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日军糟蹋20余日，父亲卖血赎回但有三怕，解放后得“救赎”

一

民国十七年（1928年），海南岛儋县大成镇南迁村，符家老屋。

接生婆抱着刚出生的女婴，对床上的产妇说：“是个妹子，眉眼清秀，像朵木棉花。”

父亲符阿贵蹲在门槛上抽烟，半晌才说：“叫美菊吧。菊花耐寒，好养活。”

美菊确实好养活。喝米汤长大，五岁就能帮母亲喂鸡、拾柴。南迁村在海南岛西部，背靠五指山余脉，面朝南渡江。这里土地贫瘠，村民靠种番薯、橡胶为生。美菊记忆里，童年是饥饿的——番薯粥稀得不见人影，过年才能吃上一口白米饭。

但快乐也有。春天，木棉花开，红艳艳挂满枝头。美菊和小伙伴们捡落花，串成项链；夏天，跳进南渡江摸鱼，被母亲追着打：“女娃子，光屁股像什么话！”

母亲是典型的海南妇女，裹过脚又放开，走路一瘸一拐。她常对美菊说：“女子要守本分，将来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就是福气。”

美菊七岁那年，父亲送她去村塾。先生姓陈，是个老秀才，教《三字经》《百家姓》。美菊学得快，先生夸她：“这女娃，记性好。”但只学了半年，家里交不起束脩（学费），美菊辍学了。她躲在祠堂后偷听，被先生发现，叹口气：“明天你来，我不收你钱。”

就这样断断续续学了两年，能认几百个字。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求学”。

历史切片：美菊出生的1928年，中国名义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军阀混战未息。海南岛孤悬海外，相对闭塞，但“革命”的风还是吹来了——琼崖工农红军在五指山建立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南迁村的地主符老爷吓得跑到海口，留下话：“谁分我的地，回来剥他的皮！”

美菊不懂这些。她只知道，村里来了“红军”，不抢粮食，还给穷人发盐巴。有个女红军剪短发，穿灰布军装，教孩子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美菊跟着学，被母亲揪耳朵：“女子唱这些，不成体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海南，已是两个月后。符阿贵从镇上回来，脸色凝重：“日本人占了北平，要打过来了。”

美菊问：“日本人是什么人？”

父亲答：“是鬼子，吃人的鬼子。”

二

1941年，美菊十三岁。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快侵华步伐。海南岛因其战略位置，成为日军必争之地。

其实早在1939年2月，日军就已登陆海南。美菊记得那天，天空传来“嗡嗡”声，像巨大的苍蝇。村民们跑到晒谷场，看见几十架飞机掠过，扔下黑点——是炸弹。爆炸声从海口方向传来，地动山摇。

不久，日军占领儋县。南迁村来了“维持会”的人，挨家挨户登记：“皇军要征粮、征夫，谁敢不从，杀头！”

符阿贵被征去修路，每天天不亮出门，深夜才回，肩膀磨出血泡。母亲偷偷哭：“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更可怕的是“征花姑娘”。村里传言，日本兵到处抓年轻女子，关进“慰安所”。有户人家的女儿被抓走，三天后尸体扔在村口，浑身是伤。母亲吓得把美菊关在家里，不许出门。

美菊透过门缝看世界：日本兵的摩托车扬起尘土，刺刀在阳光下反光；汉奸带着“皇军”挨家搜查，抢鸡抢米；村头榕树上，常挂着“抗日分子”的人头，乌鸦围着啄食。

她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打他们？”

母亲捂住她的嘴：“傻女，拿什么打？锄头打得过枪吗？”

1943年，美菊十五岁，出落成亭亭少女。母亲开始张罗婚事：“隔壁村王家小子不错，老实肯干。”美菊低头搓衣角，脸红了。她偷偷见过那后生，在集市上卖甘蔗，笑起来有虎牙。

但战争打碎了一切。

三

关于美菊被抓的具体时间，史料有出入，一说1943年，一说1945年。根据她晚年回忆，应是1943年秋，她十六岁。

那天清晨，美菊和同村几个姑娘去南渡江边洗衣服。江水清澈，她们边洗边唱山歌：

“三月木棉红似火，妹等哥来坡连坡……”

歌声未落，江对岸传来摩托车声。五个日本兵跳下车，端着枪冲过来。女孩们尖叫着四散逃跑，美菊被石头绊倒，一个日本兵抓住她的辫子，拖上摩托车。

她被带到儋县日军据点——原是镇公所，现在挂太阳旗。院子里，几十个中国男人正在修工事，个个面黄肌瘦。美菊看见父亲符阿贵也在其中，想喊，被日本兵捂住嘴。

第一天，她被逼着搬石头、挖战壕。监工的日本兵叫山本，会说几句中文：“花姑娘，快快地干！”

干到深夜，美菊累瘫在地。迷迷糊糊中，被人踢醒。山本狞笑：“你的，慰安所的去。”

“慰安所”是据点旁的一排木板房。美菊被推进其中一间，不到五平米，只有一张草席，一个马桶。门从外面锁上。

第二天晚上，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喝得醉醺醺，嘴里喊着“花姑娘”，扑上来撕衣服。美菊哭喊、挣扎，被一巴掌打晕。醒来时，下身剧痛，草席上全是血。

从此，地狱开始。

每天，少则三五个，多则十几个日本兵进来。他们不把美菊当人，只是发泄兽欲的工具。美菊稍有不从，就遭毒打——皮带抽、枪托砸、烟头烫。有次她咬了一个日本兵的手，被拖到院子里，扒光衣服，用冷水浇。十月海南，夜晚已凉，美菊冻得浑身发紫，日本兵围着哄笑。

她想过死。撕下衣服布条，想上吊，但房梁太高；撞墙，头破血流却没死成。山本发现后，把她绑在柱子上，饿了两天：“想死？没那么容易！”

最痛苦的是“检查”。每周有军医来，检查她们是否染病。所谓检查，就是粗暴的内检，器械不消毒，疼得人昏死过去。美菊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下体溃烂，高烧不退。

她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夜里，她透过木板缝看月亮，想起母亲做的番薯粥，想起南渡江的歌声。眼泪流干，只剩麻木。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研究，日军在海南岛建立了至少62个慰安所，强征至少两万名妇女。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地，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她们被称为“慰安妇”，实则是性奴隶。

四

美菊被抓后，符阿贵疯了似的找女儿。他求维持会长，求翻译官，甚至跪在日本军官面前，换来的只有拳打脚踢。

转机出现在二十天后。一个汉奸偷偷告诉他：“太君说了，拿五十块大洋来，就放人。”

五十块大洋！符家全年收入不到十块。符阿贵卖掉家里唯一的水牛，又挨家挨户磕头借钱。南迁村穷，但乡亲们还是凑了——张家出两块，李家出五角……最后凑齐四十三块，还差七块。

符阿贵一咬牙，去镇上卖血。抽了400毫升，换回五块大洋。还剩两块，他跪在药铺门口，磕头磕出血：“掌柜的，救我女儿一命！”

掌柜是外地人，叹口气，借给他两块：“快去吧，晚了就没了。”

符阿贵揣着五十块大洋，跑到据点。山本数了钱，咧嘴笑：“你的，良民大大地。”然后带他去慰安所。

门打开时，符阿贵几乎认不出女儿——美菊蜷缩在角落，衣衫褴褛，浑身是伤，眼神空洞。他脱下外衣裹住女儿，背起来就跑。

身后传来日本兵的哄笑：“花姑娘，病好了再送来！”

父女俩不敢走大路，钻山林、蹚溪水。美菊发着高烧，迷迷糊糊说：“爹，我疼……”符阿贵老泪纵横：“阿菊，撑住，就到家了。”

五十里山路，符阿贵走了整整一天。到家时，脚底磨出血泡，肩膀被女儿咬出牙印——美菊疼得受不了，只能咬父亲。

母亲看见女儿，晕了过去。醒来后，烧热水给美菊擦身，边擦边哭：“造孽啊……造孽啊……”

美菊高烧不退，说胡话，浑身抽搐。村里郎中一看，摇头：“邪气入体，难治。”母亲不信邪，上山采草药，捣碎了敷；去庙里求符水，灌下去。也许是母爱感动上天，一个多月后，美菊退了烧，能下床了。

但身体垮了。妇科病留下后遗症，腰腿常年疼痛；更严重的是心理创伤——她怕男人，怕天黑，怕敲门声。夜里常做噩梦，尖叫着醒来。

村里流言四起：“符家闺女被鬼子糟蹋了，不干净。”“谁娶她，谁倒霉。”

美菊听见，不说话，只是更用力地搓衣服，搓得手破皮。

五

1950年，海南解放。解放军进村那天，美菊躲在门后看。他们不抢东西，还给穷人分田地。有个女兵剪短发，像当年那个红军姐姐。

土改工作队住进符家，队长姓刘，是个北方人。他听说美菊的遭遇，沉默良久，说：“妹子，这不是你的错。是日本鬼子的罪，是旧社会的罪。”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美菊心里二十二年的黑暗。

同年，经人介绍，美菊嫁到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丈夫叫王河安（一说王和安），比她大五岁，老实巴交的农民。相亲那天，王河安说：“我不嫌你。这世道，能活着就好。”

婚礼很简单，一桌酒席，几个亲戚。美菊穿红褂子，王河安穿蓝布衫，对着毛主席像鞠躬。洞房夜，美菊浑身发抖，王河安只是握着她的手：“睡吧，我不碰你。”

这一握，就是三个月。直到美菊不再发抖，王河安才真正成为她的丈夫。他不懂甜言蜜语，只会用行动表达：美菊腰疼，他上山采草药；美菊做噩梦，他整夜守着；村里人说闲话，他抡起扁担：“再说，我打烂你的嘴！”

美菊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1950年代，新中国开展“扫盲运动”。美菊上夜校，学拼音、识字。她最喜欢写自己的名字——“符美菊”。先生说：“菊，花中君子，傲霜斗雪。”美菊想：是啊，菊花冻不死，我也冻不死。

六

婚后，美菊接连怀孕。1951年，长女出生；1953年，次女；1955年，长子；1957年，次子；1959年，三子；1961年，四子。

六个孩子，像六棵小树，让这个家有了生机。但苦难如影随形。

1955年，长子三岁时得痢疾，没钱医治，夭折。美菊抱着冰凉的小身体，三天没说话。

1959年，次子两岁，掉进水塘淹死。美菊哭晕过去，醒来后，头发白了一撮。

1961年，四子出生时体弱，熬了半年，还是走了。美菊对着空摇篮，一夜白头。

王河安安慰她：“还有三个，好好养。”

可命运不放过她。1970年代，两个女儿出嫁，远嫁他乡。唯一的儿子成年后，娶妻生子，本以为苦尽甘来。1990年，儿子打井时触电身亡，怀孕四个月的儿媳改嫁，留下襁褓中的孙子王财强。

美菊抱着孙子，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历史像个轮回，但这次，它不能倒。

七

2000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找到美菊。他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正在全国寻访幸存者。

美菊第一次对外人讲述那段经历。七十三岁的老人，说到“日本兵撕我衣服”时，浑身发抖。苏教授握住她的手：“阿婆，这不是你的耻辱，是日本的罪。”

从此，美菊成为“活证据”。她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听证会，甚至准备去日本起诉。有记者问：“您恨日本人吗？”美菊答：“恨那些作恶的兵。但恨有什么用？我要他们认错。”

2006年，孙子王财强十六岁，读初二。他放心不下瘫痪的奶奶，辍学回家。美菊骂他：“傻仔，不读书没出息。”王财强说：“奶奶，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祖孙俩相依为命。王财强种橡胶、打零工，每天给奶奶擦身、喂饭。美菊大小便失禁，他换洗床单，从不嫌脏。村里人说：“这孙子，比儿子还亲。”

2014年，摄影师李晓方来访，拍下美菊坐在轮椅上的照片。老人满头银发，脸上沟壑纵横，但眼睛里有光。她说：“我要活着，活到日本道歉那天。”

晚年生活：美菊是村里的“五保户”，每月有一百多元补助。苏智良团队每年提供援助，从最初的144美元（约1200元人民币）增加到后来的5000元。香港、内地的爱心人士也常来探望。但钱不够用，王财强要养活一家五口（他后来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常去帮人清洗橡胶桶，一只桶两毛钱。

八

2017年春节后，美菊感冒反复，咳嗽不止。王财强要送她去医院，她摇头：“老了，该走了。”

3月8日清晨，美菊突然精神起来，让孙子推她到院子里。木棉花开了，红艳艳的，像她十六岁那年。

她轻声唱起山歌：

“三月木棉红似火，妹等哥来坡连坡……”

唱完，对王财强说：“我死后，把我埋在后山，面朝南渡江。我要看着江水，流啊流，流到海里，流到……流到该去的地方。”

上午十一时，美菊安详离世，终年八十九岁。这天是国际妇女节。

葬礼很简单，村里人都来了。苏智良教授发来唁电：“符美菊女士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坚韧的一生。她是历史的见证，是良心的刻度。”

下葬时，王财强在奶奶棺材里放了一朵木棉花。他说：“奶奶最喜欢木棉，说它红得像血，也像火。”

九

美菊去世后，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6人。她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八旬。时间，正在带走最后的证人。

美菊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日本政府正式道歉、赔偿。2001年，她曾准备赴日起诉，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她对孙子说：“我这辈子，等不到了。但你等得到，要等下去。”

王财强记住了。他保存着奶奶的所有资料——照片、证言、媒体报道。他说：“等我的孩子长大了，我要告诉他们，太奶奶受过什么苦，为什么我们要记住。”

2018年，海南师范大学设立“慰安妇”研究中心。2021年，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开辟海南专区，符美菊的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下有一行字：

“她等待道歉，日本等待遗忘。”

但有些人不会遗忘。每年3月8日，总有人来到南迁村后山，在美菊墓前放一束木棉花。花是红的，像血，也像火——烧过黑暗，照亮记忆。

美菊曾对采访者说：“我这一生，苦得像黄连。但我不后悔活这一遭。因为活着，就是作证。”

是的，她活下来了，用残缺的身体，用破碎的心，用八十九年的光阴，作证。

证明暴行存在过。

证明苦难真实过。

证明有些人，连忘记都不配。

主要参考资料：

关于符美菊生平细节，综合自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团队的研究资料及媒体报道，其生于1928年（一说1929年），2017年3月8日逝世，享年88-89岁。

日军在海南岛的慰安所数量及强征妇女数据，参考苏智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等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