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胞工厂到国家战略：生物制造何以成为新引擎？

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生物制造被明确为与量子科技、工业母机并列的国家战略最高优先级，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物质引擎”。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培育”，到2026年规划纲要的“增长点”，政策话语两年间快速升温。

华熙生物在此时组织了一场横跨企业家、工程专家、基础科学专家、数据及底层工具专家、产业投资与转化专家、国际供应链专家的跨学科交流，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生物制造的科幻、历史幽灵与未来高地》的深度报告。

这份报告最难得的地方，是它没有急着给答案，而是认认真真地提出问题。正如报告中自己说的：“正确问题的提出，可能是找到正确路径最重要的开始。”这句话其实是整个报告的文眼。很多行业报告喜欢画蓝图、喊口号，但华熙生物组织的这场讨论敢于直面“我们到底差在哪儿？”。在中国生物制造已经占据全球70%发酵产能的今天，这种清醒尤其可贵。当然，文章一开篇便抛出了其核心观点：从科技突破到顶层设计的全球竞速，生物制造正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科幻照进现实：为什么国家押注生物制造？

其实，报告的起点很有意思，从科幻讲起，将银河系另一端的黑科技，一下子就照进了现实。1968年，阿瑟·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里描绘了月球基地克拉维斯，所有维生物资从岩石中提炼，食物来自藻类培育。刘慈欣后来说：“我所有作品都是对《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这份致敬背后，是对一种想象力的认同。当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农业这种“靠天吃饭”的方式将被生物制造所取代。

2025年6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提出了“星际农业”概念，科幻正在变成现实。筛选出螺旋藻、裸藻、莱茵衣藻等“星际先锋”物种，构建不依赖耕地和淡水的食物生产模式。报告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太空，当微藻可以在荒漠戈壁实现工业化量产，地球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将迎来革命性方案。

这里原文巧妙地用“外星生存”来论证生物制造的战略价值。它的潜台词是，生物制造不是普通的产业，它将是人类文明下一阶段的基础能力。谁掌握了生物制造，谁就掌握了未来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生存和扩张的钥匙。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欧盟、英国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把生物制造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原因。

2022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第14081号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将生物制造与半导体同等看待。此后《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中的《生物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华限制。欧盟2024年发布《与自然共建未来：促进欧盟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通报，2025年通过新的《欧盟生物经济战略框架》。英国则将目标调整为，到2035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生命科学经济体。综上所述，一场围绕生物制造的全球竞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中国凭什么坐在这张牌桌上？

铁血宰相卑斯麦曾说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即便是当下的欧美政客也常说，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市场竞争的霸权主义同样无时无刻不在，特别是在你动了别人的奶酪的时候尤为如此。中国生物制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实打实的家底。报告给出了几个关键数字，中国生物制造总规模特别是在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论文发文量和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均超20%。

企业层面，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已经脱颖而出。华熙生物透明质酸原料全球市场占有率超40%，稳居全球第一，且受邀参与修订欧洲药典、美国药典及中国药典标准，成为全球该领域的“规则制定者”。2000年，华熙生物凭借微生物发酵法量产透明质酸，打破了动物组织提取的垄断；2011年，其酶切技术荣获中国专利金奖，实现了透明质酸分子量从2000Da到300万Da的精准调控。截至2025年底，华熙生物累计获得授权专利超400项，其中合成生物学相关专利占比超30%，搭建了包含γ-氨基丁酸、麦角硫因、重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等20余种生物活性原料的细胞级原料生态矩阵。

更值得关注的是华熙生物在基础设施上的布局。2025年，华熙生物累计投资近30亿元在天津建成合成生物中试平台，首批入选国家工信部《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名单》，并获评最高级别的“五星”等级认证，成为全国仅有的5家获此评级的单位之一。这座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生物铸造厂”，配备64条柔性生产线，实现了从克级实验成果到吨级量产的全链条覆盖。

凯赛生物在全球长链二元酸市场占据主导地位，DC11+市占率超80%；华恒生物的L-丙氨酸全球市占率超40%、L-缬氨酸市占率居世界第一。规模、产能、市场占有率，中国生物制造在这些维度上已经不输任何人。但报告没有停留在成绩单上，而是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类比。

谁来做博尔顿？历史呼唤“生态领导企业”

报告接下来讲了一段历史，耐人寻味。1765年，年轻的瓦特加入了英国伯明翰的“月光社”，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制造商组成的技术社团。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布莱克教授和企业家罗巴克的帮助下开始研制蒸汽机，但初始投资很快花光，公司破产，瓦特不得不兼职运河测量员谋生。直到伯明翰铸造厂老板马修·博尔顿接手相关专利，瓦特才迎来转机。博尔顿不仅提供资金，还帮瓦特精进了加工制造工艺。1776年，40岁的瓦特终于成功制造出第一批新型蒸汽机。从开始研究到问世历经了15载，从问世到技术成熟又经33年，再到量产大卖整整63年。

报告给出的核心结论是，发明家是研发生态的重要参与者，但关键资源的整合者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没有博尔顿，蒸汽机的历史可能完全不同。

另一个案例是电气时代的特斯拉与摩根。J·P·摩根资助特斯拉建设沃登克里弗塔，但他希望特斯拉做无线电通讯的商业化，而特斯拉聚焦于无线供电，这是一项至今都无法规模化运用的方向。当意大利人马可尼抢先实现跨大西洋无线电通讯，摩根停止了资助，沃登克里弗塔沦为烂尾楼。特斯拉的天才毋庸置疑，但他的悲剧在于，科学家对技术方向的兴趣，未必与产业转化者的市场判断一致。

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特别有意思。瓦特和特斯拉都是天才，但一个遇到了博尔顿，一个遇到了摩根，而且摩根中途撤资。区别在于，博尔顿是做实业的，知道怎么把技术变成产品；摩根是金融家，更看重回报周期和商业前景。报告借此暗指，中国生物制造需要的是“博尔顿式”的企业家，懂技术、有耐心、敢长线投入，而不是赚快钱的资本玩家。

光刻机巨头ASML的故事提供了最直接的启示。上世纪80年代初，ASML只是飞利浦内部一个挣扎十余年的部门，被戏称为“问题儿童”。飞利浦曾试图出售该业务，无人愿意接手。直到1984年，飞利浦与ASM International合资成立ASML，起初连合适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只能在埃因霍温飞利浦园区内的几间木制营房里工作。但飞利浦作为生态领导企业，为其提供了技术积累和产业资源。此后几十年，ASML凭借与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的战略联盟，最终在极紫外光刻（EUV）领域垄断全球。

这段历史的关键启示在于，没有飞利浦这样的生态领导企业，就不会有ASML被孵化出来成为今日的巨头。同样，没有英特尔、三星、台积电作为关键客户和战略投资者，ASML也无法坚持近二十年的EUV研发周期。当我们感叹中国新兴产业缺乏生态领导企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足够战略定力去培育，还不成熟的未来生态领导者尤为关键。

守住高地的“指挥工具”与“指挥高地”

面对全球产业转移，报告提醒不能盲目乐观。有一种过于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拥有快速反应的成体系制造业，这种体系化的成本优势很难被转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一种优势可以高枕无忧。中国台湾拥有全球最强的芯片代工能力，却没有发展出稍有规模的EDA厂商；韩国拥有三星、SK海力士这样的半导体巨无霸，在EDA领域的全球份额却接近为零。制造能力不会自然催生对底层工具的掌控。

那么，中国生物制造的“指挥高地”应该是什么？美国前通用电气CEO杰弗里·伊梅尔特的一段反思很值得深思。他曾在任期间始终强调“技术创新必须与制造能力绑定”，并尖锐地指出，美国之所以在竞争中感到压力，正是因为“中国投资于技术并制造产品”，而美国却一度沉迷于金融创新、疏远了实体制造。美国产业界感叹：“我们原来认为研发和制造可以分离，后来才知道制造本身就是研发的一部分。”

“制造本身就是研发的一部分”，非常值得刻在每一家制造业企业的墙上。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研发就是实验室里的事，工厂只是“生产”。但真正的技术迭代，是在产线上、在工艺工程师和工人每天的摩擦和调试中完成的。如果把制造环节外包或者转移到低成本的海外基地，研发能力也会随之萎缩。

报告由此提出“指挥高地”的核心定义，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工厂，而是具备四种能力的战略节点：贴近工厂，理解真实的生产痛点和工程约束；联通学界，将前沿科学导入产业实践；积累科学洞察资产，系统记录数据、提炼规律；产出基础工具和方法，最终为全球生物工厂提供最高效的科技和工程解决方案。

那么，中国有这样的“指挥高地”吗？报告认为，深圳和天津在生物制造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客观审视，“这些资产远未公共平台化，它们更像是建起了崭新大楼和拥有最新设备的新学校，而让这样的学校拥有大师和充满活力的创新者还有待时日。”报告指出商业环境长期存在“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倾向。企业倾向于重新自建体系而不是培育生态合作伙伴，高校倾向于追求论文发表而非产业转化，投资倾向于可见的硬资产而非无形的软生态。最终可能导致设备闲置与重复建设并存，数据孤岛与经验隔阂同在。

这段话点到了中国产业生态的深层病根。每个企业都想自己搞一套，不愿意给别人“做嫁衣”；每个实验室都盯着自己的论文和专利，不愿意开放共享中试平台。结果是，国家投了很多钱建基础设施，但运营不起来，成了“有大楼无大师”的空壳。华熙生物投资30亿建天津中试平台并开放了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用企业自己的力量填补这个公共品的空缺。

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在一次专访中直言了问题的核心：“高校研究只管论文指标，企业要的却是能商业化的技术，两边需求根本对不上。加上知识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很多产学研合作像‘相亲’，私下谈来谈去，最后往往谈崩。”业内将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生产的断层称为“死亡之谷”。目前生物制造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10%，而华熙生物希望在“十五五”期间通过多方协同，将这一比例提升至30%至40%。

这是整个报告最务实的一段。它没有回避现实矛盾，高校要论文，企业要利润，中间缺少一个让双方都能“算得过来账”的合作机制。华熙生物提出30%-40%的转化率目标，如果真能实现，将是中国生物制造的一次质的飞跃。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一家企业是不行的，需要政策、资本、科研院所共同设计一套新的利益分配规则。

报告最后引用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追问，中国是否具备再次崛起的历史发明基础？戴蒙德没有公布答案。报告也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把问题留给了读者：“无论是芯片、工业母机还是生物制造，我们能抛离陶瓷时代的幽灵，独立的构筑出完整的科学底层逻辑和底层工具吗？我们能培养出完整的生态，并让生态的中枢承担起公共使命吗？我们能在全球产业的流动转移中守住自己的指挥高地吗？”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华熙生物愿意拿出30亿建中试平台向社会开放、愿意组织这样一场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态领导企业的担当。守住高地的钥匙，不在实验室里，也不在工厂里，而在两者之间那条被长期忽视的转化之路上。而那条路，需要科学家、企业家、政府、资本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