除，观诸名画，何如？”吴廷的收藏之精，只举一例便可知：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亦为其藏品。史书上没有记载，是何等机缘让他发现了王珣的《伯远帖》。只知道他把此帖带到京师，请董其昌鉴赏并恳请他留下题跋，这也成了宋代之后，《伯远帖》出现在世间的最早记载。

此帖后来被吴廷的族人吴新宇收藏。吴新宇，名希元，字汝明，号新宇，好文雅，家人给他捐了中书舍人的官职，他也不去做，平日只是在书斋里面对收藏的书画古物，与人鉴赏为乐。他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颜真卿《祭侄稿帖》等珍贵书法文物，《伯远帖》亦辗转到他手上。

鉴赏家王肯堂有一次住在吴家，得以看到此帖，并予题跋：“右晋尚书令谥献穆王元琳书，纸墨发光，笔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为晋人手泽，经唐历宋，人主崇尚翰墨，收括民间珍秘于天府不知其几矣！而尚有遗逸如此卷者，即赏鉴家如老米辈亦未之见，吾于此有深感焉！乙己冬十二月至新安，吴新宇中秘出示留赏信宿，书以归之。延陵王肯堂。”王感慨道，这么珍贵的晋人书法，他有缘见到真是三生有幸，另外，他对伟大的艺术家米芾竟然没有机缘看到，感到非常遗憾。这种情感的流露是真实而动人的，而其“望而知为晋人手泽”，既展示出其超常的鉴赏能力，也体现了《伯远帖》本身体现的晋代风骨的独特魅力——这是后世摹写的人们无法达到的境界。

明朝鼎革之际，喜好收藏的徽州吴氏家族也随之败落，那些精美的书画陆续流入京师。《伯远帖》也被一个叫安岐的人得到了。

安岐，字仪周，号麓村，别号松泉老人，原是朝鲜人，其父是朝鲜贡使，安岐随父入清，留在京师，后入了旗籍，成为权臣明珠的家奴。安岐得到明珠信任，“为明珠鬻盐于淮南，声势赫奕”。在史书里，安岐是个礼贤下士、仗义疏财的人，“江淮间文士之贫而不遇者，多依以为生，麓村始终礼遇之，不稍懈也。”（《清稗类钞》）。同时他也是个书法收藏家，王献之《东山松帖》、米芾《参政帖》等名帖均被其收入囊中。他在晚年，似乎已经穷困潦倒，写了一本《墨缘汇观》记载了他的个人收藏史，在《自序》中说“余性本迂疏，志居澹泊。自髫年以来，凡人生所爱好者，如声色之玩、琴弈之技，皆无所取，唯嗜古今书画名迹以自娱。每至把玩，如逢至契，日终不倦，几忘餐饮。”

乾隆十年（1745年），安岐的藏品流入内府，《伯远帖》自然也在其中。乾隆皇帝偶然见到此帖，大为惊喜，如获至宝，把它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收藏在一起，作为三件稀世珍宝收藏，并将收藏三帖的书斋命名为“三希堂”。他还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录下来：“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题曰：‘三希堂’。”后来，他忍不住又在帖旁题写文字，比如看到董其昌的跋文倍觉精妙，甚至为此在旁边画了一小幅树石，还写下“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

清朝灭亡之后，《伯远帖》依然留在深宫，不为世人所见。直到宣统被驱逐出宫，这幅《伯远帖》据说是被宫中“太妃”带出宫去，也有人说是被溥仪带到天津，抵押给了日本银行。总之，它在战火纷飞之中陷入了形形色色的追逐和博弈，军阀、巨贾、列强、买办均牵涉其中，它又一次陷入了流离失所的命运。

1950年，《伯远帖》现身于香港，随时有流失海外的危险。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率专家小组将其购回，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从此，国宝得以安然无恙。

《伯远帖》保存着古人的风骨，保存着传统文化的魅力，流淌着中国的精神，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抬眼望去，看到那率性自然、飘逸遒劲的文字，诵读一遍，感受那字里行间的深情，回顾千百年来辗转流传的故事，为这个中国艺术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动容。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徐髯），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