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却情路坎坷，十年痴心，换来一身梅毒

一

湖南资兴县秀流村的黄家大院里，婴儿的啼哭声与远处隐约的炮声交织在一起。这是1894年农历正月二十，就在这个女婴出生前七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

父亲黄晦给女儿取名黄彰，字素如。他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当地少有的新派人物，参加过同盟会，满口“民主”“共和”。然而当接生婆报喜“是个千金”时，黄晦脸上还是掠过一丝失望——在这个宗法社会里，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人”。

小素如三岁那年，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消息传到湖南乡下时，黄晦在书房里摔碎了茶杯。而就在同一时间，六岁的小素如被母亲何姣灵按在凳子上，开始缠足。

“娘，疼……”小素如的哭声被母亲严厉打断：“女子一双脚，关乎一生名节。现在疼，将来才能嫁个好人家。”

裹脚布里渗出血迹，与窗外家国命运的鲜血遥相呼应。彼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困在千年的缠足布里。

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在湖南乡下，六岁的黄素如被一顶小轿抬进了同村李家的门——她成了童养媳。

婆婆是个刻薄的妇人，信奉“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天不亮，小素如就要起床挑水、做饭、喂猪。她的手因为常年泡在冷水里，长满了冻疮。吃饭时，她只能站在桌边，等全家人吃完，才能吃些残羹冷炙。

最让她痛苦的是那双小脚。缠足后的双脚畸形萎缩，走路钻心地疼，但她每天还要背着沉重的柴火走十几里山路。晚上脱鞋时，裹脚布和溃烂的皮肉粘在一起，撕下来时血淋淋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消息传到村里，男人们聚在祠堂议论“共和”“民主”，女人们依然围着锅台转。十七岁的素如偷偷找来一张包过点心的旧报纸，上面有女子学堂的招生广告。她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要去读书。”

“荒唐！”黄晦拍案而起，“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好好在李家待着，明年就圆房！”

三

1915年，二十一岁的黄素如被迫与李家儿子完婚。这一年，袁世凯正酝酿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在上海萌芽。但在湖南这个小山村，千年的封建礼教依然根深蒂固。

新婚之夜，喝得醉醺醺的丈夫粗鲁地扯开她的衣服。当发现她没有“落红”时（因长期重体力劳动导致处女膜早已破裂），丈夫像疯了一样揪住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不要脸的女人！”拳脚如雨点般落下。

婆婆闻声冲进来，不但不制止儿子，反而加入殴打：“我李家清白门风，竟娶了个不贞的媳妇！”

那一夜，黄素如蜷缩在冰冷的地上，浑身是伤。月光透过窗棂照在她青紫的脸上，她想起白天在祠堂看到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突然觉得那些字都在嘲笑她。

第二天，她被关进柴房，三天不给吃喝。第四天，婆婆扔进来一包耗子药：“败坏门风的东西，自己了断吧，别脏了我李家的地。”

黄素如看着那包毒药，突然生出强烈的求生欲。她想起报纸上说的“男女平等”，想起那些走出家门的“新女性”。她把耗子药撒进灶膛，在弟弟的帮助下，连夜逃出了李家。

四

1920年，黄素如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此时她已改名“白薇”，取“洁白如薇草”之意。甲板上，海风吹起她齐耳的短发——这是“新女性”的标志。

东京街头，随处可见“大正民主”的标语。日本的女性运动也在兴起，平冢雷鸟创办了《青鞜》杂志，宣扬“原始女性是太阳”。白薇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在中华料理店洗盘子赚生活费。

1924年春天，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三十岁的白薇遇见了二十四岁的杨骚。杨骚本名杨维铨，福建漳州人，是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他穿着笔挺的学生装，为白薇朗诵自己刚写的诗：

“你是我灵魂的火焰/是我诗歌的源泉……”

樱花花瓣落在白薇的肩头，也落在了她尘封已久的心上。她想起老家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想起新婚夜的毒打，觉得眼前这个会说情话、懂诗歌的男人，就是她的救赎。

两人在东京郊外同居了。杨骚继续写他的诗，白薇则包揽了所有家务，还要打工养活两人。但她甘之如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终于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初，白薇在杨骚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日本艺妓写的情书。面对质问，杨骚不以为意：“艺术家需要不同的灵感缪斯。”

更让白薇崩溃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颤抖着告诉杨骚时，对方皱眉道：“打掉吧，我们现在养不起。”

手术后，白薇虚弱地躺在床上。杨骚却收拾行李说要回国。临行前，他留下一封惊世骇俗的信：

“我最爱的素：我要去经历一百个女人，然后疲惫伤残，倒在你怀中。等我三年，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白薇拿着那封信，哭了一整夜。但第二天，她竟然开始数日子——三年，1095天，她愿意等。

五

1927年秋天，白薇已经是中国文坛瞩目的新星。她的剧作《打出幽灵塔》在《小说月报》连载，鲁迅称赞她是“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此时的中国正经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上海到处是白色恐怖。

就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杨骚“如约”回来了。他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一见白薇就跪下：“我回来了，我累了……”

白薇心软了。尽管所有朋友都劝她，她还是把杨骚接回了自己租的亭子间。她以为浪子真的回头了。

同居不久，白薇身上开始出现红疹，持续低烧。她以为是劳累所致，直到有一天在洗澡时，发现大腿根部出现了硬币大小的硬下疳——这是梅毒的典型症状。

她颤抖着去了上海最好的西医院。德国医生检查后，用生硬的中文说：“梅毒，二期。你丈夫传染给你的。”

治疗需要注射“606”（砷凡纳明），一针要5块大洋，一个疗程要二十针。白薇当时的稿费是千字3元，她得写近两万字才够打一针。更痛苦的是药物的副作用：高烧、呕吐、脱发。

而此时的杨骚在干什么？他拿着白薇的稿费，在上海的赌场和妓院里流连。有一次白薇拖着病体去四马路找他，看见他正搂着一个下流女人，朗诵着当年在东京给她写过的情诗。

“杨骚！”白薇冲过去。

杨骚推开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真扫兴！”

那个下流女人嗤笑：“哟，杨诗人，这黄脸婆是谁啊？”

白薇看着杨骚，突然觉得无比陌生。这就是她等了三年、染了一身病换来的男人？

六

从1928年到1934年，白薇陷入了地狱般的循环：写作赚钱→治病→被杨骚要钱→再写作赚钱。

杨骚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要出版诗集、要办文学杂志、要请朋友吃饭……最多的一次，他要走了500大洋，说是投资生意，结果全输在了赌场。

白薇不是没想过离开。但每次她下定决心，杨骚就会跪在她面前，哭诉自己的不得已，背诵他们当年在东京的情诗。而梅毒的治疗需要持续数年，一旦中断就会前功尽弃。她需要钱，需要不停地写，没有精力也没有勇气彻底决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白薇拖着病体创作抗日剧作，稿费却大部分流入了杨骚的口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身体在腐烂，我的钱袋在流血，我的心在死去。”

1934年，杨骚终于玩够了。他宣布要娶一位上海富商的女儿，临走前居然还来找白薇：“我需要一笔钱结婚，你会帮我的，对吧？毕竟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白薇看着他，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了下来。她打开门：“滚。”

杨骚走后，白薇瘫坐在地上。十年的光阴，十年的痴心，换来的是一身病毒、满心疮痍，还有空空如也的钱袋。医生告诉她，因为梅毒侵害，她可能终身无法生育了。

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白薇拖着病体加入抗日救亡队伍，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战火纷飞中，她的梅毒时不时复发，但买不起昂贵的“606”，只能用土方子勉强控制。

在重庆，她遇见了年轻时的好友丁玲。两人在防空洞里躲日军轰炸时，丁玲劝她：“找个老实人嫁了吧，好歹有个依靠。”

白薇摇头：“我这身子，我这名声，别拖累别人了。”

她说的“名声”，不仅指她的病，更指她与杨骚那段“不光彩”的过去。在那个时代，一个染过性病、与男人同居过的女人，无论多么有才华，都很难被正经人家接受。

1945年抗战胜利，五十一岁的白薇回到上海。曾经的亭子间已被炸毁，文坛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她租了一间阁楼，靠给报纸写专栏勉强维生。

八

1949年，上海解放。五十五岁的白薇迎来了“新时代”。她当上了上海市文联委员，有了固定的工资，再也不用为稿费发愁。

然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人揭发她曾是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撰稿人。审查人员问她：“你和胡风什么关系？”

“投稿关系。”

“那杨骚呢？听说你们在日本就认识，他后来去了台湾，你们是不是有特务联系？”

白薇苦笑。杨骚1949年确实去了台湾，继续写他的风花雪月。而她在大陆，却要为一个早已恩断义绝的男人接受审查。

1966年，“文革”爆发。七十二岁的白薇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资产阶级臭文人、日本特务、梅毒患者”的牌子游街。红卫兵把她和杨骚的往事编成顺口溜，当众朗诵。

最让她难堪的，是“梅毒患者”这个罪名。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性病等于道德败坏。尽管她的病早已治愈，但污名却伴随一生。

批斗会上，有人朝她扔臭鸡蛋：“烂货！”

白薇低着头，想起五十年前的新婚夜，婆婆也是这么骂她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

九

“文革”结束后，白薇获得了“平反”。但她没有子女，没有家人，独自住在上海南昌路的一间小屋里。

改革开放后，文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民国作家。有年轻学者来采访她，问起杨骚。白薇沉默良久，说：“都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吗？每个阴雨天，她的关节都会疼——那是梅毒的后遗症。每次在报纸上看到“艾滋病”的报道，她都会想起自己当年得病时的绝望。那种病耻感，刻在骨子里，至死方休。

1987年夏天，九十三岁的白薇病倒了。住院期间，她时常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护士问她看什么，她说：“看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不如树。”

8月27日，她陷入昏迷。弥留之际，她突然用湖南方言说：“娘，脚疼……”

8月28日凌晨，白薇去世。按照她的遗嘱，骨灰撒入湘江——那条从她家乡流过的大江。

十

白薇去世后，她的作品被重新出版。文学史给了她应有的地位：“五四”后重要的女作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

然而翻开她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是血泪。《打出幽灵塔》里被父权压迫的女性，《悲剧生涯》里为爱痴狂的女子，都有她自己的影子。

她的一生，正好跨越了中国从帝制到共和、从战乱到和平的百年。但作为女性，她从一种枷锁逃出，又陷入另一种枷锁：从封建礼教的童养媳，到“自由恋爱”的牺牲品；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受害者，到“新女性”标签下的囚徒。

她反抗了，出逃了，奋斗了，成功了，但最终依然被困在女性的身体里，困在疾病的屈辱中，困在时代的偏见里。

今天，我们纪念白薇，不仅是纪念一位作家，更是纪念所有在历史夹缝中挣扎的女性。她们用血肉之躯，铺就了后来者脚下的路——尽管这条路，她们自己从未真正走通。

主要参考资料：

《鲁迅全集》中与白薇的通信、《丁玲文集》相关记述、杨骚《昨夜》、《民国时期性病防治史料》，上海档案馆藏、《湖南省志·民俗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