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珍时宥父子：金元乱世，以权势庇文人，撑起徂徕山半壁书香

提起徂徕山，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是诗仙李白隐居的踪迹，是石介讲学的盛景。却少有人知晓，在金末元初天下板荡、斯文扫地的黑暗岁月里，是泰安天宝的一对父子——时珍、时宥，以一方豪强之力，修寺建观、庇护儒士、留存石刻，既保境安民，更硬生生护住了徂徕山的文脉火种，让千年书香未断。

时珍（1182—1252），字国宝，他是土生土长的泰安天宝人，其先祖为避战乱迁居天宝寨，到他这一代，恰逢金末乱世，匪患四起、官吏逃亡，百姓流离失所。时珍挺身而出，与叔侄一道组织武装、据寨防盗，率领乡里青壮年坚守天宝寨，凭一己之力守护一方安宁。他处事明识果断，曾有村民误判亲人被害，执意要冤枉无辜者，时珍力排众议，坚信失踪者未死，亲自派人寻访，最终失踪村民平安归来，乡邻无不佩服其判断力与仁心。

后来他率部归附蒙元东平路万户严实，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一路擢升，官至镇国上将军、左副元帅、泰定军节度使，封陇西郡开国侯，食邑千户，还曾率兵攻克益都、镇守兖州，成为蒙元初年山东一带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但他始终心怀故土与百姓，嘉熙二年（1238年），五十四岁的时珍毅然辞官归乡，恪守“危能戡乱，安能利泽生民”的信念，将毕生精力转向护山、护文、护百姓，与儿子时宥一道，倾家族之力礼遇文士、留存文脉，成为乱世之中最动人的文脉守护者。

贞祐之乱后，战火席卷齐鲁，徂徕山也未能幸免——殿宇被焚毁，千年石刻被湮没，文人学士四散奔逃，延续数百年的儒风几乎断绝。彼时的时珍，虽已致仕，但多年军旅与为官积累的威望仍在，加之家族势力加持，仍是一方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曾手握重兵、立过赫赫战功，却从不用权势欺压百姓、扩张私利，反而将“护文、护山、护道”当作自己的毕生志向。他深知，乱世之中，保一方平安是本分，而能为读书人留一席书桌、为华夏文脉留一丝生机，才是真正的功德。不同于那些热衷追逐文人虚名的权贵，时珍只做实实在在的事：为流离失所的儒士提供安身之所，为有道场的修士提供稳定供养，悉心修缮山林中的古迹，为避世学者提供全方位庇护——不强迫他们出仕，不侵占他们的产业，不打扰他们讲学论道。

就连东平路万户总管府参议宋子贞也盛赞他：“草昧之初，海内豪杰疾策诡遇，以趋功名者为不少，而珍独盘桓后尘，不失其正，可谓厚德君子者矣”，这份在乱世中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品格，也正是他倾心护文的根源。在金元易代、战火纷飞的山东大地，一个武人能放下兵权的威严，如此倾心护持斯文，实属罕见，也更显珍贵。

元定宗元年（1246），时珍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文事，便是襄助隐儒鹿森修建二圣堂。当时，儒士鹿森隐居于徂徕山，心怀传道讲学之志，却苦于没有财力，连安身讲学的地方都没有。时珍得知后，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出资修建殿堂，还捐出自家田产，助力鹿森完成心愿。二圣堂建成后，供奉孔子与老子，倡导三教合一，既为百姓提供教化之地，更成为乱世读书人的“避风港”。那些不愿仕元、坚守气节的儒士，那些流落齐鲁、无家可归的学者，纷纷聚集于此，栖身讲学、著书立说。而时珍，则以自己的权势保障他们的安全，以田产的收益保障他们的衣食，让这些文人得以坚守本心，不被战火所扰，不被权势所迫。据《泰安五千年大事记》《新泰县志》明确记载，也是在这一年四月，时珍父子还同期主持修复了光化寺，让这座古刹得以重焕生机。

光化寺是徂徕山上一座始建于北魏的古刹，历经千年沧桑，却在贞祐之乱中被战火彻底焚毁，断壁残垣，香火断绝。1246年，时珍与时宥一道主持重修，特意延请高僧晖公前来住持，严格按照古刹旧制，恢复其千年规制。古刹复兴后，不仅香火重续，更成为僧俗、文士往来栖止的重要场所。僧人在此修行，文人在此雅集，学者在此论道，山中文脉渐渐复苏，昔日的书香气息再度弥漫在徂徕山间。《重修光化禅寺碑记》中便有记载，元定宗元年，时珍延请高僧晖公重整光化寺，恢复其旧貌；后来时宥袭爵之后，也常常过问寺务，悉心护持寺院香火与在此栖身的学人。

除了护持儒士、修复佛寺，时珍还全力支持全真道发展，主动寻访到丘处机的四传弟子——全真道士丁志年，助力其重建毁于兵火的炼神庵。这项工程耗时十余年，耗费了时珍父子大量的财力与心力，最终让炼神庵恢复“殿堂室馆、庖厨园圃，咸有伦序”的盛况，成为全真道士修行、文人雅士雅集的重要场所。更难得的是，时珍特意将重建炼神庵的始末，刻于山崖之上，留下了《复兴葛氏岩炼神庵之记》与皇后懿旨摩崖石刻。

摩崖之上，清晰镌刻着“致仕时珍、袭爵男宥、孙栋同纪石”的字样，一家三代接力护山护文，不仅彰显了时珍的护文初心，更将这份坚守代代传承。他曾自勉“汝即汝士，汝开汝府，泰定一军，惟汝节度”，这份守护一方、利泽生民的担当，早已融入他护持文脉、善待百姓的每一件事之中，历经近800年风雨，他的字迹与初心，至今仍在徂徕山间熠熠生辉。

时珍去世后，儿子时宥袭爵，官爵与父亲相同，而他护持文脉的初心，比父亲更加坚定。时宥严格延续父亲的举措：不侵扰山林古迹，不侵占寺观田产，礼遇儒士与道士，全力庇护避世隐者。当时山东一带，不愿仕元、坚守气节的文人、道士、学者，大多依托徂徕山安身立命。时宥始终坚守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的环境与稳定的生计，让讲学、著述、修行得以持续不辍。世人常说，武人守土，文人守道。而时珍、时宥父子，却以武人之资，行文人之事——在战火纷飞的乱世，给读书人留一条生路，给华夏文脉留一口气，这份坚守，超越了时代，更值得后人铭记。

时珍父子的护文之举，并非空穴来风，诸多权威史料均可佐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存于徂徕山摩崖之上的《复兴葛氏岩炼神庵之记》，清晰记载了时珍、时宥祖孙三人的题名，是最直接的实物证据；《泰安县志·人物》《泰安五千年大事记》，详细记录了时珍父子修寺、建二圣堂、庇护文人等诸多事迹，脉络清晰；《重修光化禅寺碑》，则明确记载了父子两代人兴复寺院、护持僧俗学人的善举；泰山学者刘传录经过详细考证，也明确指出，时珍父子是金元之际徂徕山文化复兴的核心人物，其功绩不可磨灭。

徂徕山的文脉，从来不止于一时名士的题咏，更在于危难时刻，有人挺身而出，为斯文遮风挡雨。时珍、时宥父子，以地方权势庇护文人，以家族之力延续文脉，保境安民、护持寺观、礼遇儒士、留存金石，用一生践行了“守护斯文”的承诺。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功业，却在乱世之中，为华夏文脉留住了一丝火种，让徂徕山的书香得以延续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