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Mey
文章来源: Jadaliyya,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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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捐献给灾难中的巴勒斯坦人。
Jadaliyya (下简称J):是什么促使您写了这本书?
Stacy D. Fahrenthold (下简称SDF): 几年之前,我了解到一位年轻的叙利亚男性在一次罢工中被刺刀刺死。当时,我还是个初来波士顿的博士新生,而劳伦斯市距波士顿仅三十英里——1912年,约翰·雷米(John Ramey)就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被一名州民兵杀害的。
在美国历史叙事中,“面包与玫瑰罢工”(1912年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常被描绘为“塑造”美国工人阶级的关键时刻。但其在阿拉伯移民(mahjari)历史中的面貌却模糊不清。
当时劳伦斯拥有全美第二大阿拉伯移民社区,近4500名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移民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领导的多族裔联盟一部分参与了罢工。然而,在查阅美洲地区浩繁的由阿拉伯语印刷的文化档案时,像约翰这样的故事即使偶有记载,也着墨甚少。
阿拉伯移民档案中处处可见劳工运动的痕迹,但表述总是含蓄的——例如妇女援助社团的“善行”报道、对现代管理技术的迷恋、维持产业和平的“合作”策略、对不守规矩的工厂工人含蓄的指责,以及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对阿拉伯社群留美权利构成危险的规训式讨论。
受这种印刷文化影响,我的第一本著作(《在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之间》)将我从工人研究引向了印刷阶层的民族主义政治。但与此同时,那些劳工抗争的回声始终萦绕我心。报刊中那些未被言说的空白一直困扰着我。
《不可言说之事》在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困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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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手去撰写一部“全世界叙利亚工人”风格的劳工史,核心聚焦于1912年至1934年间美国发生的罢工与起义。本书叙述了美国的阿拉伯裔工人在毛纺、织造、服装和亚麻刺绣等行业的历史;这些行业共同驱动“阿拉伯-大西洋移民运动”(Arab Atlantic mahjar),构成了中东移民工人的最大从业领域,并以未被充分认知的方式塑造了侨民的劳工经济。
(译注:Mahjar一词汇源自阿拉伯语“hijra”,意为“迁徙”,指的是大约从1850年开始并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一股由叙利亚和黎巴嫩诗人及作家前往美洲的迁移潮。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逃避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因为绝大多数移民信仰基督教。
随着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移民到美洲,他们带来了对阿拉伯身份的思考——这也促成了在新居住地出现类似的文化运动。)
在此过程中,本书直面了各类“不可言说之事”:叙利亚年轻女性在工业劳动和纠察线上的核心作用;那些声称要“在美国提升叙利亚名声”的种族体面话语背后,对她们劳动力的剥削与阶级政治;以及在严苛的移民限制和反工人政治氛围下,族裔社群内部劳工斗争所面临的特有挑战。
本书反思了阿拉伯裔美国劳工史是如何因史学家对“何种行为算作劳工行动主义”的界定而被边缘化。书中既记录了传统的车间斗争和正式谈判,也聚焦于那些组织互助、筹集保释金、在罢工厨房为社区提供食物,并与其他移民群体建立跨种族联盟的活动家。
同样,《不可言说之事》也追溯了阿拉伯-大西洋地区叙利亚侨民资本家阶级的兴起,这些商人兼制造商通过巧妙操控纺织供应链、与美国扩张主义者合作,以及对叙利亚侨民群体劳动力提出(有争议的)诉求,建立了全球品牌。
因此,本书不仅讲述了叙利亚工人在美国白人管理下的工厂中“劳方对阵资方”的故事,也审视了在叙利亚人自己拥有的工厂中,这类斗争呈现出何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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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手持刺刀的马萨诸塞州民兵包围了一群罢工者。有三人这次罢工中死亡,他们分别是:意大利移民Anna LoPizzo,在冲突中胸部中弹;叙利亚移民John Ramey,被民兵用刺刀刺死;立陶宛移民Jonas Smolskas,在罢工结束数月之后因佩戴着亲劳工的徽章而被殴打而死。此外,还有许多人受伤和296人被捕。
J:本书具体涉及哪些主题、议题和文献?
SDF:《不可言说之事》探讨了阿拉伯移民社群的劳工史,叙述了在美国劳工运动高涨的一代,纺织行业中的行动策略与劳资斗争。
例如,本书探讨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工人如何与世界产联、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以及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等工会一同罢工。研究发现,在纺织业的数次停工中,叙利亚工人的参与规模足以使行业瘫痪,并迫使资方做出让步。由于这些工人大多是女性,本书也构成了女权主义劳工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写作过程中,阿拉伯移民社区纺织业的整体图景逐渐清晰——阿拉伯工人在毛纺、丝织、阔幅布和成衣等行业广泛分布,同时所谓的“叙利亚作坊”也开始出现,这些叙利亚人拥有的工厂里,妇女们缝制和服、内衣、钩编袖口领套(译注:一种类似假领、假袖口的装饰品)、刺绣亚麻制品或其他家用纺织品。
因此,本书不仅讲述了叙利亚工人在美国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方对阵资方”的故事,也审视了在叙利亚人自己拥有的工厂中,这类斗争呈现出何种面貌。同样,本书追溯了阿拉伯移民社区的供应链,每一章都跟随纺织原料从加工到成品的历程,每一环节都经过不同群体叙利亚工人的手。
通过对供应链概念的思考,《不可言说之事》得以超越纽约、帕特森、劳伦斯或波士顿的生产场所和车间政治;本书的后几章跟随叙利亚资本家的脚步,记录他们将生产外包到葡萄牙的马德拉岛、马尼拉、上海和横滨(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都是美国商业势力扩张的地点),并延伸至美墨边境地区。
J: 这本书与您之前的作品有何关联或不同之处?
SDF:在我的第一本书(译者注:即《奥斯曼与协约国之间:1908-1925年叙利亚和黎巴嫩侨民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探究了一种特定的侨民政治:即由叙利亚和黎巴嫩新闻界人士在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圣保罗等印刷文化中心所实践和推动的侨民民族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虽有例外!),这些人质疑工人运动、工会和劳工活动家,认为他们对其在祖国进行民族发展的政治事业构成潜在威胁——他们主张这项事业依赖于产业和平与来自海外的利润。
《不可言说之事》挑战了这种叙事选择,转而从女工、工会领袖、所谓“童工”以及穿梭于美洲大陆阿拉伯侨民社会寻找工作的纺织品小贩的视角,书写了一段阶级形成与劳工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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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第一个阿拉伯语文学社团“笔会”领导者们的照片,拍摄于1920年。从左到右:Nasib Arida, Kahlil Gibran, Abd al-Masih Haddad, Mikhail Naimy。根据秘书Mikhail Naimy所言,组织的宗旨是,是“将阿拉伯文学从停滞和模仿的泥潭中拉出来,注入新生命,使其成为阿拉伯国家建设中的积极力量”。在移民史中,容易被关注到的是像“笔会”成员这样的精英,而不是默默无闻的劳动者。
J: 您希望哪些人阅读这本书?您期待这本书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SDF:《不可言说之事》是为所有对全球中东社会史感兴趣的人,以及熟悉美国移民与劳工历史的读者而写的。同时,它也怀着对多年来我有幸聆听到的无数家族历史的关注——书中部分人物的故事得以呈现,正得益于社区档案工作者和家族历史学家在部分研究中的协作。
我希望《不可言说之事》能对我们如何思考中东的移民与流动历史产生影响:首先,通过更好地理解阿拉伯移民社区的代议政治史;其次,在追寻阿拉伯移民故事的过程中保持谦逊,并思考缄默(即“不可言说性”)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发声。
J: 您目前还在进行哪些其他项目?
SDF:我当前的大部分工作都聚焦于反对在巴勒斯坦发生的学术杀戮(译注:对教育人员、场所与物资的系统性破坏),并在我们当下多重危机的冲击下,为在美国持续保有研究、教授和学习中东历史的权利而努力。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已与加州历史-社会科学项目合作,在全州范围内为K-12阶段(译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整体,包含从5-6岁的幼儿园到17-18岁的12年级。)的中东及阿拉伯裔美国移民史教学开发课程材料;我们让大学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直接协作,并出版基于加利福尼亚州历史-社会科学框架的教案,供课堂直接采用。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正参与一个名为“自下而上的学术自由”的新合作项目,研究那些具有革新性的、非主流的学术传统如何通过大众教育影响了我们的校园,并推动大学鼓励(而非压制)活跃的公共辩论。
这两个项目的核心都在于关注学术自由,并致力于在强大阻力下推动制度性变革。这项工作使我与中东和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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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历史-社会科学项目主页,网址:https://chssp.ucdavis.edu/。为学校课堂准备的中东历史探究资料在2025年8月29日在主页上线。除了有关阿拉伯美国移民经历的内容之外,还有另外3篇分别是安达卢西亚的前现代精英文化、中东犹太生活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1880-1920)、现代巴勒斯坦历史。
本书节选(摘自引言)
1912年1月29日——约翰·雷米死亡的前夜,月近满盈。积雪已堆积数日,在日间消融又复冻的循环中凝结成厚重的冰层,在哨卡周围折射着月光。一个临时搭建的营垒保护着被派往劳伦斯市的马萨诸塞州国民警卫队士兵,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暴动者将冰块掷入工厂窗户。这个哨所位于埃尔姆街的拐角处,那条街是劳伦斯市叙利亚区的通道。
“他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了炸药,”一名民兵对另一名说着,同时仰头灌下一口本地的亚力酒(araq)来驱寒。在他们身后,一群男孩正在悄然集结,准备着一场伏击。男孩们悄悄靠近,收集积雪以充实他们的"弹药库"。其中一人喊了一声,他们便开始朝那些占据他们街区的士兵投掷雪球。
卫队士兵猝不及防,阵型被打乱,在一片混乱中,士兵们开始在叙利亚贫民区疯狂追捕袭击者。他们抓住了两名叙利亚男孩——他们是所谓的"童工",受雇于美国羊毛公司(AWC),当时正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起罢工。
15岁的纳吉布·卡利勒(Najib Kalil)和16岁的阿卜杜拉·纳朱姆(Abdallah Najjum)被关在工厂大楼里过夜,由州政府部署的武装人员看守。其余的叙利亚男孩则四散逃入夜色。但不到一小时,卡利勒和纳朱姆的父亲(他们也是美国羊毛公司的罢工者)便随愤怒的人群一起涌向了那个哨所。他们包围哨卡,敲打锅盆,惊醒了整座城市,要求释放孩子们。对峙由此发生。
有人看见约翰·雷米(John Ramey)就在那里,站在最前面。在之后那些经过宣誓的证词中,警方与州政府官员就约翰·雷米究竟是十六岁、十八岁还是二十岁争执不休。有人说他属于那群向哨所投掷冰块的男孩之一,并在朋友被拘留后随愤怒的人群返回。另一些人则坚称他当时根本不在场。
可以确定的是,次日——1月30日正午——约翰举着他曾在市叙利亚鼓号队演奏的短号,走在罢工示威队伍的最前列,穿过工厂区。雷米带领数百名叙利亚人来到分隔美国羊毛公司工厂与被称为"叙利亚区"的出租屋群的运河边。当示威者将武装民兵推过运河桥时,雷米被刺刀刺中两次:一次在肩膀,一次在背部。他逃回家中,由父母送往医院,最终伤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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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劳伦斯市不同族裔的居住区域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叙利亚裔聚居的区域。劳伦斯的工人们住在拥挤且危险的公寓楼里,每套公寓常常有许多家庭同住。一半的儿童在六岁前去世,36%的工厂工人在25岁前去世。平均预期寿命为39岁。
因担心报复性暴动,官员禁止公众集会并封锁了城市。但那天夜晚,当月满中天时,叙利亚鼓号队再次走上街头——男人们击鼓,妇女们侧翼相伴,敲击着锅盆。此后每夜都有午夜游行,悲痛的叙利亚罢工者们以此提醒劳伦斯市他们被杀害的短号手。约翰·雷米的遗体安葬于圣安东尼马龙派教堂。国民警卫队仍然驻扎在当地。街区的男孩们继续向士兵投掷雪球。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约翰·雷米:他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山法卢加(Lebanon),在劳伦斯市死于刺刀之下,是1912年“面包与玫瑰罢工”中遇难的三个人之一。
雷米的故事出现在所有关于叙利亚移民工人阶级的记述中,每次叙述都带着细微的差异。有一个版本说约翰走在世界产联队伍最前列向民兵进军;另一个版本说他只是无辜的旁观者,根本不是罢工者。还有一种说法是,约翰目睹警察殴打一名叙利亚妇女,在保护她时被刺中背部。
约翰·雷米,是从事可被当局驱逐出境之罪行的无政府主义恶棍;约翰·雷米,是向警察扔雪球而被杀害的工厂少年。
在每一个故事里,雷米的亡魂都为生者代言,被用于纪念那场被誉为塑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罢工。约翰·雷米让我们得以窥见阿拉伯侨民群体中叙利亚无产阶级的生活;而一个全新的历史,正等待在他身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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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探索全球叙利亚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将阿拉伯纺织工人置于劳工史、移民研究及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视域中。同时,本书追溯了叙利亚纺织业在阿拉伯侨民群体中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作为织工、缝纫工、服装工人还是小贩,叙利亚移民们支撑着一个由叙利亚商人主导的跨国纺织贸易网络。这些工人在侨居地的体验,与当时文化精英所颂扬的移民叙事截然不同。
这一点在叙利亚裔美国人的印刷文化及其众多报刊、小说和书籍中得以揭示——这些作品往往赞颂叙利亚商业巨子:侨民政治领袖、“笔会”的知识精英,或是怀旧色彩浓厚的背包小贩开拓者形象。
每个形象都诉说着阿拉伯侨民的特定历史,将移民描绘成精明进取、阶层跃升、受主流族裔认可、勤劳刻苦,并致力于在叙利亚与美国两个世界中扎根的群体。
早期关于这个侨民群体的历史书写称叙利亚人为“天生的移民与商人”,将他们抵达美洲的历史联系到“可追溯至腓尼基人的漫长移民史篇章”。
叙利亚人“通常不从事工厂工作”,其商业冒险精神更令人记忆深刻。“他们受种族天赋之利,被漫游欲与厚利贸易的渴望所驱动,”历史学家菲利普·胡里·希提(Philip Khuri Hitti)在1924年写道,“商业是他们的指路明星……世界上没有哪个角落是他们未曾涉足的。”
希提出版《美国叙利亚人》的同一年,《1924年移民法》对新移民实行配额限制,这使一种建立在受白人社会接纳与阿拉伯人对美国贡献基础上的移民叙事变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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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移民法,也称为约翰逊-里德法案,是美国联邦法律。它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并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数量设定配额。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优生学倡导者)和参议员大卫·里德是该法案的两位主要设计者。他们将此举视为抵御“外来血统”的堡垒;它同样得到了排外和本土主义团体如三K党的支持。对此,《纽约时报》头条宣布“美国民族大熔炉的终结”,并附有欧洲移民配额的前后地图,显示德国和英国移民更受欢迎。
然而,阿拉伯侨民历史书写中广为人知的发展弧线及其对商业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执着,与大量证据存在矛盾——这些证据表明,工厂劳动构成了阿拉伯侨民经济体的筋骨。
叙利亚工厂工人一再发动罢工并使工厂停工。1912、1919、1921和1924年是在劳伦斯;1913、1919和1924年在帕特森;1913、1916、1919年乃至整个20世纪30年代在纽约市。
在新英格兰的工业城镇,叙利亚人是毛纺、皮革、丝绸和棉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个能够跨越多家工厂组织起来、并能发动全面罢工的集体。许多工会将叙利亚人视为关键支持群体,叙利亚工人也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以及美国联合服装工人协会。
然而,美国劳工运动的保守派,包括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机构),却将叙利亚工人视作对本土劳工在种族层面的威胁。
劳联的行业工会主义旨在保护技术熟练的白人产业工人免受移民劳工的冲击,这一策略“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并导致该工会支持诸如雇佣控制、移民限制和驱逐出境等手段。怀有仇外心理的组织者与雇主一道,将叙利亚人刻板地描绘成无可救药的激进分子。
1919年,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一次丝绸业罢工中,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副主席托马斯·麦克马洪(Thomas McMahon)谴责了与世界产联有联系的叙利亚织工,称他们是“工人运动中的叛徒”,他们“通过其非美组织……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试图煽动阶级仇恨和种族敌意。”
而这些织工罢工,正是为了抗议麦克马洪拒绝讨论他们关于每周工作44小时的要求。两千名织工离开工作岗位,削弱了联合纺织工会在与帕特森丝绸制造商谈判时的力量。
行业工会不仅清楚叙利亚工人在毛纺、棉纺和丝绸业中的数量,也深知叙利亚组织者能迅速动员劳伦斯的三千名工人,或纽约、布鲁克林、帕特森等地的五千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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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坐在缝纫机前,在纽约市的“叙利亚作坊”之一工作,这些服装公司在直接商人的控制下制造和服及其他白色服装,大约拍摄于在1930年。
除了受雇于美国公司外,叙利亚移民,尤其是从事服装业的年轻女性,也在其他叙利亚人建立的工厂中工作。这些所谓的"叙利亚作坊"(工会如此称呼它们)出现在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由那些跟随叙利亚纺织工人出国的侨民商人创办。随着叙利亚商人-制造商阶层的规模扩大,新的工厂应运而生,雇佣人数从几十人到上千人不等。
这些工厂大多生产白色织物制品:内衣、女式内衣、睡衣以及带有蕾丝和手工刺绣的家用亚麻制品。在所有产品中,叙利亚和服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种无领、前开襟的长袍,由叙利亚的斯坎达拉尼(skandarani)丝绸面料根据美国品味改良而成。
和服产业催生了一个新的侨民工业精英阶层,即纽约所谓的"和服之王":米哈伊尔·阿里达(Mikhaʾil Arida)、阿卜杜拉·巴尔萨(Abdalla Barsa)、埃利亚斯·穆阿卡德(Elias Mouakad)等。
关于阿拉伯侨民的流行记述往往从这里开始,带着卡莱尔式(译注:来自托马斯·卡莱尔,此处指英雄史观)的、对那些拥有白手起家故事的侨民商人-制造商"伟人"的着迷,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地位和权力。
而缝制这些衣物的工人,则从这些叙事中被抹去了;叙利亚女工在服装厂的存在,就如同她们所生产的内衣一样"不可言说"。一旦制作完成,美式叙利亚和服就与大量的白色织物制品一同,被装入叙利亚背包小贩的手提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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